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里人，请收起你的“圣母病”

昨天，很多人的朋友圈都被一篇《残酷底层物语：一个视频软件的中国》的文章刷了屏。文章列举了某视频直播软件里，中国底层农民种种不可思议的奇观：自炸裤裆、吃玻璃、吃蠕虫、儿童吸烟、怀孕、农村“杀马特”文化....就像是这些农村奇观引起了作者的不适一样，这篇文章也引起了许多读者的“不适”。

面对底层农村，作者一方面显示出热切惋惜的悲悯，另一方面又带着猎奇目光冷漠地打量。我们彷佛已经能听到作者敲字儿时连连发出的啧啧声，呼唤我们：快来看啊，这里竟然有这样一群农村人，做着些这样粗鄙的事。

文中流露出的城市人内置程序一般的优越感，以及面对农村人展现出来的拯救情结，在当下中国城市，是非常有代表性的心态。为什么这种心态有问题？

早在1934年，《中国农村》杂志发刊词就称，在近代史上，新工业和新都市的勃兴，是以农村被牺牲为代价的。整个中国近代史，贯穿着追求现代化的热情，也隐藏着农村社会式微的哀音。1990年代中期之后，中国开始着力推进城市化，城市被赋予现代文明的合法性存在，而农村则成为问题的同义词，城市化被看成解决问题的根本出路。但城市果真比乡村更先进吗？城市文化的确比乡村文化更高雅吗？

何况，所谓的视频里的农村底层，演绎的是人性推至极端化后的粗鄙，非生活之日常。我们大多数“城里人”尚且做不到如梁漱溟、晏阳初、黄炎培以及当今许多社会学学者一样，亲身实践搞乡野调查，但至少我们不应当天真（有时候天真等于邪恶）地以为，在视频里围观农村、指指点点是打开农村问题的正确方式。

把农村问题放到历史纵深里来看，城里人的优越感和拯救情结是一厢情愿的傲慢，若不了解历史的进程与现代化的冲折，再热切的悲悯，也不过是一场道德的化妆演出。

近一两年某一类关于城乡差异的文章总是能引爆朋友圈，首先是各种“返乡日记”，后来是上海姑娘去江西乡下男友家被吓跑、东北村妇集体约炮之类的假新闻，昨天的“残酷底层物语”又是一例。我们总是一而再地被这些文章带领，怀着震惊感“重新发现中国”。

“返乡日记”的作者大多为社会科学或人文学科的年轻学者，他们的写作虽然不尽完善，但也体现出某种努力分析农村问题的尝试。而在它的风行之后，媒体从业者们学会了一招：只要将以往那些花边社会新闻加上一个“反映农村问题”的开头结尾，不仅文章格调骤升，而且也显示出自己的“人文关怀”和“政治正确”。只不过，这样的写作，到底是帮助读者发现了社会真实，还是反过来加重了某种对于农村的偏见？

城市人发现了一场农村奇观？

“残酷底层物语”展现了一幅农村奇观大全：鞭炮炸裆、自虐吃喝。基于个人的“不适感”，作者将其认定为野蛮，然后迅速推进论述，以此界定今日乡村的基本精神面貌，进而以感叹城乡的巨大鸿沟结束全文。作者的发言立场是值得玩味的，文章一开头就发问，如此“低俗、简陋、粗糙”的软件何以成为中国第一视频APP？他自问自答：因为它的用户是“海量的乡村人口”。

《底层残酷物语》一文作者发现的农村奇观：一名农村女性表演吃玻璃、吃蠕虫

在这样的回答中，“粗俗”几乎是自然而然地与农民的精神品位联系在一起。作者似乎忘记了：对饮食欲念、生殖排泄的爱好不分等级，而是普遍人性。这是文艺复兴经典、拉伯雷的《巨人传》里就讲过的故事。带着这种偏见组织素材，全文就不免成为一场循环论证：为什么会有人自虐、为什么会有儿童新娘、为什么乡村红人都是“杀马特”？因为他们是农民，他们野蛮落后，不够“现代”。这里的比较对象，自然是“城里人”。

换个角度看，作者在文中发掘出的种种例子，恰好说明城市人和农村人别无二致。最近明星们纷纷入驻直播平台，宋茜为了宣传电视剧直播吃香菜，范冰冰的巴黎时装周直播毫不避讳“想上厕所”，小S更是在直播中对着胡歌的人形立牌开黄腔。细究起来，这和农村用户们上传到软件上的视频谈不上多少“高雅”与“粗俗”的区别。有农村小孩偷偷拍下自己抽烟的场景发“快手”，也会有李嫣潜入母亲王菲的化妆间、在“美拍”里教你如何变明星。“快手”红人会卖“最新组装苹果手机”，微博网红也会卖自制服装和三无面馍赚得盆满钵满。

演员宋茜直播吃香菜

这些视频无非再次印证了“太阳之下，本无新事”的结论。我们是否因此能够将一切罪过归结到农村、农民身上？不论农村人还是城市人，人性的善恶、良莠、高低本就共存。只有具备了这种基于普遍人性的共情意识，我们才有了放下有色眼镜去看待农村的可能。

城市人不必也不该对农村怀有优越感

有意思的是，“残酷底层物语”在第一句话就摆出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作者走马观花的评论因此似乎具有了某种为底层发声的立场。这样的姿态，正对应着近年来城乡论述中阶级话语的复苏。种种“返乡日记”反复强调存在于城市与乡村的“两种中国”，采取的也是类似的写作策略。然而，关于“阶级”的论述确实具有反抗霸权的意义，但阶级话语在今日的滥用、误用，往往使之堕落为对于“阶层”的描述。它展现为一种区隔、一种现代社会的分化原则，而无助于变化和更新的产生。果然，“残酷底层物语”在描述完“快手”百态之后，得出的结论仅仅是：“他们”的世界与“我们”没有共鸣、毫无交集，“他们”将永远无法汇入主流。

对农村畸态的描写最终成为对“我们”所处世界的合法性证明。当年《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写作目的，正是为了反驳将农民运动描述为“痞子运动”和“反常行为”的“偏见”。为何会有这样的“偏见”？按毛泽东的说法：“一切从前为绅士们看不起的人”，现在，“他们站在一切人之上――从前站在一切人之下，所以叫做反常”。同样，从前只会地里刨食的农民们开始用上了智能手机，小人物啃鸡腿吃烤串的生活开始进入被明星垄断的媒体平台，这也被现在的布尔乔亚们叫做“反常”。

实则这种认定“反常”的目光背后，是城里人的优越感在作祟：以居高临下的姿态怜悯农村众生，将农村看作亟待被城市人拯救的对象。为什么城里人不必也不该对农村人怀有优越感？因为城市发展本就建立在对农村的榨取之上。

写作《八次危机》的农村问题专家温铁军曾指出农村在共和国发展史中的“稳定器”和“调节器”作用。“三农”（农村、农民、农业）不仅提供了工业化所需的资金剩余和廉价劳动力、土地资源，而且，中国应对大部分经济波动的主要办法，正是通过由政治制度所固定下来的城乡二元结构，将危机向农村进行转嫁。

比如，“上山下乡”就是利用农村传统的村社理性解决城市失业人口的办法。80年代的农村改革，本质上则是以政府“甩包袱”的形式，甩开已经严重亏损的农村公社，以让渡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所有权的方式，交换对于农村公共服务和福利政策的退出。这一时期农村的兴旺局面，正源自农村剩余不再像以往那样被低价甚至无偿提取。

而当80年代末的经济危机再次向乡镇企业转嫁，农村经济再次遭到打击，这迫使农民大量进入城市，终于在90年代初演化为“民工潮”现象。然而，这一历史迅速遭到遗忘，90年代以来城市化和发展主义意识形态的结果，则是城市被视为现代文明的顶点，而农村则成为问题的同义词，城市化被看成解决问题的根本出路。在“农村等于问题”的意识之下，视频里的中国阴暗面，才会轻易辨识为“农村病症”的表达。

《梦醒子：一位华北乡居者的人生》

作者: [英] 沈艾娣

译者: 赵妍杰

版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年8月

牛津大学教授沈艾娣写作的此书， 以19世纪、20世纪之交的一位山西绅士刘大鹏的日记为核心资料，描绘出他作为儒者、孝子、商人、议政者、农民的不同身份状态下的人生景况。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在从传统社会转型为现代社会的动荡中，农村、农民面临的困境、身份认同焦虑。由此也可以看出农村的文明与价值，是如何在中国城市化进程中被一步步毁坏的。

奇观不是日常，直播并非打开农村的正确方式

说回视频直播里的农村“奇观”，如果要说它野蛮，资本才是这场全民直播狂欢里最野蛮的力量。一切都通过“点击量”被折合为数字、进行精确计算。资本催生了作者笔下种种“卖丑”的视频，也同样催生了其他直播平台的“卖美”。点击量不够高？那就暴露身体，或者快去整容。“快手”与“斗鱼”等其他视频网站之间并非存在难以跨越的天堑，“健身小凯”、“山东小创”和美女主播们，可能本来是一个战壕里的阶级弟兄。

此外，讨论作者笔下描述的种种乱象，必须考虑到“直播”这种全新形式对当代人“现实感”的影响。

一方面，“直播”将一系列刻意制造的场景伪装成“日常”，而让人忘记其中的“表演”属性。这种伪装出来的“日常”与真实“日常”之间的区别，在于追逐奇异、放大欲望，对种种禁忌事物进行夸张演出。作者发问：你在当代的主流媒体中见过很多关于农村的报道和描述吗？这无疑是对政府、社会机构和严肃学者的诸多农村研究和实际举措视而不见。

《新乡土中国：转型期乡村社会调查笔记》

作者: 贺雪峰
版本: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3年3月

农村只有以奇观的形态展现，才能被城市布尔乔亚认定为真实。这种情感结构诞生自80年代莫言《红高粱》之类的“寻根文学”，至今依然内在于他们的情感结构之中。只不过，现在又加上了“拯救农村”之类的煽情尾巴。如果认为通过在视频网站闲逛，就能理解中国农村的真实状况，那就是大错特错。写作《新乡土中国》的贺雪峰老师早就指出，经验不等于现象。严肃的经验研究应该建立在厚重的事实积累之上。如果仅仅是举例说明，将例子当作写作和叙述的策略，这样的经验不过是现象，不足以构成社会学报告的材料。

如果我们要真诚关怀现实，却无法辨识“直播”带来的虚幻真相，如果我们把对社会真相的认知，习惯性寄托在眼前的视频中。那么，显然，我们更需要反思的是，被“直播”占领的现实生活，被“直播”篡改的认知体验，被“直播”驾驭的思考路径。

“直播”示范了“日常”的错误打开方式，在不知不觉中制造出“另一个中国”，只会激发出尖锐的社会隔阂与断裂之感。这不由得让人也如原作者那样想起一首诗，这是英国“打谷诗人”斯蒂芬·达克的《打谷者的劳作》：“他整日为主人干活儿；在一天的劳作之后，把晚上的时间用来读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