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来自澳门的刊物《澳门月刊》现向大家say hi！《澳门月刊》于1993年创刊，是两万余政府部门及专业机构、两岸四地军官干部、数十万青年企业家和白领阶层及海内外社会各界优秀人才了解“一国两制”、澳门特区社会、政治、经济、旅游、民生等方面的必读期刊。并与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70多家媒体资源共享，大量文章被海内外华文电视、报章网站等媒体评论和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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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附：《澳门月刊》第197期 文章导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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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7-9 15:34 上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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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月刊第197期（试看版）

《澳门月刊》今日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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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虽无法亲临澳门城市大学的《卓越讲坛》，但亦可通过以下这篇文章感受大师的和风细雨、面提耳命的教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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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聆大師教誨  感悟創意人生
——澳門城市大學《卓越講壇》紀實


    澳門的自然界春意盎然，澳門的社會生活也生機勃勃。2013年4月15日，澳門世界貿易中心蓮花廳熱鬧非凡，一場別開生面的演講會在這裡隆重舉行。
        主席臺後方豎立著巨大的背板，天藍色背景上一行白字顯得格外醒目：澳門城市大學卓越講壇。《卓越講壇》是澳門城市大學與《澳門月刊》聯合創建的文化品牌，專門邀請名家大師登壇演講，旨在啟迪人生，激勵鬥志，拓寬聽眾視野，營造校園文化，為澳門培養具有創新思維和創造能力的高素質人才貢獻力量。講壇於2012年3月創辦，由澳門立法會前主席、澳門城市大學基金會信託委員會主席曹其真女士作開壇演講。一年來，諸多名師應邀在《卓越講壇》闡述思想，宣傳理念，使莘莘學子獲益匪淺。
         今年《卓越講壇》格外幸運，因為有機會迎來三位大師級的世界著名專家與城大學生們暢談人生。本講的主題定為“創意人生：與大師面對面”，應邀前來的專家是被譽為“世界創意經濟之父”的英國BOP顧問公司總裁約翰·霍金斯，中國改革風雲人物、金融投資家、北京南洋林德投資有限公司總裁溫元凱，日本創造學家、日本創造學會理事長徐方啟。精心佈置的世貿中心蓮花廳座無虛席，260餘名城大師生濟濟一堂傾聽大師的演講。《卓越講壇》發起單位《澳門月刊》社社長王定昌、澳門城市大學副校長梁文慧教授，本次講座主辦單位澳門城市大學澳門社會發展研究中心執行主任李嘉曾教授、澳門中西文化創意產業促進會會長徐淩志教授，澳門城市大學學生處負責人汪立榮，城大管理學院課程主任鄺婉樺博士，以及資助單位澳門特區政府文化局的代表林小雯、劉善瑜，文化產業委員會代表劉俊傑也出席了演講會。
         講壇由李嘉曾教授主持。主持人用英語介紹演講嘉賓時設計了一個與觀眾互動的環節。他先說自己不能確定聽眾們是否認識第一位嘉賓，但能肯定大家都認識這位嘉賓的兒子；然後向聽眾提問：“The name of his son is——（他兒子的名字是——）”，此時全場觀眾異口同聲地回答：“Creative Economy（創意經濟）！”這一回答不僅表現出聽眾對約翰·霍金斯先生的瞭解和尊重，也使這位大師感到十分驚喜。在介紹溫元凱和徐方啟兩位教授時，同樣設計了由聽眾喊出嘉賓名字的環節。簡單卻有趣的互動一下子拉近了大師和聽眾之間的距離，很快就將演講會推向高潮。
         約翰·霍金斯演講的標題是“衡量創造性未來的八個關鍵詞”。他認為，人的社交環境、業務模式、承擔風險的能力等方面，是創意生態最主要的組成部份；而每一種生態都取決於若干不同的因素。接著，霍金斯教授逐一闡釋了他認為與創造性的未來休戚相關的八個關鍵詞：教育、學習、需求、競爭、合同、在線、版權和城市。他特別強調了人的創造性與創意生態的關係：創造力其實就是不斷學習和不斷適應的過程；具有一定規模和範圍的創意生態需要一定數量具有創造性的人共同工作。創意經濟總是高度集中的，並且能在城市得到最好的發展。從這個意義上說，創意經濟是城市現象，同時它也將有效地改變城市的性質。
         溫元凱教授從宏觀層面和全域觀點剖析了頂尖級別的創新人才的培養機制。他列舉了百餘年來有關重大發明創造、諾貝爾獎獲獎者、世界大學排名等方面的大量數據，論證了我國當代頂尖級別人才的匱乏，也強調了加速培養時代需要的創造型人才的重要意義。例如，1901年至2012年，全世界共有577位專家學者獲得諾貝爾奬，其中具有美國籍或在美國工作的就佔70%強。其結果是美國人口雖然只佔全球的5%，卻佔用了全球資源的25%，掌控了全球金融的60%。由此可見，人才，特別是頂尖級別的創造型人才非常重要。溫教授認為，澳門是一個中西文化交融的城市，特別需要培育國際化的創造型人才。在很多領域，包括博彩業、工商管理、文化創意産業等諸多領域都需要創新。他希望澳門抓住機遇，在目前良好的經濟發展基礎上培育更多優秀人才。
         徐方啓教授則結合自己的成長歷史現身說法，深入淺出地講述了“走創造之路，做創造之人”的道理。他出生在上海，小學還沒畢業就碰到文化大革命的浩劫，後來到江西插隊落戶。一本四角號碼字典是他學習文化知識的教科書，堅持自學日語且有所成效使他不斷實現人生的跨越，終於成為日本著名高等學府的資深教授，並且躋身日本學術界，被推選為重要學術團體日本創造學會的理事長，成為該社團歷史上第一位非日本血統的最高領導人。最近幾年徐方啟教授開創了創意經營學的新領域，創建了近畿大學經營創新研究所，產生了比較廣泛的社會影響。他鼓勵年輕人，一定要立志創新，銳意進取，堅持走自己的道路，才有希望獲得成功。
          三位大師的演講雖然角度不同，風格各異，但都闡述了一個道理：人生貴在創意。大師們應用的案例生動，語言精闢，使現場聽眾深受啓發而情緒激奮。在接下來的訪談互動環節中，學生們踴躍提問，與大師們展開了深入的交流。霍金斯教授回答了如何處理個人興趣與現實之間矛盾的問題，溫元凱教授鼓勵學生充分利用澳門和大學提供的有利條件儘快成材，徐方啟教授則分析了中國與日本企業經營在創新方面的差異。隨著訪談的深入，會場的氣氛越來越熱烈，聽眾們感到與大師們的心貼得更緊了。
         有一位學生專門提起一段難忘的往事：1977年8月初，鄧小平同志恢復工作後不久，在北京人民大會堂主持召開“科技教育座談會”。溫元凱作為中國科技大學一名31歲的青年助教，被邀請參加會議，是與會者中最年輕、且是40歲以下唯一的代表。就在這個座談會上，溫元凱在鄧小平同志詢問大家有什麽補充意見的時候抓住機遇，大膽地提出恢復高考制度的建議。他謹慎地提出“自願報考，領導批准，統一考試，擇優錄取”的十六字方針。沒想到鄧小平同志當場表態，表示“至少採納四分之三”，即考大學是每個人都應該享有的權利，不需要經過“領導批准”。鄧小平還在現場指示教育部長劉西堯，收回已經發下去的推薦工農兵上大學的通知，就在1977年恢復高考，“不能再耽誤一代人”。當鄧小平同志作出這個決定的時候，全體與會代表情不自禁地起立，熱烈鼓掌五分鐘之久……提起這段往事，溫元凱教授也十分激動，他站到講臺中央深情地回憶當時的一些情景：代表們起立鼓掌的時候，連人民大會堂倒茶水的女服務員也同大家一同鼓掌而興奮不已。爲了紀念這段不平凡的歷史，感謝鄧小平同志的英明決策改變了千百萬人的命運，參加《卓越講壇》的全體師生再次報以經久不息的熱烈掌聲。
        零距離接觸，面對面地交流確實與通過媒體“仰視”大不相同。大師們的風采使城大師生倍感情切；大師們和風細雨、耳提面命的教誨使莘莘學子如沐春風，如逢甘霖。《卓越講壇》的一次演講很快就結束了，但我們深信，大師們的精闢思想與人生感悟必將伴隨許許多多的年輕人一路前行，在探索創意人生的道路上永不停歇。（澳门/思 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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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月刊》今日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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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澳门，虽比不上香港这个国际大都会，但世界闻名的赌城，亦是人们所向往的。澳门的生活节奏不快，享有特别行政区的特权政策，只要有机会，你会选择在澳门工作还是回生源地工作或是选择到北上广闯出自己的一片天？

下面是来自澳门的受访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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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成受訪市民不排斥非本地優異生留澳工作

——呼喚引入專才應以德為先


    澳門需要什麼樣的專才？專才的標準是什麼？專才應具備哪些基本條件？澳門應該怎樣引進專才？澳門哪些大專院校的師資力量最好、較差或者最亂，在澳門畢業的外地大學生是否能以技術勞工身份留澳工作？
      帶著這些目前本澳社會關注的話題，澳門月刊近期組織了一次有關專家學者、社會人士答辯論壇活動，以及在向市民調查的2400張問卷中，成功收回1970份有效問卷（佔82%），其中有720位被訪者表示，澳門需要德才兼備的專才，品行道德與技術知識的要求相比較，前者尤為重要；有1506位市民附言表示，澳門目前部分大學操守不盡人意，校風甚差，以不牟利為名，實則如同開賭場，有些學校收生無標準，主要是以非全日制外地成人教育對象為主，且以昂貴的學費為前提，交錢就有研究生或博士生畢業證；當中有780名受訪者同時表示，目前澳門政府向私立大學傾斜資助缺乏監管，存在“魚目混珠內部私相授受”的不正當問題；另有645名市民認為，政府資助私立大學應明確本地生和外地生的比例規定，應視本地生為基礎，外地生的獎學金和教學經費的來源不應由政府的公帑承擔，如果私立大學教師職員工資費用由政府承擔，勢必會影響辦學質量，政府不應不分青紅皂白以所謂支持教育為名助長歪風；更有754人表示,在澳門教學的大學教師或教授資格澳門政府應予審查，對於沒有教齡經驗不符合條件的，政府不應資助其研究項目經費，否則難免有濫竽充數的問題發生；另有847人認為，澳門求學的外地畢業生應以技術勞工身份留澳工作，凡連續5年月薪工資為澳門幣六萬元或以上者，方可辦理技術移民居留澳門資格（即以澳門高級技術員等級標準），這樣有利於公平競爭；還有457人認為，向政府申請資助項目應有國際視野，項目內容應公開評審，內地受聘來澳老師數量應設比例限制，留校工作學生應有所監管，比例不宜太多，社會普遍呼籲政府不能濫用公帑去資助不規則的大學。
       前不久本澳教育界的一位知名校長向我表示，目前澳門確實有個別高級別教員存在道德品行不如人意的問題，有的甚至信口開河，不顧廉恥，當面一套背後一套，唯利是圖，利慾薰心。令我想起“欲速則不達”这句俗话，急功近利者一定是戴著功利名位近視眼鏡的目光短淺者。一葉障目，不見泰山，只聞到了芝麻的香，而忘卻了西瓜的甜。急迫地追求短期效應而不顧長遠影響；急迫地追求眼前的蠅頭小利，而不顧全域的根本利益，這都稱之為急功近利。營商者如此，求職者如此，為人師表的傳教也如此。你如果患上了急功近利的毛病，就一定心胸狹窄，胸無大志，總是盲從世俗，腦袋長在人家的脖子上。別人說文憑重要，他便馬上去混文憑。見到別人撈錢去，他如同熱鍋上的螞蟻，就馬上不擇手段，忘恩負義，削尖腦袋去唯利是圖，什麼人格啦，德行啦，人生境界啦，品行操守啦，靈魂啦，優美啦，在他看來一文不值。他認為人生在世吃好穿好說好樂好便就是好，就是價值。於是，為了達到目的，他可以不顧廉恥，然而在我看來，所有急功近利者，無論年輕人的急躁，中年人的急進、老年人的急迫，莫不如此，無功無利無幸福。可見孔聖人沒說錯：“欲速則不達”。追尋目標，不能急功近利，否則其教出來的學子一定不會受到社會的歡迎。
      綜觀上述是否支持亦或反對在澳門畢業的外地大學生留澳工作調查問卷結果顯示，佔82%的受訪市民並不反對在澳門學習的外地品行良好的畢業生以勞工身份按照現行法規在澳門工作；二是對於技術專才移居的資格必須設置職稱待遇等級規定；三是建議政府監管有關大專院校招收外地大學生的比例不能超過本地生的20%，監督有關大專院校提升辦學質量，端正辦學育人正確作風，糾正學校亂象；不難看出市民對於在澳求學的外地畢業生並非是盲目反對或支持。主要是要求學校能真正培養出德才兼備的人才為澳門服務。文化知識是社會發展的靈魂，品學兼優、德才兼備的專業人才是社會發展的動力。學校辦學的師資力量是培養人才的基礎，希望政府應加大力度監管有關方面對人才的培養。
       針對社會對“非本地生留澳門工作”的熱議，行政長官崔世安於上月29日表示，政府一貫致力於充分保障本地市民的就業，包括保障本地學生完成學業後的工作機會，未來在某些行業出現人才極度不足的情況才會考慮有關舉措，而且所研究的並不是所有非本地生畢業後均可即時申請留澳工作，並且只是短時間在澳工作，與居留完全無關。現行的法律法規是容許重大投資和專業技術人員申請來澳，相關的法律法規持續運作。行政長官崔世安強調，任何一個政策，政府都會經過研究，要有論證，資料和證據，並配合民意調查及公開諮詢，在獲得更大的社會共識才可制定一個政策。
       加速建立人才就業資料管理規劃，以及儘早著手研究吸納德才兼備優秀人才發展計劃，包括引入世界各地的優異及科研人才並吸納外地生留澳工作，以免相關政策與社會人資需求脫節。澳門要發展離不開人才，在確保本地人才優先就業的前提下，政府如何取信於民，我們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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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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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义勇为，自保有错吗？

如今正当酷暑，人们以各种理由戏水，有的单纯想解暑，有的只想岸边走走却不小心落水，更有甚者是，“我不想活想要效仿屈原”的。这时，只要有能力救人的“烈士”一般都会不顾自身安危，立马开展救人行动。结局也大多以“XX因救落水者溺亡”而告终。现在就这类事件又有了新的发展态势，亦立即引起了社会大众的关注。
达州市一男子，在朋友落水后努力营救。到这里为止，还算按照剧情发展。可发展到高潮，开始让人不禁议论纷纷。由于落水者太重了，该名男子为自保而选择松手，另想方法救人。这个新闻一“出街”，看官们都纷纷表态，“为何要放手？没有尽到救朋友的责任”。死者家属亦认为，“男子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可是，如果不放手，多一个生命溺亡，对这个事件真的有帮助吗？当一个人有强烈地求生欲望的时候，却怪罪他“你不该有这种欲望、你不应该有这样的想法”的时候，这跟教唆他人自杀有什么区别？
现在这个社会，见义勇为的行为已经非常少见了。如今有人愿意见义勇为，只不过自己能力不够，另寻他法，却不被人理解。最起码的，他已经努力尝试过，而不是选择袖手旁观，这样做，为什么不算尽到救朋友的责任呢？这时就出现一个问题，怎样才算尽到救朋友的责任？只有陪着她们一起沉下去，才够义气吗？笔者认为，这种“义气”、“冲动”对于这个社会是不需要的。
同时，笔者认为，死者家属说得没错！该名男子确实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并不是因为他救人救一半松手，而是因为他有义务提醒预防朋友落水，但不是责任。每个人的行为都这么不可预知，更何况是意外。
在全社会谴责该名男子的“自私”行为的同时，不禁要反思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出事地点是市郊的景区。既然是景区，照理说，再怎么偏僻，水边也应该有告示牌，起到一个警示游人注意安全的作用。可是从报道出来的新闻看，这一点完全没有提及过。作为一个对外开放的景区，在危险的地方不设定警示牌，也没有安排工作人员在附近巡逻，如此设施不全的景区，政府怎么可以让其继续开放呢？
第二，我们都把焦点放在了这位有心救人却没有能力成功救起的“朋友”身上，其实当时现场还出现了另一位“好心人”。他也是努力尝试救人，不过后来也选择放弃。仅仅是因为他是过路人，并不是“朋友”，而使他免遭社会大众的“讨伐”吗？
第三，其实我们早该把“如何理性救人”的议题提出来公众讨论一下。现在大多都是盲目下水救人以致丢了小命，而后众人皆惋惜一条条鲜活生命的离开。然而如今终于出现一个勇于救人并能理性看待这件事的人，社会却给他扣上“没尽到责任”的帽子。究竟正确的被大众所接受的做法是什么？在这种情况下，真的不能“自保”吗？是时候给“见义勇为的人”一个标准答案了。（欣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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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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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年不變的大排檔風味


朦朧月色下，習習夜風中，在大排檔裡享受啤酒、美食，是一些中小城市夏日街頭最常見的景象。沒想到在賭場林立、歷史與現代交融、傳統與時尚並行的澳門，竟然也還留存著大排檔的生存空間。
    在新馬路金碧文娛中心一側的橫街巷子裡，廣成公寓的旁邊，從我們宿舍的窗口向下望去，就能見到一個這樣的大排檔。三四張圓桌，一排簡單的遮陽遮雨篷，一個用鐵架和不鏽鋼板搭成的爐灶工作臺，這就組成了“韋記”大排檔的主體部份。所有的器具和食材都放到爐灶後面靠牆處，方便烹飪時使用。牆上貼著黃底紅字的菜單，顯得格外醒目。
    “韋記”是由韋氏夫妻兩人一起經營的。這個看似普通的大排檔，卻有著經營者自己的故事。夫婦倆都是土生土長的澳門人，雖然已年過半百，依舊神采奕奕。每天開檔前必定認真准備。下午3點時分，當新鮮的食材送到時，他們就開始忙碌起來：起灶、燒水、熬湯、擺放桌椅、打理食材……差不多做好所有的準備工作時，食客也就陸續上門了。
    大排檔的一個特色是價格公道。瞧瞧韋氏大排檔後牆上懸掛了多年的價目表吧：鮮蝦雲吞麺、蠔油雞翼麺、和味牛雜麵都只有17元一碗，誘人的南乳豬手麺、爽脆魷魚麺、鯪魚球麺，每碗也只要19元。最貴的菜肴不超過60元，假如真的感到囊中羞澀，甚至可以選購一碗只需10元錢的凈麺，照樣可以吃得頭上冒汗，腹中充實而口角留香。
    大排檔的另一個特色是樸實。沒有華麗的裝潢，沒有炫目的燈彩，有的只是沿街擺放的三兩圓桌、一溜圓凳，人行道邊的食料櫃，窗臺上的調味瓶。寬敞無邊的店堂頭頂藍天腳踏實地，巷口吹來的穿堂風比空調更加舒適。檔主顯然文化不高，身後的熱銷美食廣告透露了這一公開的秘密：韋先生將“薑蔥魚皮”寫成了“恙沖魚皮”。但是這又何妨呢？街坊們照樣一碗接一碗地大快朵頤。這種感覺，在任何一家富麗堂皇的飲食店能夠體驗得到嗎？
    別看“韋記”不大，但它已經有了30年的歷史。主要經營麵食類，也算是大排檔中資歷較深的一員了。從80年代“韋記”成立之初開始，一直都是韋氏夫妻兩人親自打理，幾乎所有的事都親力親為。後來，韋先生和太太漸漸上了年紀，看著生意也上了軌道，於是便打算請人來幫幫忙。請看，牆上還貼著“招工啟事”呢：“招聘什（雜）工，無證免談，薪金面議”。老闆求賢若渴卻奉公守法的態度躍然紙上，令人肅然起敬。但請的只是幫工，做一些洗碗、送外賣之類打雜的零活，所有食材的準備和料理的製作始終由韋師傅親自動手，容不得半點馬虎。在他們看來，如果讓別人來做那就不是“韋記”了，他們要堅守“韋記”特色。
    或許就因為它是街坊心目中的“老字號”，所以每天的客人都絡繹不絕，從下午開檔到凌晨打烊，從來都不缺人氣。老闆告訴我說，有不少都是許多年的熟客了，他們經常都會過來吃飯。於是我問老闆：“你覺得這麼多年下來，吸引食客來光顧‘韋記’的原因是什麼？”他回答了我六個字：“大排檔的風味。”這看似簡單的六個字，後面卻有著深厚的含義。
    什麼是“風味”？風味或許就是一種文化。大排檔實際上繼承了我國自古以來的街頭飲食文化。大排檔，原稱“大牌檔”，是將固定攤位的大號招牌裱裝懸掛，因而得名。該經營方式始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香港，當時百廢待興，開始有人在街邊設置攤點出售熟食，逐漸受到歡迎。大牌檔的面積較一般挑擔的小販大，有數張可摺疊的桌椅。攤檔多為一個巨型包箱，晚上休息時用木板、鐵皮捆起，放在路邊，所以也可以放置更多設備，提供跟餐館相類似的食物。在韋老闆看來，大排檔是民間飲食知識、技藝實踐的場所，是大眾飲食文化的重要表現，代表了不同的飲食方式和內容，它的存在保持了澳門飲食的多樣性。
    一碗面做起來看著很簡單：下麵、起鍋、過水、裝碗、上湯、作料，但一做就做了30年實屬不易。在這30年裡，“韋記”曾經經歷過一次搬遷，據韋先生回憶，當時因為政府規劃搬遷，原來的場地沒法維持，只能另選地點。這樣就流失了一些街坊客源，但不少熟客對“韋記”情有獨鍾，常常特地跑過來“回味”。自搬遷到這裡，也已經有十多二十年了。在韋老闆夫妻看來，除了地理位置不同之外，其他的變化都不大。每天看著人來人往，一切如同以前一樣，還認識了許多新的街坊。真可謂平淡清靜，人生如常。所以，大排檔除了是人們的飲食場所外，還是下層民眾的社交場所。在這裡，人們不只是單純飲食，街坊之間、檔主與食客之間，都會在大排檔建立起親情般的密切聯繫。
    大排檔獨有的“地痞”風情也是它的一大特色。我曾經問過一位食客：“有些餐廳的價格與大排檔差不多，天這麼熱，你為什麼願意在大排檔吃東西？”他回答時只用兩個字來概括：那就是“自由”。在他看來，坐在這種臨時搭建的地攤檔，讓人感到無拘無束，格外輕鬆自在。和三五知己一起暢所欲言，把酒言歡，兼品嘗各種新鮮美味的食物，實在是人生一大快事！正是因為這種“自由”，韋氏夫妻30年來一直經營著大排檔，儘管現在已經到了退休的年紀，他們仍舊堅持不懈。雖然隨著年齡的增大，每天開檔已經有點吃力；但對於他們來說，至少到現在還沒有休業的打算。“閑著也是閑著，為什麼不找點自己喜歡的事情來做呢？這樣也可以打發打發時間，不然一天閑得慌。”韋太太輕描淡寫地說。根據我的理解，這應該就是澳門老居民的一種生活態度吧。
    在韋太太眼中，讓他們一直堅持經營這個大排檔還有一個原因，那就是忙而不亂。雖然都是粵式風味，但她覺得澳門的大排檔有不同於廣東和香港的地方，就在於沒有煙熏火燎的噪雜景象。食客們都不會胡鬧，很多都是附近的街坊，有些人上完夜班回來已經半夜，還喜歡到大排檔靜靜地吃點宵夜，興致勃勃地與他們聊天。在澳門喧囂的深夜裡，街邊大排檔的溫馨情景，正是普通老百姓生活狀況的真實寫照。
    “民以食為天”，飲食文化是文化鏈條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大排檔作為一種最常見的街頭飲食，在不同的城市有著不同特色的表現。儘管大排檔有著它的飲食文化價值，受到普羅大眾的歡迎，但是隨著時代的發展，城市化的進展、生活方式改變，加上受到衛生環境等因素的影響，都使傳統大排檔的保護受到了嚴重的衝擊。大排檔在現代社會中正逐漸被視為不合時宜、落後的產物。面對此種情景，韋太太說：“衝擊肯定是有的，就拿我們這種分散的排擋來說，現在澳門已經不多了。現在大多是集中在一起，進行統一管理。不過就算時代再變，大排檔也不會消失。如果這裡不能開檔了，政府會另有地方安排給我們的，所以我們不擔心。只要是在我們還做得動的情況下，我們就會繼續做下去的。”
    不可否認，傳統大排檔與現代化發展有衝突的地方，但只要是兩種不同的文化，就會有差異存在，有差異就有可能產生矛盾和衝突。但我相信，傳統大排檔一定會在現代化的城市中得以生存的，就像韋先生堅信的那樣：“在澳門這個新舊交融的城市，傳統與現代是可以共存的，大排檔這種傳統一定可以延續下去。”
    澳門人在澳門，普通人也有普通人的堅持。因為這份堅持，他們在一個行當上一做就是數十年而且仍在繼續；因為這份堅持，他們即使已經可以退休了也依舊親力親為，為享受生活而辛勤勞動著；因為這份堅持，他們守護了大排檔這一傳統飲食文化，讓它在現代化的進程不被磨滅。
    澳門人在澳門，他們作為普羅大眾中最平凡的一員，也有屬於他們的故事。過著自己滿意而又平淡的人生，享受著澳門這座多元化城市帶給他們的幸福。或許他們的故事平淡無奇，但人生本來就可以很簡單，只要你過得開心，幸福便可以無處不在。（陈 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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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原创~

今日一文！来自读者来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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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樣抓住澳門的發展機遇


    近期讀到《澳門月刊》“國家新型城鎮化戰略背景下的澳門十年機遇”文章，給我的印象是作者可能是不瞭解澳門的環境，因該文充滿不切實際色彩，不僅不具操作性，說穿了就是既脫離了實際也不符合澳門社會未來的發展。例如該文指出的澳門特區長期受惠於內地發展，在經歷高速發展並積累雄厚財力的今天，理應尋求合適契機以資金、技術管理經驗等方式“反哺”內地，並在反哺過程中獲得市場化的合理回報，真正與內地形成雙贏的“對稱互動”。內地將“新型城鎮化戰略”上升為國家主導戰略，正是打破澳門與內地傳統“依附性”互動關係的合適契機，更是打破外界對澳門“寄生經濟”輿論成見的重大機遇。看完這段很明顯對澳門社會涉世粗淺的說辭，令我想到為何近期澳門社會強烈反對政府提出“允許在澳門求學的外地畢業生留澳門工作”的原因了。

    澳門回歸後一些只要有錢收就可拿到國家認可的學歷證書的澳門高校相繼冒出，確實存在不少內地來澳學習及個別“魚目混珠”來澳教學的所謂教學人士，難以適應澳門社會這種秉承實際的處事態度。因為在特定的內地社會制度環境中有相當部分不良品行人士造就了一種急功近利的人生觀，部分知識分子靠寫口號式的文章向社會邀功，向師長邀償，向當局請命。傳聞中有不少知識分子論文都是互相翻新更改標題。甚至有相當多的所謂教授級知識分子其文憑都存在一定的“水貨”充斥。

    難怪有人士坦言澳門特區有太多的“空子”可鑽。一是澳門特區政府對各高等院校的教師資格缺乏監管，有相當部分品行不良人士通過某種途徑搖身一變，來到澳門即可變成屈指可數的“政治精英”，他們太懂投機鑽營，兩面三刀，見人講人話，見鬼與鬼混了，恨不得完全將內地某種不良權術搬到澳門，對澳門社會原本純樸的民風民情影響極壞；二是部分大專院校玩弄“掛羊頭賣狗肉”手段，名為不牟利實為見錢眼開辦學賣文憑，甚至在三級黃色網站都有個別澳門的大專院校公開招生賣文憑的廣告；三是澳門政府某些資助基本上附屬於某些私立大專院校的股東校董之間，只要是某些有特權的大學 “掛羊頭賣狗肉”的項目研究申請，幾乎是全數可以撥款。這也是前不久有遊行抗議人士到某政府資助部門大聲抗議的話題之一。

    為什麼市民質疑“目前最容易向澳門政府拿資助的就是部分有權勢的私立院校”？為什麼某些教師可以拿到政府的項目資助到國外去遊山玩水？甚至連包二奶的租金也可以在政府資助的項目款項中開銷？為什麼政府有關方面對那些無中生有的項目缺乏監督審查？因此，我們希望有關方面應予管制某些來歷不明學術機構的不良歪風，否則，長久下去，不僅會破壞澳門的教育氛圍，更是對澳門特區形象造成負面影響。 （澳門/賴永春）
  （注：由於篇幅有限以及文中部分數據難以確認關係，本文已作刪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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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原创！

时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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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就业的杂谈


笔者有时候会想为什么会出现“最难就业季”这个词，就业形势应该不止是今年才如此严峻，很可能是因为应届毕业生是第一批老去的90后，尤其引人关注他们的就业形势吧。

针对媒体说的“今年是最难就业季”，有专家表示，“最难就业季或许会持续5年”。有的人不禁会问一句，到底今年的就业有多难？据统计，今年有699万高校毕业生加入找工作的队伍，除此之外，还有2500万城镇失业者和近1亿的农村富余的劳动力，不禁让人感叹一句，今年的就业形势是多么的严峻，亦从侧面反映出，毕业则面临失业的应届生们在找工作这条道路上其实并不寂寞。

在这部“最难就业季”的大片中，主角不只有找工作的，还有各位企业的老板们。现下电视上各种招聘节目，网络上出现的各种招聘网渐渐被大家所熟知，看似很好地缓解就业形势，但实际上情况不容乐观。据了解，部分应届生去面试，发现很多企业的老板们都要求有相关工作经验至少1年，这让不少毕业生为之苦恼，一直在象牙塔里关着的同学们，哪有那么多机会去“修炼”相关的工作经验？当然，老板亦有老板的想法，与其选择一个刚出校园的应届生，还不如招一个有相关经验的跳槽者，这样既降低培训成本又能更快为公司带来利润。

面对“最难就业季”，珠海出台了“史上最强”高校毕业生就业政策，虽然听着不错，但成效还要靠实践和时间的检验。

该政策最大的亮点即，鼓励应届毕业生创业。应届毕业生自行创业，自己当老板，不用看老板的脸色，又可以缓解下一届的就业形势。不过，所有人都选择自己创业做老板，谁做打工仔？这样算应届生们先自行提供相关岗位，为自己进入条件较好的公司修炼相关工作经验吗？如果真是，学校应提前让学生结束课程，自行创业。另外，每个应届毕业生都适合当老板吗？会不会给毕业生有个错误的思想导向？

除此之外的另一个亮点为用人单位招应届生，与其签订1年以上期限劳动合同并按规定缴纳社保的，给予1000元的一次性补贴。这个亮点对于个别中小微企业吸引力较大，不过一旦出现是同行业的跳槽者，这个亮点的优势又不复存在了。毕竟很多人都会相信，我既然能聘请一个跳槽者，即证明了他能为我带来更大的利润，甚至有可能比聘请应届生的补贴要多。

虽有相关政策护航，不过如今社会鱼龙混杂，应届生们找工作仍需小心谨慎。随着人们对利润的病态追求，很多恶劣的现象亦相继出现，类似利用试用期招一些见习生，等榨干价值过后，便过河拆桥，以各种理由辞退见习生。通常这种廉价劳工，甚至免费劳工，不用签订任何劳动合同，亦无任何个人利益的保障，只简单地出个证明，甚至有的连个说法也没有，这使得原本飙高的难度系数几近爆表。此时，应届生们也只能自认倒霉，当买个教训，找工作时要擦亮眼睛。

同时，今天又出了个新闻，“海归大学生误入传销集团被打死”。传销集团不仅相关部门要严打外，应届生们也要相当注意。尤其现在网络十分发达，基本上大多数的应届生都选择在网上找工作。然而一些皮包公司或是传销团伙也就是看中这一点，做一个十分吸引人的网页，从而骗一些急着找工作的应届生前往就职。针对这种情况，笔者只能默默地说一句，凡事要淡定，别看人家给的工钱多，就被迷惑了，要做多点相关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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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局職能需轉變


在五月號中《國家地震局是幹啥的？》一文後，略有所思。整篇文章雖是引用了很多的現實及數據，但是個人仍認為部分觀點是經不起仔細推敲的。按該作者思路，這篇文章大致有如下三個觀點：第一，同樣是針對與大自然的預測，氣象部門都可以精確到而地震部門卻不行；第二，行政化的體制下，已經封死了民間預測機構的預測；第三，地震部門拿多用多，做事少。文章中並沒提及“地震局的存廢”問題，但是個人認為這樣的論調已經十分明顯，是呼之欲出的觀點。
     就上述三點，想表達一些筆者自己的觀點。首先，要明確一個觀點，氣象與地震一樣不能百分百預報準確，就跟惡性腫瘤一樣，不能保證百分百的能治癒。地震預報是一個世界級的難題，是需要巨大的投入才可能會有成效的。發達國家如此，發展中國家更是如此。中國正式的地震預報工作比較歐美發達國家來說，也只能是初階的。確實是有一個過程和階段來過渡的。更不能因為短時間或者長時間沒有所謂的“進步”就否定一切。醫學疾病也是不能百分百治癒，也是有個研究並攻克的過程，也不能因為短時間沒辦法攻克就不去研究，甚至撤銷醫學院校、醫學研究機構的存在。所以，我認為這一比較並無多大價值。其次，有人說在網絡中有“誰誰誰”預測准過好幾次地震。那麼又有看到這位“神人”發出預測過多少次呢？千餘次甚至萬餘次的發佈預測，加上模糊的地點信息，這又怎麼能叫“預測”呢？再者，文中作者說不允許民間力量介入，又試想開放民間力量介入預測的後果沒呢？處處都在預測，在中國地震帶上居住的百姓並不少，在被預測地區人們又該聽信何處預報呢，是不是要生活在地震帶上居民以看天氣預報的方式看明天的地震預報呢？是不是會造成一系列更大的麻煩呢？最後，回到地震局本身而言。地震系統經費花銷確實驚人，但至今也說明為什麼花這麼多？花到哪了？已經成為百姓茶餘飯後閒談之笑料，甚至也引發的了一系列的不信任。必須運作的透明，才能逐步恢復百姓對其的信任，也不會引發過多的猜疑。    而關於地震局的職能，筆者認為：其工作重點應該放在震後，比如，救災物資的協調、地震應急救援、災後長遠規劃、災後的重建等等問題。而像“預測”這樣的職能應該下放到各科研機構、相關高等院校。（澳門/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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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让老人真正得到关怀？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这么浅显易懂的道理，谁都可以说出来，但是说到真正实现，很难。不然，内地政府也不会挖尽心思出台这么一个法规，将不回家看父母写进法律来约束这些平时拼命工作而没时间回家看望老人的上班族。

可是，这个新规真的能使老人们获益吗？那如果回家看老人不陪老人说话，只顾自己玩手机，这样算违法吗？关于现今社会养老问题，无论是哪里，都存在。尤其如今正步入老龄化的澳门特区来说，这个问题更是不容忽视。这两天澳门就有这么一个案例，“八旬老妇伴腐尸多日，尸首发臭才被发现”。社会上这些需要关怀、帮助的边缘人再次引发众人关注。

笔者十分同情案例中这位八旬的老母亲。案例中不仅是白发人送黑发人，“黑发人”的尸首直到腐烂发臭才被人发现。即使死者平常再怎么独来独往，死者突然不出现难道就没人关心？除了看出这一区对这种较为隐蔽的老人关注较少外，也突出了一点，现下城市间高墙的阻隔下，邻里之间的联系也被隔断了。

据《澳门日报》报道，特区政府的安老政策备受关注，社会对长者服务需求持续提升。政府近年增发敬老金、医疗券；完善了社保制度，让年长职工、退休人士透过补交供款申领养老金，并可申请提前发放。但除了金钱上的支持，多年来社会诉求的长者院舍、长者医疗和复康服务，以至小区支持网络发展一直未见完善。笔者不禁要问一句，港澳人士现已可以到广东办养老院了，不正说明港澳地区的这种机制较为完善吗，为什么还会出现本地的设施不完善这一说法？看来，粤港澳三地对于这个问题应该要好好探讨一下。

众所周知，特区十分注重社区工作的开展，尤其对一些急需帮扶的边缘人，社工起了很大的作用，但仍出现这种情况，我们不得不将责任归咎于社工局的工作人员身上。此时，社工们不妨多多想办法将各社区一些隐蔽、不隐蔽的独居老人存资料入档，并定期上门走访，真正切实地了解现下老人最需要的是什么。尤其多留意一些特殊的案例。关注的对象范围要扩大，不单单只关注子女在外工作对老人忽视照顾的和没有子女的老人。

对于完善制度，政府的每一项工作都是循序渐进，是急不得的。只是每一次出现新的案例，当局应该像这次的处理一样，给予更多的重视。政策再好，也不及人性的真切关怀。如果社工局提供的服务仅仅是一些设施良好的养老院，里面毫无人情味可言，与其去一个陌生的环境，还不如自己独自呆在自家房子。这个问题，现实生活当中也是不少见的。希望政府在出台政策的同时，要多多考虑老年人真正的需求，而不是单纯认为完善相关制度是对老人家最大的关怀。（贝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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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市民對推廣基本法的熱情不高

在澳門土生土長的市民，可以說大多數都是愛國愛澳服務社會的良民,根本不存在有任何對國家存不滿的心態。澳門回歸至今已成為世界第一的國際大賭城，每年3000多萬遊客來澳門消費，這一切得益於回歸祖國、得益於澳門“一國兩制”制度，更得益於澳門基本法給澳門社會的保障。但為什麼一般市民對基本法的熱情不高？正如貴刊刊發的“基本法推廣的普及化任重而道遠”文中指出的，澳門基本法的宣傳推廣如果僅僅流於法律條文，而忽視聯繫實際，硬邦邦地推廣，往往會事倍功半，效果有限，久而久之，人們對於基本法僅存的一點興趣也會慢慢消失。推廣基本法，是要融合實際，通過基本法實施的生動事例或者身邊發生的日常事物，詳細講解有關條文的具體內容。

    還有人說，基本法在澳門推廣普及力度不夠是不貼切的，而且口號太過內地化，太過硬梆梆，讓我們有一種洗腦刻意灌輸的感覺，更產生一種反感因素，說難聽一點，就是基本法是用來約束草根市民的。何以這麼說？香港澳門同屬於一個國家，一個中央人民政府管轄的同等級別的特區政府，為什麼香港特區政府每筆開支必須經過香港立法會財經事務委員及全體立法議員審批後方可支出，而澳門特區政府任何資金支出開銷莫需經立法會及其議員審批？澳門特區政府每年幾千億澳門幣的收入，不僅市民不知道其用在何方，就連立法會的直選議員也不知其去向，更談不上議員的監督了。這也就是令市民最不明白的，為什麼香港特區市民可以有直選行政長官和直選立法議員時間表，而澳門市民不能享有該等同樣待遇？為什麼同屬港澳特區的市民就不能有同樣意義的資格？這不明擺著令我們對基本法敬而遠之嗎？這不明擺著表明澳門市民無權監督政府廉潔施政嗎？這也意味著澳門政府的財富永遠都會被既得利益者私相授受去內部分配，而廣大市民永遠也無權去知道和監察政府的公帑用得適得其所。

    因此，在這種社會氛圍裡，當局若想因勢利導市民對基本法有更好的認知，首先應讓市民知道基本法是怎樣保障市民對政府的監督權益。（澳門/方敏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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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色城市”，電巴試行

特區政府從7月4日起至9月26日，開始推行澳門電動巴士的試驗計畫，市民可以在澳門氹仔免費試乘，據相關負責人介紹，這是特區政府為了控制本澳機動車輛的尾氣排放，積極鼓勵巴士公司提升車輛的環保技術標準而尋找的一條新出路。
在當下，環境污染問題和能源問題已經成為制約國家發展的一大瓶頸，隨著經濟的不斷發展，隨之而來的環境問題已經愈演愈烈，小城澳門當然也無法倖免。近年來，日漸擁堵的交通，逐漸增多的汽車數量等等問題已經成為令到本澳居民萬分頭痛的一件公共話題，空氣質量的狀況亦直接影響著本澳居民的身心健康。節能、減排、改善空氣環境質量的使命已經變得迫在眉睫。
這項被人稱之為“美麗城市的諾亞方舟”的電動巴士計劃，目前已經有多個地區爭相引進，這無疑是大眾運輸的一次飛躍和革新。參照韓國、香港、台灣、中國內地等多個地區，電動巴士的引進的的確確離城市公共交通工具“路面零排放”的環境理念更進一步。以深圳為例，這座改革開放的現代化特區城市優越的空氣品質得到了各方的一致好評，這與深圳數千輛的新能源公共汽車的投入使用有著密切的聯繫。在借鑒了他方的成功先例以後，相信澳門此次首次引進的純電動巴士將會推動本澳公共交通和澳門環保事業向前邁出一大步。
據《澳門日報》報導，此次電動巴士的服務時間為每日上午六點半至下午五點，每四十分鐘一個班次，此次試行不僅是爲了可以讓公眾免費試乘，同時還能收集乘客的意見及技術數據，目的是想讓電動巴士能夠更好地適應澳門的特殊路徑。報導指出，第一階段的試乘是在氹仔進行，第二階段的測試將在本澳舊城區及歷史核心區進行。據悉，

電動巴士車價比傳統巴士貴，此次的電動巴士約三百萬港元，比普通巴士貴出三倍之多。儘管如此，交通事務局交通管理廳長羅誠智也對傳媒公開表示，雖然此類巴士貴過傳統巴士，但是長遠來看，燃油消耗成本低，關鍵是可以配合到環保理念。

任何新鮮事物的產生和推廣，講市民帶入身臨其境的體驗無疑是一個最好的方式。讓電動汽車深入尋常百姓家，離

“

綠色汽車，陽光城市

”

的美好目標想必是又邁進了一步。（澳门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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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议澳门警队形象改善

说起警察，从来都是刚正不阿。常言道，“有困难，找警察”。可是这些高大、正直的形象，最近摊上事儿了。在最近的澳门论坛上，对警队近日发生的一些管理问题做了相关讨论。

当日现场有趣的是，警务人员协会会长、时事评论员及公共行政高等学校副教授都到齐了，可是治安警察局则以工作频繁为由，未见人影。一场没有主角的讨论，真能发挥有效作用？确实值得我们拭目以待。

治安警察局的“话事人”虽没有出席这场讨论，但并不影响各位的热情。到场嘉宾认为，警队内部管理文化和机制有问题。笔者认为，单纯说“警队内部管理文化机制有问题”实在太轻描谈写了。那位本身引起众人不满的治安警某副局长已经违法，酒后训示警员在广义上说他是知法犯法。众所周知，警察都是有配枪的，饮酒之后，这次说是训示警员，下次直接拔枪，那些手无寸铁的老百姓们的小命不就“冻过水”？

除此之外，还有另一件事也一样牵动众人的心。港澳地区有着自身独特的游行文化，但是从最近的一次游行来看，我们一直信任的警察居然和民众是站对立面的。不仅没有负担起保护民众安全的责任，反而一再与游行的民众起冲突，使得特区市民都迷惑不解，到底警察是站哪边的？

至于如何改善，正如公共行政高等学校副教授苏文欣所说，“除改善上述管理文化、机制外，更应从平日工作做起，‘居民希望过马路安全、巴士内不会被打荷包、屋企不被人偷嘢。’”同时亦有嘉宾指出，“警队对外沟通机制不完善，指事件曝光后，警方发言人、保安司司长均闪避记者提问，拖延响应，影响居民知情权”。这种作法明显有些做贼心虚。实话实说，澳门警队形象的改善不仅仅要靠完善法律、改善机制，更要警队里的每一人，无论上级还是下级，都能摆正自己的心态，敢于直面群众的质疑，不在群众的帮助下重振声威，就在群众的质疑声中下台。（贝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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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议澳门警队形象改善

说起警察，从来都是刚正不阿。常言道，“有困难，找警察”。可是这些高大、正直的形象，最近摊上事儿了。在最近的澳门论坛上，对警队近日发生的一些管理问题做了相关讨论。

当日现场有趣的是，警务人员协会会长、时事评论员及公共行政高等学校副教授都到齐了，可是治安警察局则以工作频繁为由，未见人影。一场没有主角的讨论，真能发挥有效作用？确实值得我们拭目以待。

治安警察局的“话事人”虽没有出席这场讨论，但并不影响各位的热情。到场嘉宾认为，警队内部管理文化和机制有问题。笔者认为，单纯说“警队内部管理文化机制有问题”实在太轻描谈写了。那位本身引起众人不满的治安警某副局长已经违法，酒后训示警员在广义上说他是知法犯法。众所周知，警察都是有配枪的，饮酒之后，这次说是训示警员，下次直接拔枪，那些手无寸铁的老百姓们的小命不就“冻过水”？

除此之外，还有另一件事也一样牵动众人的心。港澳地区有着自身独特的游行文化，但是从最近的一次游行来看，我们一直信任的警察居然和民众是站对立面的。不仅没有负担起保护民众安全的责任，反而一再与游行的民众起冲突，使得特区市民都迷惑不解，到底警察是站哪边的？
至于如何改善，正如公共行政高等学校副教授苏文欣所说，“除改善上述管理文化、机制外，更应从平日工作做起，‘居民希望过马路安全、巴士内不会被打荷包、屋企不被人偷嘢。’”同时亦有嘉宾指出，“警队对外沟通机制不完善，指事件曝光后，警方发言人、保安司司长均闪避记者提问，拖延响应，影响居民知情权”。这种作法明显有些做贼心虚。实话实说，澳门警队形象的改善不仅仅要靠完善法律、改善机制，更要警队里的每一人，无论上级还是下级，都能摆正自己的心态，敢于直面群众的质疑，不在群众的帮助下重振声威，就湮没在群众的质疑声中。

（贝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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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旧词新用的一点疑问



最近有这么一则新闻：限载13人的电梯，却挤进了18个人，后来因没有人愿意退出来，导致电梯超载，直坠地下。乍一看这则新闻，确实要好好反省道德沦陷的问题。电梯意外最近是频频发生，各种血腥场面在全国各地不同程度地上演，可是人们却没有对此给予足够的重视，不然这出事的电梯里最后挤进去的5个人应该会在警铃响后自觉地退出来。

不过，今天笔者主要不只是要谴责那些漠视别人人身安全，只顾自己方便的自私人，其实还有另一个疑问。

经过这件事，各大新闻网立马就有评论，纷纷指责批判那些“道德超载”的人。这里出现了一个新名词，“道德超载”。超载，在百度知道上是这样解释的，“指交通运输工具的实际装载量超过核定的最大容许限度。”换言之，即是装载量多得超过最大可以容纳的限度。那么电梯超载，即可简单理解为人多得超过电梯所能容纳的最大的限度。直至目前，还是可以理解的。

而后，评论中认为，“电梯的承载上限就是道德的底线”，那么“电梯超载”就相当于“道德超载”。按照以上，我们对“超载”的理解，岂不是道德多到超过了最大限度？换言之，这种行为还是很有道德的。这下，误会就大了。我们清晰地明白作者想表达的意思，但是这是否是一个很好的表述呢，笔者存在疑问。

其实，有很多作者想利用相似意义的词换掉一些多频词，从而吸引读者的注意。可是在使用词语时，往往很少注意词语组合时可能会出现别的意思。当然，亦不乏有成功的例子。“炒鱿鱼”，意指辞退员工。由于炒鱿鱼的时候，鱿鱼会卷起来，与卷铺盖走人意义相似，反而使这个动作表达得更生动。

旧词新用，用得好，也算是社会发展的一种进步。可是，一旦没有起到意思表达清楚的作用，反而还引出歧义，倒不如沿用原来为大众所接受的说法。

（贝贝）

（此文仅就事件提出一点小疑问，并不针对任何人，如果有其他更好的想法，欢迎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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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文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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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志198期《交通意外频发引全城关注》一文中，从两个方面写出澳门的交通乱象形成的原因，分别有“交通安全意识的缺失”和“交通基建设施的不完善”等。文中出现的许多数据与案例，可谓触目惊心。
首先，文中提到，交通意外总数约10800多宗，其中在斑马线及步行线内伤亡人数共有149，而长者即占伤亡人数的60%。这些数据不禁让笔者心寒，如今老老实实走斑马线都不安全了。如果行人意识到要走斑马线及步行线，说明行人已经具备交通安全意识，但仍旧受到伤害，我们就不能单纯地认为是交通安全意识的缺失。
众所周知，长者与年轻人相比，不能准确地判断车速，及针对路况及时作出反应。然而，社会驾车人士非但不礼让，反而与老人抢路，不仅是交通安全意识缺乏，更显示出社会责任感的一种缺失。此时，我们可以理解为社会进步从而导致人们连最基本的礼貌和耐心都没了吗？换言之，社会进步，人的基本人格素质非但没有提升，反而还降低？
文中受访者阮若华针对这一现象给出的说法是“政府应做更多交通法例及执法工作的宣传”，而后话锋一转，又提到了乱过马路的行人。乱过马路的背后成因固然很值得我们关注，但是笔者认为，那些按照法规走斑马线的行人仍受伤害的背后成因，更需要我们的关注。
其次，文中还提到一个说法，“现行交通法规是否仍然适合现今澳门的路面情况”。笔者在之前很多有关法规新闻中都会发现一条定律，凡是出现有何不妥，肯定会归咎于现行法规是否仍然适用。
其实，这是不错的做法。法规是人们针对当时的弊端制定出来规范大家的。随着社会发展，现实情况会发生变化的，法规不适用也是正常的。关键的是当局是否时刻都有关注着这一变化，从而能在新的弊端出现之前，将伤害降到最小。这一点，相信没有人可以拍着心口肯定回答。受访者亦提到一个关键问题。很多措施都是被动地实施，事件一过，又恢复原貌。这是个多恐怖的讯号。
政府部门对于这一单单血的教训，持这样一种敷衍态度。事件小的时候不给予重视，事件大了随便敷衍了事。相关部门这种看似有作为实则无作为的作风，澳门交通乱象也不能全怪乱过马路的行人和罔顾交通法规的驾车人士一而再，再而三地无视法例、法规。
有学者总结过，随着社会的发展，现在的人们都变得急躁。这点在这个事件则很好地体现出来。据了解，像澳门马路交通乱象的事，其他地区也并不是没有。如，深圳地区现行方法，不只违规驾车者罚款，还对违规行人进行罚款。法规执行当天即使有交警执法，有记者现场监督，违规横穿马路的仍然不在少数。类似澳门相关部门处理事件的方式作风在其他地区亦是很普遍的。因个人的利益而牺牲别人的性命，无疑是一种不尊重他人权利的行为。一向注重人权的澳门如今也有这种缺失，实属不该。归根结底，是人变了，变得急躁，不然人车怎么会急在一时而抢道，相关部门怎么没有耐心聆听来自大众的声音呢？
除此之外，相关的政府部门的一些不良作风还得改善。一些切实的措施不要光口头说说，要严格地将其收入法规法例中，并严格按照执行。真正做到有作为且高效率，实事求是。既然专家都预测到未来可能会发生的情况，不妨着手认真地防患于未然，从而真正保障行人与行车人的安全，真正为构建世界旅游休闲中心创造一个良好的交通环境。（贝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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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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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愛生命：社區教育堪關注

5月2日，一名本澳少年深夜在筷子基北灣海邊跳海自殺身亡，有指事件疑與家庭事有關；5日，一名23歲內地勞工懷疑因賭敗，在氹仔東亞運大馬路海傍跳海自殺，幸遇途人報警及時救回；10日，一名39歲本澳男子自黑沙環龍園住所跳樓死亡，經調查證實死者生前有賭博習慣及感情問題，列作自殺案。同日，黑沙環關閘再有一名本澳男子墮樓亡；14日，筷子基北灣海邊，一對本澳青年情侶分別涉跳海及救人雙雙溺斃。同日，本澳一所名校一名中二學生因為教師的薄責和同學的冷落，走出四樓課室窗臺外企圖跳樓，嚇死校方和途人，更驚動教育界，所幸嚴重後果並沒有發生；15日，一名24歲本澳男青年自高樓街墮樓死亡，司警調查證實死者因感情問題需接受精神治療，列為一宗自殺案。
    上述十多天時間內發生多起觸目驚心的自殺個案，迅即引起社會的廣泛關注，也引發了人們對當前社會的思考。同時，事件背後也凸顯出了本澳社會“生命寶貴、關愛生命”的社區教育做得不夠的事實。雖然過去本澳自殺個案以疾病、賭敗的老年/壯年年齡層為多，但近年自殺者明顯呈日趨年輕化的態勢。而令人震撼的是，上述自殺案中二名未成年在校少年，均處於“少年不識愁滋味”的歲月，何以將生命看得如此兒戲，執意走向不歸路？
    更值得讓人深思的是，一單單悲劇事件背後，本澳作為GDP堪稱亞洲前列的世界賭城，關愛生命的社會教育的缺失，是否是一個極大的諷刺？為此，本刊走訪了澳門利民會負責人蘇景楊總幹事、明愛生命熱線負責人黎妙玲主任，藉由訪問展開一系列的探討：究竟，澳門繁華背後，有多少人活在生命的邊緣呢？澳門現時有沒有為推動防治自殺機制而努力呢？
關愛生命
有待全社會共同推動
    “澳門表面很風光，實際上有一些人群仍生活在邊緣。明愛生命熱線日常的工作，除了對企圖自殺者進行幹預和情緒疏導以外，當接觸到其他如病患者、經濟遇上困難等求助者的時候，一併主動向其提供支援或善後輔導服務，或轉介至社工局、NGO跟進。”黎妙玲主任向記者表示，明愛轄下機構生命熱線成立至今近40年，在2001年正式改名“生命熱線”，2003年更改為24小時服務，主要為澳門市民提供情緒疏導熱線服務。生命熱綫義工透過電話，向來電者提供即時的支援及關懷，一起渡過生命中的低潮時期，並尊重來電者及保密原則。
    黎主任向記者分享道，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統計，全世界平均每40秒有一個人自殺，每4秒鐘有一人想自殺。自殺的成因有多種，主要有失業、失意、感情失落、疾病、賭博等等，但總歸大多數都是可以避免的。有的人選擇決絶的自殺方式，如跳樓、跳海、吞槍，有的選擇如吞藥物、燒炭等，前者能在一瞬間造成不可挽救的嚴重後果，後者則往往可透過及時的救援而避免悲劇的發生。根據澳門統計局的數據，2012年澳門每十萬人中，有8人自殺死亡，這些數字並不包括企圖自殺個案，而企圖自殺個案是遠多於自殺死亡個案的。
    明愛生命熱綫一直致力於推廣“預防自殺、珍惜生命”的信念，並相信每一個人有解決自己的問題的潛力。在2012年全年，生命熱線來電求助逹14,490人次，當中轉介轉導的逹8960人。按月份計，以12月求助人次最多（941人）。全年個人及情緒問題的求助個案最多（2539宗），其次是愛情（952宗），工作（805宗），家庭（671宗），等等。“個案中遇上挫折來電者，透過電話，低落的情緒得到及時的舒緩，起碼在那一刻打消去死的念頭。”她向記者分享了最近一樁個案，一名來電者透露已準備好去死，並表示已買好燒炭……當時接聽的義工意識到事態的嚴重性，一方面先穩定對方的情緒，繼續講電話，另一方面藉機探口風，得知其為社工跟進中的個案，旋即聯絡社工分頭找到事主。
    提及筷子基海傍過去十多年來，已有十多條生命在此跳海或失足墮海身亡。黎主任表示，有關當局應對所有“死亡黑點”有所警醒，並做好一切防治措施。比如學習外國一些地方政府，在一些“死亡黑點”設置標語，提醒自殺者珍惜生命的舉措，非常值得本澳借鑒。她透露，近期明愛已牽頭向社工局反應，要求在短期內在筷子基海傍設置相關標語，提醒人們珍愛生命。
關注精神健康　防止自殺
    澳門利民會總幹事蘇景楊先生向記者表示，自殺爲全球第三大導致死亡的原因，在所有自殺個案裡，大約有90%是與精神問題有關。過去，澳門民風純樸，但近年隨著社會的急速發展及複雜化，現代都市人壓力日增，很多人忽視心理健康與精神問題，導致精神病患日益年輕化，及自殺個案年輕化趨勢，值得社會各界關注。
    蘇景楊總幹事介紹道，澳門利民會是澳門首間精神病康復者復康機構，於1992年由一群在澳門從事精神科醫護人員的共同努力下而成立。目前服務單位包括：中途宿舍望廈之家、日間活動旭日中心及提供職業訓練的利民坊，為澳門社區精神病康復者提供住宿、職業訓練社交及康樂活動等多元化社區支援服務。
    據悉，利民會的康復者多經山頂醫院精神科、民間機構及社工轉介，自1996年至今，先後為450人提供康復治療服務。近年精神病康復者呈年輕化趨勢，平均年齡層由過去的40多歲下降到近年的20多歲，值得社會關注。2012年，政府山頂醫院精神科門診病患逹8000人，可見精神病康復者多數隱蔽於社區中，當身邊的支援不足時，往往會造成負面情緒，難以承受壓力者，難免會感到無前路和孤獨無援，而産生輕生之念，從而造成悲劇的發生。他認為，本澳很多自殺個案中，自殺者都是處於失業狀態或者是患有精神問題。自殺行為的社會心理成本很高，更需要社會投入更多的資源來預防自殺行為。
    他總結說：“預防勝於治療，認識到精神健康預防的重要性，近年利民會積極開辦精神健康急救課程，向學校團體等機構推廣精神健康訊息，而特區政府己關注及支援社團開設心理諮詢服務，為社區居民提供適切的情緒危機服務。”
    誠然，由不同因素造成的自殺行為是當下許多社會共同的現象。然而，“關愛生命，關愛自己”，是作爲一個成年人應該擁有的責任。對生命的漠視，意味著個人家庭責任、社會責任的缺失。期望每一個生命的逝去能夠引起相關部門的足夠重視，一起加入推廣社區教育的構建活動中，為營造一個健康的關愛生命的社區環境做貢獻。（澳門/崔 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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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平凡又豁达的澳门人

上世紀80年代，國內正值改革開放的大浪潮，很多居民爭先恐後移民到港澳，尋找新的發展機遇，當中以福建、廣東沿海一帶的居民最多。而今，這些最早期背井離鄉的移民大軍早已成為澳門各行各業的推動手和見證者，他們用自己的青春譜寫了一首首不為人知的平凡人的故事，值得後人深深回味。

    移民澳門追尋新的發展機遇
    本文所採訪的蘇先生，就是此次移民大浪潮中來澳定居的福建籍客家人。蘇先生自1994年入職澳门街坊联合总会被調任北區馬黑祐居民联谊会會秘書，一做就是18年。他這樣告訴記者：我出生在國內，父親是歸僑，當年適逢國內改革開放初期，國家允許人們有條件移居國外，地方政府政策落實的比較好，所以一經申請很容易就獲准來澳定居。雖然來澳之前，我已在家鄉當小學教師達十年之久，不過來澳門之後，才發現一切要從頭開始。
    眾所周知，上世紀80年代初期的澳門，經濟剛剛起步，人口也不過廿幾萬，所謂的工業也不過是家庭式或勞動密集型的諸如製香、爆竹、燈泡，或是製造業如製衣、針織、手袋、玩具等。在這樣特定的社會環境，由內地來的移民大軍正好適時補充了當時製造業等的人力資源需求。
    初踏入澳門這塊陌生土地的蘇先生，面對新的環境，加上語言不通，成為他在澳門生活的一大障礙。當時之艱辛狀況是可想而知的。不過對於擁有“刻苦耐勞品質的客家人精神”的蘇先生來說，任何困境都難不倒他。他先是在北區的一家爉燭公司做畫工，一年後，他又找到一份在製衣廠的工作。新工作雖然辛苦且沉悶，但每日薪水有澳门币50元，他感到很满足，同時也更珍惜得來不易之工作機會。他說：當時北區慕拉士大馬路一帶的製衣廠很旺，很多時大部分工廠夜晚都燈火通明，工人晚晚加班，賺取“不薄”的超時加班費。後來隨著家鄉的母親和一對子女來澳團聚，家庭負擔重了，他在這間製衣廠一直工作了近十年之久。

    全心服務街坊  全靠家庭背後的支持
    1994年，澳門頗具規模的社團——澳门街坊联合總會銳意改革，招聘員工。蘇先生得知街坊總會招請2名秘書人員，遂寫信應徵。在幾十名應徵者當中，他和另一名應徵者脫穎而出，被聘任為秘書，且两人同時一做就是18個年頭。回顧這段經歷，很多細節他都仍記憶猶新。
    印象當中的蘇先生，個頭不高，其貌不揚，且話語不多，但他卻有一個很特別的外號：“坊會老黃牛”。問其原因？他略微腼腆地說：可能跟我的工作有關係吧！很多人以為坊會秘書長只是做一些文書工作，其實並非如此簡單。因為坊會的定位是服務居民，故街坊工作就好像一個中間協調人的角色，只要居民需要，什麼工作都得做。自己作為秘書長除了要策劃統籌各種會務活動外，還要負責接待居民的求助投訴，大至家庭糾紛，小至居民房屋漏水等瑣碎個案，都要親力親為協助他們解決問題。
    既然工作這麼瑣碎，何以堅持18年如一日工作在同一個崗位上呢？記者不禁提出一個疑問。他回應說：工作一定是有苦有甜的，做坊會工作，首先要了解坊會工作的性質，明白服務街坊的宗旨，對居民要有感情及服務精神，只有這樣才能提供真誠的服務。
    育有多名子女的蘇先生，一提及子女，一絲絲笑容展現在他的面龐上。記者問：要扶養多名子女成長是不是很不容易？不料蘇先生卻說：“他們（子女）都比較聽教，在求學時都享有免費教育，這要感謝政府的政策關懷……現在最小的兒子尚在台灣讀大學，其他子女都已參與社會工作。
    最後，他又不忘感謝他的太太和老母親：這麼多年來，家庭細頭家務全由她們打理，我不太需要操心家裡的事情，也正因為這樣我才可以早出晚歸，專心投入坊會工作而沒有後顧之憂。

    關注澳門青年一代的安居問題
    和很多紮根澳門數十年的居民一樣，蘇先生也拥有屬於自己的物業。90年代，他以當時比較合理之價格購買了位於北區的一所經濟房屋，供一家八口人居住。但隨著子女紛紛踏入婚嫁年齡，蘇先生如同普天下父母一樣，深切關注和憂慮現時青年一代所面對的置業難題。
    他不無感慨地表示：近年澳門社會經濟發展很快，帶動物價飛漲，雖然由政府統計數據來看市民的收入是有所提升，（2010年人均每月工作收入中位數為9,000澳門元，較2006年之5,997澳門元上升了接近50%），但莫忘記房屋市場如房屋租金、樓價的上升卻達數倍至十倍之多，遠遠超出了廣大市民的負荷能力。他認同房屋問題會影響到社會的和諧關係，並希望政府能早日推出支持扶助適婚青年解決置業安居的政策，認真做好公屋建設，協助低收入家庭置業，以利社會的穏定和諧。
    今年已屆62歲的蘇先生，談到退休生活如何面對時。他笑了笑稱：“我在街坊會工作經近18個年頭了，自己已習慣了日日返坊會，與居民一齊渡過所有日子的生活了。日後只要身體條件允許的話，絶不會放棄服務坊會、服務居民的機會。就算有一天退下來，我也會毫不猶豫返來坊會做義工。”
    他就是這樣一個平凡又豁達的澳門人。(马群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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駕駛文化低下事件背後的思考


          6月以來，本澳接連發生多起交通事故喚醒了民眾的擔憂。6月5日，青州小學對面的斑馬線上，一九歲男童被貨車碾過頭部不幸離世。數天後，氹仔廣東大馬路又發生慘劇，一輛七人車準備倒車時，將過斑馬線的老婦捲入車底，情況危殆，與之同行的女童亦擦傷需入院治療。兩起惡性事故如出一轍的是，肇事車主均通過酒精測試，並且均聲稱未留意路況，這樣的導火索將“駕駛文化”這幾個字帶入了公眾的視野。一時間，本澳的駕駛文化低下已成為不容忽視的話題。筆者認為，這兩起悲劇的背後，除了痛斥駕駛者的道德標準不受約束之外，我們還有更多的事情可以思考。


          筆者剛剛來到澳門之初，對本澳司機優秀的駕駛文化欽佩不已，慚愧地說，生活在內地20幾年，從未像在澳門一樣體會到斑馬線對於行人的保護如此有效，大多數本澳司機可以做到距離斑馬線幾十米遠便開始減速，絕不搶行。可是近年來筆者也真切感受到這種良性的禮讓模式似乎在逐漸消減。當下，澳門的交通法規對於斑馬線上不讓行人只罰區區數百元，處罰措施的不痛不癢已成為眾矢之的，有關部門應切切實實地研究如何推行新的制度法規改革。比如，現在呼聲很高的駕照扣分制，為何進展遲緩，甚至被媒體曝出有關當局對於此類事件，只接受意見，卻不提出研究方案？

           如前文所述，當下依靠駕駛員的自我約束來維持良好的交通秩序不現實，已是一個公認的事實。必須加大懲處力度才能給民眾出行提供一個安全的環境。雖然任何制度的改革都會帶來陣痛，以至於一項制度的推行往往要幾經波折，但有關部門明知問題存在卻不加改善，也絕非一個負責任的態度。

          出於好奇，筆者瞭解了當局所謂交諮委的組成，委員會主席由運輸工務司司長擔任，副主席由交通事務局局長擔任。這樣強大的陣容，各相關部門的最高官員組成的領導班底不是應該更加有能力去解決問題嗎？實則，這才是問題的所在，交諮委被指無所作為，與存在著領導班底身份重疊，甚至利益重疊的情況。試問這樣沒有制衡的體系如何能得出真知灼見，縱使有人直言進諫，又如何能被當局重視採納，難道還是要等到民眾對政府信心已失，自發抗議遊行，當局才會迫於輿論不得不做出轉機？（澳科大·鷺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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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茶樓生活  品原味澳門

——記澳門唯一一家粵式茶樓

◆澳門/芮 涵

茶葉在沸水中的沉沉浮浮，籠裡的點心蒸騰起嫋嫋煙霧，在澳門這座慢節奏的城市裡，時光不再行色匆匆緊趕慢趕，而變得和上好香茗一樣甘醇，與精緻點心一樣秀色可餐。地處嶺南的澳門，“飲早茶”是一貫的生活傳統，亦是很多澳門人生活的一部分。一壺熱茶、幾碟點心、一份報紙，談笑間，一座茶樓也能把時光燻染地有了獨特的香氣。

時光易逝，知己不變

    在鄰近紅街市的提督大馬路上，有一棟1962年便開業的建築——至今深受本澳人喜愛的龍華茶樓。對於不熟悉澳門的人來說，這裡並不算好找。因為它的門面與現時富麗堂皇成風的裝修風格大相徑庭：僅一道長長的樓梯，表層是紙皮和石子。沒有巨大的匾額，沒有反光的大理石，也沒有美豔的迎賓小姐。只這一段長階，如幽徑一般引領著來人拾梯而上，去探尋其深處的時光故事。

    這裡的一切仿佛都是慢動作甚至定格的。你總能在相同的地方找到相同的記憶和事情，不論年月已轉過了多少輪。不信你看，是不是每一次來，看見的第一張臉容定是老闆何明德先生？聽到的第一句話都是熟悉那句的“早晨”？這裡保留了自助取餐斟茶的模式，仿佛把時鐘撥慢了五、六十年，在傳統粵式茶樓盛行的時候，澳門街上這樣的處所遍佈街頭巷尾，是老人們放鬆休閒、孩子們找尋童趣的最好去處。時光飛逝，茶樓的一景一物，在老闆何先生眼裡，在曾是常客的老者心裡，在喝著這裡的茶長大的孩童記憶裡，始終未曾改變。隨著歷史的車輪滾滾向前，這樣的茶樓在澳門已所剩無幾，談到茶樓的發展變化，老闆自信地承認：“可以說龍華茶樓是澳門唯一一家還在堅持傳統的粵式風格的茶樓。”

    是什麼讓這家連冷氣也沒有的茶室，在這個快餐橫行的年代依然高朋滿座呢？老闆笑稱，來這兒的客人，多是茶樓的老朋友，每天早上過來喝茶看報紙，已經成為了他們生活的一部分。這些幾十年如一日的顧客喜歡茶樓也保持幾十年如一日的原汁原味，茶樓當然會按照顧客的喜好去堅持。買賣相長，顧客和老闆早已不再是利益關係，而進階成了幾十年的老友故知。這裡的所有東西，都是這些顧客最熟悉的樣子。“老朋友”們熟悉地自取茶具，走到自己習慣坐的位置，夏天時，雖然溫度不比空調大開的食肆，但一壺清茶卻能讓人更加沉靜，在略略悶熱的空氣裡，和家人一起閱讀、聊天，遠比在冷氣充足的快餐店獨自對著手機啃一份套餐充飢來得有意義。老闆早已習慣了這一切，習慣了每天從樓梯上探出每個顧客都熟悉的腦袋，用熟悉的聲音配上熟悉的笑容，對老朋友們說“早晨”。在快節奏成為潮流的時代裡，這一份熟悉與難得，使得何先生願意守護龍華茶樓，守護這個可以溫暖一代人記憶的“老地方”。

慢品香茗，樂享生活

    龍華茶樓的茶葉都是從世界各地運過來的上品，深受品茶客的喜愛。各種各樣的茶品堆放在茶樓裡面，沖泡之間彌漫著陣陣的茶香。老闆很講究茶的品質，他說現在很多年輕人喜歡速溶咖啡、冷凍速食，生活節奏很快。但他絕不會因此放棄為每一位來客泡一壺好茶的原則，其實，即便速食文化正在侵襲飲食講究的傳統，也依然有越來越多的人對茶的品質要求更高，這也是他感到欣慰地方。

    老闆說，每天來這裡喝茶的人，除了“老朋友”們，還有聞風而來的各地遊客，值得稱道的是，觀光客的惠顧並沒有讓茶樓染上過濃的商業氛圍。遊客除了享受食物以外，只會安靜地拍幾張照片，不會打擾他人。茶樓的牆壁上，掛了很多老闆和一些社會知名人士的照片，他們中有特首、有明星、有美食家、有畫家……一向謙遜和善的老闆並沒有因此流露出過分的驕傲情緒，他說，不管是誰，什麽身份地位，來到茶樓，都是他的顧客。而對每一位顧客老闆都一視同仁，這大概也是龍華歷久彌盛的原因之一。許多離澳者再回故土時定會來茶樓坐坐，只為尋找這裡那段熟悉的回憶。吸引他們回來的原因，除了享受這裡閒適的氛圍以外，一定也離不開老闆這真實的人情味吧。

快時代裏的慢文化

    雖然隨著時代的發展，很多粵式茶樓逐漸被豪華酒樓所取代，談到是否需要創新，何老闆淺淺一笑：“有時創新未必是好事，對於老茶樓來講，創新可能是破壞，有的人根本不知道何之為‘創新’，為了創新，最後破壞了原有的樣子，就沒有用了。我們希望保持的是茶樓自然的氣氛，在自然的環境下飲茶、吃東西，兩夫妻聊天，一家人喝茶，這些是很難得的。”

    茶樓的健康生存，離不開好的經營者，離不開忠實的顧客。記者採訪到一位正在看報紙的客人，他告訴記者，自己今年已經50歲，但是從5歲起，就已經是龍華茶樓的常客了。據他回憶，一家人都很喜歡來這裡閒聊喝茶。從5歲到50歲，這裡的一景一物都是最初的樣子。兒時在這裡玩的桌椅還在，地板、窗戶明亮如昨，不染纖塵。對於茶樓他甚至比老闆還要熟悉。他還告訴記者，來這裡喝茶的人，以前還有拎著鳥籠過來逗鳥的風氣。那時的茶樓，熱鬧非凡，每個窗戶都會被掛上客人的鳥籠，大家喝茶聊天的時候，聽到的全是鳥兒的叫聲。說到這裡，客人往窗戶看看，意味深長地說：窗戶還是那個樣子，仿佛那時的光景還在。不過後來老闆出於對客人飲食衛生的顧及，也爲了阻止禽流感等疾病的傳播，就不再讓大家過來逗鳥了，於是逗鳥便成為了一段不可複製的歷史。這位老客人並沒有因為這一個小小的變化而詰責老闆沒有保留一切，反倒認為，從這一點上可以看出，何老闆很注重食物安全，民以食為天，真正讓這片天不受污染的營業者才能擁有最堅實的擁躉。事實上，老闆每天都會對所有食材進行嚴格把關，大家盡可放心地吃。難怪有那麼多忠實粉絲幾十年鎖定這裡的“老口味”，除了吃一份記憶，更是吃一份放心。

    除了忠實顧客以外，茶樓每天還會接待來自各地的遊客朋友。他們中不乏一些追求獨特生活格調的年輕人。記者問到他們是怎樣找到這家茶樓的，他們相視而笑：“聞風而來”。看來茶樓的名氣早已不再局限於澳門小城，而是早就揚名海外了。

    是什麼令到一家看似普通的粵式茶樓變得“不再普通”，又是什麼令到如今的人們在快節奏下，開始加倍珍惜龍華茶樓這樣的老地方？日新月異的時代，分分秒秒都在發生著變化，或許，一些不變的、一直都存在的事物，反而才能讓人感到熟悉、溫暖和永恆吧。此去經年，一別往昔。在小城澳門發展得越來越快的當下，還有多少人，會停下腳步，去尋覓那讓人寧靜的“老地方”？如果暫時還沒找到，那就先去龍華坐坐吧。聽聽那句熱情的“早晨”，從一壺香茶中開始充滿活力的一天，肯定比你單調而急促的鬧鐘鈴聲悅耳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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