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位美国联邦法官裁定，苹果公司与五家最大的出版公司联手操纵电子书定价。几乎同时，最大的实体连锁书店巴诺书店（Barns & Noble），由于电子阅读器Nook亏损，正面临重大人事危机。这一裁决引起不少议论。原因之一，是政府的介入将使处于竞争另一方的亚马逊获益。有人怀疑，正是这家电子零售业巨头，曾游说司法部兴讼。亚马逊的一贯做法，是对各出版商各个击破，继而独享电子出版物定价权。
　　乔布斯临终前不久，曾在公司内部电邮中说，很多出版商对亚马逊9.99美元的电子书定价不满，因而必须提价。当然，苹果是根据定价按比例分享销售所得的。根据高盛公司的统计，亚马逊占有美国电子书销售额的58%，苹果只有9%；而巴诺书店则为27%。
　　眼下的图书出版，似乎正面临一个历史拐点；书籍这种知识的载体，又将面临革命性的变化。这种变化，历史上曾经发生过多次。其中，涉及到书写和复制工具的改进，也和载体的发展有关——从石碑到铜器，从皮革到纸张。很大程度上，文学的历史就是表达语言不断直白化的历史，而这显然要以记录手段的简易化为前提。先人手中只有凿刀和石料，自然只能用最经济，象征性最强的符号系统，记录重大事件，而不可能像我们这样，在社交媒体上、手机触屏上“指书”（thumb-text），任意闲扯。
　　书籍没这么随便，但也处在一个不断下放的过程。为了满足工业化之后，识字但文化教养不高的人群，并从中获利，就需要巧合、悬念、曲折的情节进程，吊足他们的胃口。19世纪出现的报章连载形式，也决定了故事发展的节奏（就像今天的电视连续剧）。最近一次发生这样的变化，是战后出现的袖珍小说平装本。美国的硬汉探案小说——它们往往是所谓“黑色电影”（Film Noir）的蓝本——便由此借力，一跃成为文学世界的重要景观。乔治·奥威尔因此欢呼，人们的阅读成本将极大降低。
　　不管奥威尔的这一预言是否成功，这种信息所携带的正能量，却是人们永远需要的。谷歌电子书库的命名，说明很多人相信一次古滕堡式的革命，正在或已经来临。根据美国出版业内的一项统计，最近一年电子书带来的收入，占到了20%。而此前一年，这个比例还是15%。
　　很多图书馆也开始提供电子书借阅服务。比如我住所附近的巴沙迪纳公共图书馆，一次借阅的上限是五本书，为期三周。用户所需要的，只是一张图书馆卡，并在电子终端下载一个简单的软件。根据图书馆和出版公司之间的协议，电子书每次只能借给一个读者。野心更大的美国数字公共图书馆（DPLA），则要汇总国会图书馆、数字档案等资源。博尔赫斯描述的巴别塔图书馆，离我们已经不远。也有人担心在古滕堡计划业已存在的情况下，这将导致重复建设，并劫持现有公共图书馆系统已经十分紧张的资金来源。
　　迄今为止，电子书往往被看作文本通过不同方式的记录和传播方式，而忽略了媒介即信息本身的问题。当你捧读一侧纸质印刷品，你的阅读是一种私人行为；而电子阅读器，则可能将你的阅读习惯，趣味等等，汇入一个大数据系统，而这些信息，甚至可能参与重塑未来文字的写作方式。这时的文本，也将不再是文字的灵魂，而沦为易朽的肉身；而从写作到发行再到阅读，也将成为一个不断流动的过程。有些作者，比如美国的尼克·哈卡威，已经在邀请受众参与故事的发展。
　　《发条橙子》的作者安东尼·伯吉斯调侃说，Book是Box of Organized Knowledge。如今看来，这个盒子的盖子是永远敞开的，内容被不断存取，重新摆放。
　　今天的数字出版，对于现有书业生态，远未摆脱寄生者的地位。至少，它需要实体书店充当样板展示厅。但是，如果日渐流行的跨界行为，一旦渗透到写作和阅读领域，书籍就有可能演化成纸版无法呈现的多媒体作品。至于开幅远超过电子屏幕的大型图册，谁知道明天的技术，又将提供怎么样的另类显示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