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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一名外地學生的內心獨白

——淺談外地生留澳工作之我見

最近兩月澳門社會關於“外地學生應不應該留澳工作”的話題討論得如火如荼，社會各界的知名人士、專家學者、高校老師、學生都積極參與其中。本人作為在澳讀書的外地學生，對此話題也有一些個人的思考。

    首先我有個疑惑：當社會各界那麼激烈地討論這個話題的時候，話題的主角——外地學生似乎處於一個完全“局外人”的角色。外地生畢業以後，究竟有多少人是想留在澳門工作？為什麼想留澳工作？當局是否又展開過深入的調查了呢？各位議員、專家、學者只是一味地將大學畢業生與專才進行區分，討論著制度本身適不適宜另闢蹊徑的同時，是否有人真正關心過他們每天討論的“外地生”們，心裡到底是怎麼想的？

    其實，作為一名外地留學生，和大多數人一樣，很喜歡澳門這座小城市，在這裡生活了四年，澳門的人和物都給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亦給了我如故鄉一般的歸屬感。很多已經畢業的學長學姐，他們離開澳門以後，都會經常安排時間回到澳門看看。澳門之於我們，是一種什麼樣的情感，你們又真的瞭解嗎？其實，現有的外雇制度也好，另闢蹊徑引入一套“人才制度”也罷，之於我們的意義，和當局激烈辯論的又不完全一樣。老實講，很多來澳門留學的外地學生，畢業以後多想繼續出國深造，想留在澳門工作的，也有一部分是的的確確對澳門有著深刻感情的人，現有的外雇政策對於這部分畢業生而言，也是一條可以行得通的途徑。我們真正在乎的，其實是澳門能否給予我們的一個容納的態度而已。

    誠然，每個地方都有自己的保護主義。但是，如若在保護本地人的同時，還要想吸引外地人才，前提是這個地方一定要有一個合理、健康的競爭機制。吸引人才過來的同時，還能留得住人才。反觀澳門，現有的外雇制度下，多少公司招人第一句話是“你是否持有本地身份證？”沒有又如何呢？這些公司何嘗給過外地生一個公平的競爭機會呢？當然，外地生在抱怨之前，首先應問問自己，你自己是否已經足夠優秀？你是否已經具備留下來的資格？你是否足夠努力想要上進？如果連這些都做不到，又拿什麼來要求公平？

    貴刊上期關於外地學生是否應該留澳工作的辯論，讓我獲益良多，其實我覺得有兩件事必須要做好：第一，政府應該給出一個合理的理由，解釋為什麼一定要另辟新徑而非完善現有制度。這樣一來，很多社會上的爭執、猜測自然會不攻自破。第二：外地生應該加強自身能力的培養，讓自己努力接近“專才”的標準。只有自身素質越來越高，工作能力越來越強，相信到了那個時候，社會上支持者的聲音自然也會更多。（澳門科大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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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骨天线”再返澳门电视收讯主要舞台

近日《澳门日报》有这么一则新闻，公天开始接驳有线讯号。公天有线之争的议题可谓是老生常谈，现澳门政府终于给出了一个双方均可接受的解决方案。通过公天与有线的合作，以确保居民收看电视节目的权利不受侵害。本是一个皆大欢喜的解决方案，可结果仍然不尽如人意。

公天有线握手言和，最大的受益者莫过于本澳居民。可真到了实际操作，还是略显瑕疵。《澳门日报》的报道称，讯号接驳期间或之后的一段短时间内，或会出现讯号短暂中断、频道调动或画面不清的情况。不过技术方面的问题，是可以通过工作人员的调试进行改善。

但最让人接受不了的还是，“‘澳视体育’和‘澳视高清’两频道，不纳入有线与公天签署合作协议内居民可收看的频道。”

政府方面给出的理由是为确保有线电视的专营权不受侵犯，终止非法转播电视信号活动。简单来说，即是为了版权问题，宁可容许居民透过公天在大厦内安装“鱼骨天线”或卫星接收器接收电视讯号，也不想办法处理这个问题。

这一做法未免有点贻笑大方。“鱼骨天线”在内地很多地方已经成为很多年轻人的童年回忆，收看电视统统安装机顶盒，其中再划分收费节目与免费节目，而免费节目亦能收到一百多个台。然而作为特别行政区的澳门，却继续启用“鱼骨天线”接收讯号，而且不使用“鱼骨天线”的话，连一些常规台都看不到，确实有点说不过去。

从内地网络论坛中了解到，内地人眼中的澳门人，一般上网的比较少，上网也只是社交网或一些社交网衍生的游戏讨论区较多，其他基本都是靠看电视来获得资讯或打发时间。虽然这个现象或许不能代表澳门人真正地情况，但从这个缩影可以推断出，电视在澳门人的生活中确实占了很大的分量。然而如今有的电视频道因版权问题而让部分人收看到，无疑是增加澳门居民不便。

如今公天有线合作之初，虽表面一片祥和，但其衍生些许瑕疵依然不容忽视。用“鱼骨天线”事小，考虑往后如何处理居民收看电视节目讯号等方面的技术问题、如何确保民众收看电视节目的权利不受影响、如何更好地开放电视市场等更为重要。（贝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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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驚喜，和諧至極的2013澳門立法會選舉

◆澳门/谭志强
前 言    第五屆澳門立法會選舉，將於今年9月15日舉行投票。今屆立法會選舉總共產生33席議員，包括直選選區的14席、間選選區的12席、和行政長官委任的7席。6月28日，第四屆澳門立法會選舉的直選選區和間選選區合格候選人名單定案，初步的預測是，在目前澳門立法會選舉的遊戲規則和政治生態環境的互動下，結果應該是“人人有希望”，但不是“個個有把握”，最後是“沒有驚喜，和諧至極”。
遊戲規則對知名度低  候選人不公平
    澳門立法會選舉的遊戲規則的最大問題是“選舉活動開始日”（8月31日）到“結束日”（9月13日）的“選舉宣傳期”太過短促，只有兩週（14日），對一些知名度較低的、非現任議員的、初次參選的、比較年輕的候選人非常的不公平。因為，兩個星期的時間，這些候選人可能連澳門半島的北區都沒有辦法“掃街洗樓”完畢，更遑論去中區、南區或海島市地區做“宣傳”或“與選民親身接觸”。
    “宣傳期太過短促”的“告知功能不足”弱點，本來可以通過大眾傳媒的密集報導去補救，但是，立法會對傳媒的現行有關規定，卻抹煞了大眾傳媒的的“告知功能”。因為，相較鄰近地區來說，澳門有關當局在對傳媒應該如何報導選舉過程來說，可以說是非常簡陋，過度簡單的規定往往讓有關當局作出過度解釋的空間，在澳門的特殊傳媒生態環境下，更是地雷處處，讓傳媒有關主管或主持動輒得咎。
    例如，在《立法會選舉實用手冊2013》的“7.7廣播使用權”章節中，只是簡單說及“電台及電視台以公平方式對待各候選人名單”。
    為甚麼只限制“電台及電視台”，沒有對“報刊”及“網路媒體”作出任何限制呢？於是，大家便可以看到澳門的某些銷量較多的報刊，最近便會很“無厘頭”地常常出現某些已經宣佈或報名參選的“特定候選人”，以“非候選人的其他身份”頻頻曝光在報刊版面上，對其他不少候選人很不公平。
    “網路媒體”的情況也是大致雷同，但是，由於此類媒體對弱勢候選人來說，應是可以說是一種“濟弱扶傾”的“補救”，現階段還是不予限制較好。
    又如，“7.10新聞自由”、“7.11商業廣告的禁止”和“7.12民意測驗結果公佈的禁止”三個章節，也是規定得太過簡單，缺乏具體的“行動”指引，如果“電台或電視台”的有關主管為了不出問題，乾脆不搞任何“選舉論壇”節目，“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少一事不如不做事”，將是有關主管最有可能的選擇。
    以香港去（2012）年舉行的立法會選舉為例，其“選舉指引”就全面、具體和合理得多，其內容全部都合併在“第十一章，競選廣播、傳媒報導及選舉論壇”的五部分（包括通則、在電視及電台進行競選活動、通過印刷傳媒宣傳、選舉論壇、制裁）之內，共有7版21條。
    例如，“以節目主持、經常參與節目者、演員、樂師、歌手或其他表演者的身份在電視／電台／電影亮相的候選人”的案例為例，該11.10條規定：“節目主持，包括嘉賓主持，在公開表明有意參選後，或在選舉期間（如他成為候選人），不應以該等身份參與任何節目。這是為了避免在這個關鍵時刻為他們作不公平的外宣傳。節目主持或經常參與節目者當可以候選人的身份，出席下文第四部分所述的選舉論壇。”11.11條則規定：“任何人如因履行合約而須以節目主持、演員、樂師、歌手或任何其他形式的表演者的身份，在它表明參選之前，或在選舉期之前或之後已排期舉行的任何演出中亮相，則仍可繼績如常亮相。不過，該人應盡力要求有關的負責人不要在他表明有意參選後，或在選舉期內（如他成為候選人），在任何傳媒中播放他亮相的部分。”
    如果澳門選管會公佈這些條文，或許日後便不會再度發生高天賜議員亂轟《風火台》嘉賓主持林玉鳳，或者青年團體負責人高岸峰抱怨《澳門論壇》主持不讓他有機會發言的“滑稽”事件。
台灣未來交易研究所的預測
    迄今為止，能自比較超然中立的角度去分析今年澳門立法會選舉的機構不多。最早於5月30日公佈初步預測的是台灣的“未來事件交易所”，該所的預測前14名候選人按順序排列是：何潤生（現任議員）、關翠杏（現任議員）、梁安琪（現任議員）、麥瑞權（現任議員）、高天賜（現任議員）、陳明金（現任議員）、區錦新（現任議員）、吳國昌（現任議員）、黃潔貞（新人）、陳偉智（現任議員）、陳美儀（現任議員）、施家倫（新人）、林倫偉（新人）、黃昇雄（新人）。換言之，上述人暫時在安全當選名單之內。其他比較有機會當選的候選人，分別是排名第15,16,17名的林玉鳳、關偉霖、周庭希。
    未來事件交易所認為，截至5月30日為止，在應選的14個席位中，除陳偉智和陳美儀外，有8名尋求連任的現任議員當選機會較大。新人之中，黃潔貞表現最突出，擠進前10名之內；此外，新人施家倫、林倫偉、黃昇雄都暫時進入前14名之中。
    當然，任何此類預測都只是一種估計，最多只能作為參考，選舉過程千變萬化，往往開票之後大家才發覺“一翻兩瞪眼”，“玻璃眼鏡碎片滿地”。
總 結
    不管如何，根據最新公佈的競逐名單，間選議員方面，應該還是沒有太多懸念，和過去幾屆一樣，都是澳門各方勢力協調之後的“等額選舉”，“人人有位坐，個個有肉食”。直選議員方面，則是前面八至九席早已有候選人“坐定粒六”，只要這幾位候選人維持到上一屆的基本盤（選票來源），便可以順利連任；至於後面剩下的5至6席，則由大概8至10具有一定基本盤（選票來源）的候選人去競逐，“人人有希望”，但不是“個個有把握”。委任議員方面，則要有待兩組議員的結果正式揭曉之後，由崔世安特首根據政治形勢自行判斷應該委任哪些人馬去為澳門特區政府的法案“保駕護航”。“沒有驚喜，和諧至極”，是目前的立法會選舉遊戲規則和各方勢力對此等因素互動之後的“必然結果”。（作者是澳門時事評論員、大學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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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员群起炮轰 司长绕弯回应

今年立法会的新闻是越看越有意思。不得不说，议员们都验证了这么一句话，“只有上不去的人，没有过不了的山。”议员们真下定决心为民众多办事，任何人都无法阻挡。这不，最具争议的三大法案之一“城规法”刚呈交立法会大会细则性审议及表决，即遭到议员群起炮轰，轮番“开火”。

《澳门日报》报道称，“部分议员不满刘仕尧的答复，频频追问。”“刘仕尧未有正面响应城规会成员的代表性问题，但重申城市规划涉及千家万户、关乎整个城市发展……”

不难想象，当时的场面有多么地激烈。笔者不是故意兴风作浪，而是不禁要感概一句，“现在的议员可不好忽悠了。”

言归正传，“城规法”，顾名思义，一个城市的规划法案。那么，一个城市的格局到底要如何规划，当中的细节，并不单纯像小狗撒尿划分地盘一般，而是要听取各方意见，实地做调研，最后一步才是提出有效方案。

目前，当局所为致使议员们不满有二。其一集思广益不足。“城市规划委员会”相信各位都不陌生，这是由行政当局代表、城市规划及与其相关的其它范畴的专业人士，以及获社会公认为杰出的人士所构成。可是，议员们就觉得城市规划光靠“专业人士”提建议，还不如百姓提的实在。

举一个不太恰当的例子。让一个主修中国古代汉语的教授来为小学语文期末考试出题，怎么都比不上让专门调研小学语文教辅的老师出题合适。专业人士提的建议固然足够科学，但毕竟城市规划注重的是实用性。从司长给出的回应中，显然，当局亦意识到了这一点。

虽然刘仕尧强调，“委员会中政府代表不会超过一半，以推动专业及社会人士更广泛参与。亦引入‘利益回避制度’，保障委员会的公正及公信力”，但是具体操作还得拭目以待。

其二，在提出有效方案时并没有规定城市整体及各区规划推出的时限批评。虽说要改变一个城市的格局并不简单，罗马亦非一日可成，但是总得给个期限，给城市规划者起一个督促的作用，让百姓有个期盼的念想。

我认为，制订期限是促进效率的方式之一。期限在即，城市规划者没有任何一个将工程一拖再拖的理由，否则他将在公众面前失去公信力。而针对制订期限这一说法，办公室主任黄振东表示，“城规不单是技术蓝图，要经过公众参与等程序，故不能简单用时间限制规划推出。然而，法案订明了公众咨询等各个阶段的工作事项。”其实，在我看来，议员要求制订期限应该不是让当局随口说大话，随便制订一个最终完成的日子，而是当局给出明确的城市规划“各个阶段”完成所需时间，从而方便议员们与民众在城市规划过程中行使监督的权利。

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瞧见议员们的连番炮轰，虽看似硝烟味十足，但整场“舌战”却毫不掩饰地展示出无论是哪一方都是希望澳门能在众位的头脑风暴中发展得更好的冀望。总的来看，议员开始重视基层百姓的想法，积极面对他们的怨言，切实倾听百姓的心声，诉说百姓呼声，从而为百姓谋福祉。（贝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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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年一起追寻的功夫梦


——鮮魚行武術班的回憶

◆澳门/呂詠兒




上世紀60到80年代，澳門出現功夫熱潮，學習功夫是當時年輕人的主要娛樂活動。這種傳統國技如何能夠吸引並激勵那些年輕人呢？或許可從這篇訪問中找到答案。
    澳門工業騰飛於上世紀60年代，當時紡織業逐漸成為帶動出口加工業成長的一大支柱。經濟增長令勞動力需求大增，湧入澳門的內地人也越來越多。1963年，15歲的呂瑞源隻身來到澳門，希望找到工作，養活留在廣東中山的母親及三個弟妹。幼年喪父的他早已輟學，也無一技之長，在果欄街一間賣秤店當了幾年學徒，後來輾轉到針織廠工作，整天站著來回拉動針織機。對一位年輕人來說，夜以繼日機械式的工作徒增生活的苦悶，微薄的收入也不允許有甚麼娛樂。
    “當時一把秤才賣兩塊半，別人都說賣秤沒有前途。我便改行推銷原子粒收音機，邊聽電台節目邊學廣東話。後來和朋友到教區福利會針織訓練中心學習拉機，入行後每天才賺7元錢日薪。”呂瑞源打開回憶的閘門對我細細訴說，我也就忠實地記錄下他的原話，穿插在字裡行間，期盼為採訪稿增加一點真實感。
    在親人的介紹下，呂瑞源得到一位長輩劉惠洪的關照，開始了40多年的師徒情緣，也點燃了他對功夫的大半生狂熱。
    “有一天到洪叔家吃飯，我看見他的姻表弟在廚房裏不停地耍動一根鐵棍，就好奇地詢問，他說是表姐夫教他的健身方法，還問我既然相熟為甚麼不跟著習武呢？他告訴我，表姐夫劉惠洪曾在鮮魚公會的武術班任教，最近正要重新開班。不久我就和那位表弟一起參加了鮮魚行武術班。”
    現已80多歲的劉惠洪師傅原本從事魚行工作，他是澳門非物質文化遺產舞醉龍的第二代傳人。鮮魚行在每年四月初八浴佛節，都會舉行舞醉龍、醒獅、巡遊、派龍船頭飯等祭祀祈福儀式，藉此加強團結。至少從50多年前開始，魚行便開辦武術班，請師傅在晚上教魚行子弟武術和醒獅。到了四月初八，老前輩玩醉龍，年輕的表演舞獅、武術，展示學習成果。舞醉龍的技藝源自武術，動作和步法融合了多家南派武術精髓。
    “洪叔不算高大，但是上百斤的石擔，可舉十多下而面不改色。他對弟子十分隨和。”
    鮮魚行武術班除有洪叔傳授蔡李佛拳和查拳，尚有林昌、劉發等名師有時也來教習洪拳和洪佛拳。蔡李佛拳術為清代新會人陳享所創，他曾向蔡福、李友山、青草和尚學習拳術，後結合三家所長自成一派。蔡李佛套路超過四十多套，器械有刀、槍、棍等兵器。洪拳相傳有三百多年的歷史，為廣東拳術五大家之首。洪拳的代表人物陸阿采、黃飛鴻等人的故事最為廣東人所熟悉。套路主要有工字伏虎拳、鐵線拳、虎鶴雙形拳、五形拳以及五禽拳等。兵器有棍、刀、劍、槍甚至是鐵尺、扇子、柺、雨傘、大刀。洪佛拳則是少林寺僧伍雷所創，他將洪家拳和佛家拳兩者的優勢糅合起來創製成洪佛拳。
    呂瑞源成為鮮魚行武術班復課後的第一批學員，1967年起他踏進了功夫世界。他的武術基礎由各種套路開始。所謂套路就是一連串含有技擊和攻防意義的動作組合。他曾參與魚行的舞醉龍表演，最著迷的是拳腳功夫和功夫背後的俠義精神。
    “我小時候很嚮往武俠精神，無論是聽說書人講故事，還是看連環畫，最喜歡《七俠五義》、《水泊梁山》。移居澳門後收聽的電台節目少不了武俠廣播劇。關德興演出的黃飛鴻系列、辛康納利的鐵金剛和近衛十四郎飾演的日本武俠，那些武打電影對我影響很深，特別是勁道十足的對打場面。譬如黃飛鴻用‘鬼王拍蚊’打敗石堅那一招我印象最為深刻。當時街頭巷尾的小孩子誰不懂得擺出黃飛鴻的虎爪姿勢？”
    1954年，吳家太極掌門人吳公儀與白鶴派猛將陳克夫在澳門新花園泳池進行轟動一時的“吳陳比武”，在社會上造成很大的反響，掀起了功夫熱，也催生了香港武俠小說兩顆寫作新星——金庸和梁羽生，進一步推動了武術在文學、戲劇創作中的浪潮。洪拳、蔡李佛、詠春、螳螂拳、太極拳等門派，以及黃飛鴻、葉問、李小龍等人的事跡，都成為鄰埠電影中歷久不衰的題材。武術故事中特有的的功夫文化，植根於人們的生活中。電影中天臺武館也展現了港澳城市的生活風貌及獨特的習武環境。
    呂瑞源學武不久，武術班上課的地點由宜安街（福隆新巷）舊式住宅搬到庇山耶街（爐石塘）鮮魚市販小學的天臺。天臺擺放了練習用的南獅、石擔及刀、槍、棍、耙、叉等兵器，還有勞動人民可隨手作為武器的長板凳、禾槍和鋤頭。每晚七時許，呂瑞源等幾位師兄先來打點一切。隨後，從魚行子弟中招收的弟子會陸續到達。高峰時期前來學習的人約有六、七十人。初學者必須練習紮馬一類的基本功，以及小梅花一類基本套路；資深的學習兵器、獅藝。這時社會風氣漸為開放，有些愛好此道的女孩子也來拜師。弟子們練習套路時齊聲發出“嘿、嘿”的吼聲，女徒弟們則幫忙熬粥煮糖水，其情切切，其樂融融。差不多直至深夜11點，天臺才恢復平靜。天臺武館成為這群師兄師弟交友消遣、強身健體的好地方。若師傅或大師兄未歸，呂瑞源便會協助指導師弟師妹練習。年輕好勝的他並沒有完全遵從師傅的教導模式，總想方設法突破傳統的限制。
    “不過一兩年，我已經顛覆了師傅所教的內容，想出很多新的對拆套路，我鑽研各種武術書籍和雜誌，又從其他拳術中偷師，甚至私下教師弟‘擒拿手’等一些其他門派的招式。這種事按理師傅不會允許，但洪叔對我很寬容。”
    為了讓自己的武藝更勝一籌，呂瑞源也向其他派別的師傅求教。其中有林成發的螳螂拳、梁紹男的彈腿，還有當時頗具名氣的梁中天和梁晚。梁中天是黃飛鴻的徒孫，後又拜在北派武學宗師段玉清門下，集南北武藝於一身。梁晚為澳門蔡李佛傳人，他就是劉惠洪的師傅。
    “梁中天擅長華拳彈腿，我曾有幸跟他學了一點。洪叔並沒門戶之見，對於不是自己強項的拳法套路，態度開放，有段時間叫我與師兄弟跟師公梁晚學習鐵包金棍和虎鶴雙形拳這些絶技，大大提昇了我們在蔡李佛拳和洪拳方面的造詣。”
    去鬥牛場觀賞泰拳表演，到別的武館偷師，追看摔跤電視節目，研究武術秘笈，還感染了李小龍帶動的功夫狂熱，呂瑞源天天做夢都想著武術，隨時隨地準備一展身手。當時的紡織工人中有不少內地移民及東南亞的歸僑，也算是臥虎藏龍，大家常找機會互相比試。
    “那時，沒有公開比試的途徑，不能隨便‘講手’。我買了一雙拳套，經常約那些學詠春、泰拳的工友到我租住單位的天臺切磋比試，測試自己的實力。戴拳套的那個攻擊，另一個防守。當然這些比試不論輸贏都不能讓師傅知道。”
    除了浴佛節，每年國慶節或社團慶典都設有武術表演。為了增加觀賞性，魚行武術班請來洪拳和太極的高手林昌教授霸王拳拆、大刀長凳拆、雙刀對拳拆等套路，作為表演節目。對拆是雙人實戰比武、拆解對方招式的演示形式。呂瑞源從中得到了不少啟發，研發出幾套創新的對拆套路，在日後的表演中大放異彩。
    “對拆講求默契、反應和速度，攻守之間以和為貴。師兄弟的感情透過這種交流方式累積、加深。我們一到表演就非常興奮，經常討論實戰對拆的招式，最受歡迎的是關刀長凳拆。1976年，大陸還未開放，我們魚行到順德大良表演，就住在廣東四大名園之一的清暉園，演出時觀眾竟達到一兩千人。”
    武術表演為武術班的學員帶來積極的推動力，也是當時澳門市民的娛樂節目與集體回憶。工人球場、工人康樂館、塔石球場這些演出場地，每當武術表演時常常可以見到人山人海的盛況，街坊群眾無不圍觀喝彩、掌聲不斷。1978年5月，一場盛大的澳門工人武術匯演於康樂館舉行，近二百名運動員參加，各家門派表演項目180多項。當年盛況空前，至今也仍為武術界同行們所津津樂道。此外，上世紀70年代，澳門的武術團體也開始積極到內地交流表演，受到當地人民的熱烈歡迎。
    鮮魚行武術班的學員為各項表演齊心合力、同甘共苦，日夜操練、揮灑汗水，培養了深厚的友誼。呂瑞源在這裡不但擁有一班情同手足的師兄弟，也找到一生的伴侶。不過，他談戀愛也會不忘記練功。
    “我老婆原本是我武術班的師妹，大家一起練武便熟絡了。早上6點從新橋騎單車到新馬路接她出門，首先到泳棚游水、再去白鴿巢打羽毛球，工廠午休和下午茶時段我會練練掌上壓，放工就一起到武術班練功夫，放學吃‘細用’（雲吞麵），11點才依依不捨送她回家；放假時會約她到離島郊遊爬山，或者看武打電影。”
    至80年代末，在功夫電影熱潮開始減退的同時，呂瑞源也因為生活的重擔，以及工作繁重的壓力，逐漸淡出武術班，只偶爾出席師兄弟所辦的活動或魚行的節慶。但是，他對功夫仍然堅守著一份執著，武術精神從未離開他的生活。
    “武術的根底讓我明白人體的關節經絡，有助對保健按摩、跌打推拿的理解。現在我用穴位按摩來保持自己和家人的健康。”
    如今，年逾花甲的呂瑞源，依然精神飽滿。他的興趣已轉移到保健養生方面。以前對拆用的長棍變成了按摩用具——一端頂著牆角，另一端利用體重壓向背部的穴位。呂瑞源在追尋功夫的夢想中，表現出超越自我的勇氣和毅力，也讓他更加有勇於戰勝生活中遇上的種種困憂。師傅前輩們不拘門派、無私奉獻的胸懷令人欽佩。同門之間在互相幫助、共同進步的習武過程中結下的深厚情誼，讓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更加和諧、融洽。
    “適當的武術鍛鍊為身體的資本儲蓄，保持身心健康也可減少社會負擔，真是一舉兩得。修練功夫讓我的人生有所寄託，武學精神提昇了個人修養。雖然多年習武留下了不少傷痛舊患，然而也讓我擁有了一段充滿活力和毅力的青春歲月，結識了一群團結齊心的好朋友。”
    聽完呂瑞源先生講述他與武術的不解情緣，我不禁感慨萬分。中國武術源遠流長，博大精深。武術精神中所體現出來的尊師重道的倫理道德、自強不息的奮鬥精神、開拓進取的創新精神、團結友愛的團隊精神等，都是寶貴的精神財富，對過去和當今的澳門社會都有著不可替代的積極意義。（作者是澳門城市大學文化產業管理碩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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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夕节引发的浅思

七夕节，传说中纪念织女的日子，亦是牛郎织女一年一度见面的日子，而今被商家包装成情人节，应节的玫瑰、巧克力继中西方各种说法的情人节之后再次登上各大商场显眼的舞台。

可是，中国的情人节不是元宵节吗？不少对传统节日感兴趣的网友们发出这么一个疑问。

据了解，在澳门七夕节又被称作乞巧节、七姐诞、女儿节。以往从初六晚开始至初七晚，一连两晚，澳门的姑娘们都会穿上新衣服，戴上新首饰，焚香点烛，虔诚地向星空跪拜七次。然后，姑娘们手执彩线对着灯影将线穿过针孔，如一口气能穿七枚针孔者叫“得巧”，穿不到七个针孔的则叫“输巧”。七夕过后，姑娘们还将制作的小工艺品、玩具互相赠送，以示友情。

其实，不只是澳门有这样的习俗，内地其他地区亦有类似的风俗习惯，只不过因为传说中牛郎织女是在这一天被批准相见，才逐渐被商家戏说成情人节。

传统节日被如此扭曲，是否是好事？我认为，这种做法甚是不妥。

七夕节，原本带有祈求自己能够心灵手巧一意，而后逐渐延伸出祈求爱情之意。确实在朴素之余，更增添了几分浪漫色彩。但是，若将这种浪漫色彩被商家们硬是扭曲成赚钱的工具，不禁有一股铜臭味笼罩着原本纯洁的节日。

传统节日能流传至今，实属难得。可流传过程被扭曲，而使后人混淆，这与直接舍弃传统节日有何区别？

传统七夕节由原意“家家乞巧望秋月，穿尽红丝几万条”到如今只保留“七夕今宵看碧霄，牛郎织女渡鹊桥”的现象，我们可否理解成，如今人们尤其女子对爱情的追求多过对手艺技能的追求呢？

现在大多数女性虽然独立，但“工作好不如嫁得好”的思想一直都没有削弱，再加上就业越来越难，不少女性更坚定这种想法。

简单来说，对于女性本身的定位，往往不在于社会的看法，而在于自己对自己的定位。每个人都独立个体，个性是必然的，谁也不是谁的附属品。若现今女性仍旧注重手艺技能的追求，其实也不难发现，在追求自身完善的过程中，会是一个觅得美好情人的路途。（贝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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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譚志強“香港新加坡等地人才居留政策不適合澳門”的觀點


讀過貴刊6月號刊登的“澳門非本地生是否獲允留澳工作”辯論活動文章，文中，澳門工聯民政民生關注組成員林宇濤、澳門大學政府與行政學系副教授仇國平及時事評論員譚志強等，明確反對非本地生留澳工作的觀點有理有據有說服力。

    仇國平認為政府提出“內地畢業生留澳就業政策是為了輸入專才”說辭牽強。他質疑剛畢業的大學生，無論是外地還是本地，都未達到專才水準，而且，真正的外地專才完全可以透過現行政策引入。他認為澳門真正缺乏各類型的高端人才，數百年來，澳門都靠外地人才發展，但能留住高素質的國際級別人才太少，再者澳門的本地人才中，不少離開澳門深造後就不願回澳門發展，澳門政府在輸入更多專才前，應先瞭解為何這些人才不願回澳的問題所在。

    林宇滔批評政府現行勞工制度沒有退場機制，影響了本地青年向上流動機會。林宇滔指大學畢業生絕對不是只要有一紙畢業證就是一個專才，最重要的是一個人的實踐工作能力，也不能說沒有學歷的人就是等於沒有專業技術。此外，現行的外雇政策已經在澳門行之有效地為澳門引入了很多技術人才。而現實中的問題是，因沒有退場機制，一些外雇人才來澳門任職中高級管理層十多年仍然在其位，直接影響了本地人才向上流動的機會。

    而譚志強所說的更是有的放矢，他非常明確地指出“香港、新加坡等地人才居留政策不適合澳門”，目前澳門特區並非不准外地生留澳門工作，但若將留下工作與居留權混為一談，社會上肯定反對，因為澳門只靠賭博一賭獨大，並不具條件向香港、上海、新加坡均為國際級別的金融中心和航運中心看齊。假如澳門的賭場派牌工作一旦引入非本地大學生，勢必嚴重影響本地人的就業機會，更會直接影響澳門各大學的基本素質。譚教授亦認同，澳門很多中小企業請不到人手而需要請外來勞動力，所以輸入外勞機制非常有效，但不應視外勞可以落戶澳門成為居民。

    讀了貴刊上述各位有識之士的觀點，令我很受啟發，一直以來，澳門是一個地方細小，無工無農，唯靠“一賭獨大”在支撐著澳門的民生夢。回歸13年以來，澳門仍然無力改變“一賭獨大”的格局，所謂的“產業經濟適度多元發展”、“世界旅遊休閒中心”、橫琴中醫藥園、澳門大學橫琴校區都會步青洲跨境工業園後塵，最終淪為一撮權貴的收穫果實。若允許在澳讀大學的非本地生在澳門定居工作，內地那些富戶子女勢必成為澳門私立大學的搖錢樹，屆時，澳門各院校將不僅有條件向超級“學店”發展，更將會成為超出政府掌控的“變相黑市移民中心”，這也是我們多數普羅市民關心的根本所在。
（澳門·龔文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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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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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的士敢趁风抢钱？
在澳“搭的”难已经老生常谈了，可一碰到恶劣天气，的士大哥们则变得更加趾高气扬。因受台风“尤特”影响，本澳海陆空交通大受影响，三家巴士公司均暂停服务，致使的士“趁打风天狂宰客”的现象频生。
据了解，恶劣天气情况下，不只是澳门的士会出现“拣客”、拒载的情景，在内地也不乏这种现象发生。不过，无论在哪里发生，怎么都不和谐。
在恶劣天气里“飞的”，注定是要受点气的。那些不被的士大爷们拒绝的乘客们也好不到哪去。一到目的地，司机右手一伸，施展一招，漫天要价，赶时间的你即使再火大也不得不就范。
此种情况，怎一个乱字了得？
我以为，无规矩不成方圆。首先，先忽略特殊情况，就拿平时来说事，为什么司机敢“拣客”、拒载，导致澳门“打的难”的臭名远扬？若相关部门拿出魄力，重新规范游戏规则，上至每家的士公司，下至每位司机都进行严格规范。只要有乘客对该司机进行投诉，该司机就得承担相应的责任。这一点，广州的的士公司则做得不错。曾经听广州交通集团的司机提过，只要有一个乘客投诉被拒载，一经查实，这个司机基本就不用做了。
其次，粗俗地说，“谁会跟钱过不去？”相关部门、领导确实该好好想想这个问题，为什么司机宁愿不挣钱也要拒载？
除了服务问题，最重要的还是钱的问题。为什么在恶劣天气情况下，的士司机可以无上限地漫天要价？这个现象确实要好好管管了。收费标准个个都知道，不知道的还有跳表的装置，可貌似的士业界的潜规则一样，一到恶劣天气情况，的士基本都不打表。
我们不妨人性地看待这个问题。台风天除的士已经没有别的交通工具，而的士司机亦是冒着生命危险在为我们服务，他们提高要价只是当为他们买份保险。的士联谊会常务副主席戴锦良在《澳门日报》的报道中是这样表述的，“的士司机有交租压力，选择台风下开工，引起的意外或损失要自负，即使提高收费也无可厚非。”的士司机台风开工引起意外或损失要么自己负责，要么乘客负责，请问政府该负责哪一部分呢？政府是时候垫高枕头，好好考虑解决方案了。（贝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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