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辈子做女孩

婚姻的奇妙之处

Marriage and Surprises

婚姻是一种被官方承认的友谊。
——罗伯特·路易斯·斯蒂文森
我曾经如此决绝地否定婚姻的念头，所以当听到有人大声地说出“结婚”这两个字时才会这样的震惊。我感到悲哀而沉重，猝不及防。但最重要的是，我感觉自己像是被逮捕了一样。我们两个人都被抓住了。会飞的鱼和潜水的鸟全都一头撞进了罗网里。我的天真又一次扇了自己一记清脆的耳光:我怎么会如此的愚蠢，居然幻想着两个人可以在自己的伊甸园里天长地久下去？

2006年夏天的某个午后，越南北部的一个小村落里，我正同几个当地的妇女围坐在黧黑的厨房火炉跟前闲聊。我不会说当地的方言，但还是尽力地同她们探讨着关于婚姻的看法。
几个月以来，我和一个即将成为我丈夫的男人在东南亚旅行着。按一般人的说法，这个男人应该是我的“未婚夫”，但是我和他都不喜欢用这个词儿。事实上，我们两个人都还拿不定主意是否应该结婚。我们始终认为，婚姻并不在我们的计划当中，更不是我们想要的东西。可惜天不遂人愿，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到现在仍漫无目的地在越南、泰国、老挝、柬埔寨和印度尼西亚游荡着，挣扎着——甚至是气急败坏地——想鼓足勇气回美国结婚去。

那个让我充满疑问的男人就是我过去两年的伴侣和情人。在这本书里，我会称呼他为斐利贝。斐利贝是一位深情款款的巴西绅士，比我大十七岁，我们俩是在一次旅行中相遇的（跟现在不同，那可是一次计划好了的旅行）。当时我已经在世界各地漫游了好几年，努力去修补自己破碎的心灵。在旅行接近尾声的时候，我遇到了斐利贝。他一个人在巴厘岛过着宁静的生活，和我一样悉心地安抚着自己受伤的心。接下来就是两个人相互吸引，然后是一段漫长的交往，再后来，我们俩惊异地发现，爱情降临了。

当然，我们对婚姻的抵触并不是因为缺少爱。恰恰相反，斐利贝和我都毫无保留地爱着对方。我们曾兴奋地许下海枯石烂的诺言，甚至在私底下发誓一生一世都会忠诚于对方。但现在的问题是，我们两个都经历过婚姻的破裂，惨痛的教训让我们对婚姻产生了一种沉重的负担，哪怕明知对方是完美的人选。

从以往的经验来看，大多数的婚姻破裂都不是件好事，我们的也不例外（尽管丽贝卡·韦斯特曾说过：“离婚几乎就像打碎了昂贵的瓷器一样令人振奋和有用。”）。如果用1到10分来评定离婚的破坏力（在这里1代表友好的分手，而10嘛……就算是强制执行了），我也许会给自己的离婚打个7.5分。当然了，作为两个有教养的人，我们是不会产生自杀或者谋杀对方的想法的，但令人厌倦的离婚诉讼总是免不了的。最终，这场没完没了的官司拖延了两年多的时间。

至于斐利贝，当我们在巴厘岛相遇之时，他的第一次婚姻已经是十几年前的事了（他的前妻是一个聪慧的澳大利亚职业女性）。虽然他的离婚经历相对体面而且迅速，但失去自己的妻子（还有一所房子和他的孩子们，以及将近二十年的婚姻生活）依然让这个好男人一度沉浸在漫长的悲伤、悔恨、孤独和经济负担当中不能自拔。

正是这样的经历让我们对婚姻的圣洁和快乐充满了质疑，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它只意味着负担和麻烦。和其他刚刚走出离婚阴影的人一样，斐利贝和我不得不直面痛苦的事实：最初隐藏在美好的外表下的每一分甜密，最终都会变成作茧自缚的灾难。婚姻就像是一座迷宫，进来容易出去难。那些不受法律羁绊的未婚恋人们，可以在爱情结束的时候选择自由地离去。而你——一个期待走出围城的已婚者——很快就会发现，你的婚姻合同有很大一部分是受制于政府的，他们往往需要很长的时间才会批准你的离开。因此，在几个月甚至几年的时间里，你不得不生活在没有爱情的、完全靠法律维系的家庭当中，那种感觉就像待在一栋熊熊燃烧的建筑里一样。一栋着火的房子，想想吧，我的朋友，你被铐在地下室的暖气上无法挣脱，而浓烟已经渐渐弥漫开来，房梁上的椽子马上就要塌下来了……

很抱歉，这一切听起来实在有些不近人情。

我告诉你这些不愉快的想法只是想解释一下，为什么在相恋之初，斐利贝和我就订下了如此不寻常的协议。我们曾对天发誓，无论发生什么情况，绝不结婚。我们甚至承诺永远也不过问对方的财产状况，以确保不会再度陷入为了分摊抵押贷款、契约，争夺房产、银行存款、厨房用品，甚至是喜爱的书籍而吵吵嚷嚷的梦魇。在许下这些承诺之后，我们才可以心平气和地开始我们之间的关系。就像那些许下婚约的新人们会感到被誓言所保护一样，永不结婚的承诺也为我们带来了一丝心理上的安全感，这样我们才有勇气再一次地尝试去爱。而我们的这个承诺——一种自觉的私底下的承诺——让人最感到不可思议的地方就是它所包含的自由。

我们感觉仿佛已经搭上了通往幸福的直通车——有些东西，就像加西亚·马尔克斯说的：“和爱情一样，但是绝没有爱情带来的那些问题。”

所以，直到2006年的春天，我们一直过着这种互不干涉的生活，无拘无束地共同营造一个微妙的独立世界。如果我们就此过上幸福的日子当然很好，可惜一件非常麻烦的事打乱了这一切。

这件事还牵扯到了美国国土安全部。

这个麻烦就是，虽然斐利贝和我拥有那么多的共同点和美好时光，可惜我们并没有相同的国籍。当我遇见他的时候，他是一名巴西籍的澳大利亚公民，却常年住在印度尼西亚。而我是一个美国女人，除了旅行之外，大部分时间住在美国的东海岸。起初，我们并没有意识到这份无国界的恋爱会有什么问题。现在回想起来，也许那会儿我们应该多考虑一下。但正如老话所说的：鱼和鸟确实可以谈恋爱，但是它们住在哪儿呢？我们相信会找到解决难题的方法，因为我们都是出色的旅行者（我可以变成一只会潜水的鸟，而斐利贝就是那条会飞的鱼）。所以我们在一起的第一年时间，基本上是在天空中度过的——跋山涉水，飞跃过海洋和大陆，只为了能在一起厮守。

幸运的是，我们的工作也可以为这种自由的生活提供便利。作为一名作家，我可以在任何地方写作。而作为一个珠宝进出口商，斐利贝在美国有很多的生意，这也需要经常旅行。所以我们需要做的就是规划好自己的行程。我会飞到巴厘岛去，他也可以到美国来，我们还可以一起前往巴西，或是在悉尼再聚首一次。我在田纳西州立大学兼职教写作课，这样在一年当中的某几个月里，我们还可以一起住在科诺克斯维尔（田纳西州城市）一家酒店又潮又旧的房间里。（顺便说一下，如果你想试一试两个人的关系稳定程度如何，我建议你可以尝试在这种居住条件下生活一段时间）

我们就这样生活在一个断断续续、马不停蹄、时聚时散的状态之下，就像那些神秘的跨国保护计划中的证人一样。虽然从个人角度来看，我们的关系还是相当稳定的，但是考虑到那些昂贵的国际航空旅行，它也同样面临着不断的后勤挑战。而且这种生活也造成了一种心态上的焦虑。每一次重聚，斐利贝和我都不得不重新开始了解对方。每一次当我在机场焦急地等待他出现的时候，心里总是发出这样的疑问，我能认出他吗？他还会认识我吗？因此，一年以后我们俩都开始寻求更加稳定的生活方式。斐利贝作出了重大的牺牲，他放弃了自己在巴厘岛那简朴但非常可爱的小屋，搬进了我新近在费城郊区租下的小房子里。

虽然从巴厘岛搬到费城郊区的举动似乎让人很难理解，但斐利贝发誓说，他其实很久以前就对热带的生活感到厌倦了。他抱怨说，在巴厘岛的生活实在是太没意思了，每一天都是对前一天单调而空洞的复制。他坚称，在遇到我之前，就已经一直在打算搬到别的地方去了。当然，对于从未生活在天堂中的人来说，这种厌倦是无法理解的（我也觉得这个想法有点疯狂），但巴厘岛一成不变的美景也确实让斐利贝感到沉闷和厌倦。可是我永远也不会忘记在小屋里度过的那些个迷人的夜晚，我们赤着脚坐在屋外，在温暖的11月里，我们任由露水打湿自己的身体，一边喝着酒，一边仰望着稻田上空璀璨的星河，阵阵微风从摇曳的棕榈树间拂过，带来了远方寺庙遥遥晚祷的声音……可是斐利贝看着我，叹了一口气，直截了当地说：“我再也受不了这个鬼地方了，我迫不及待地想搬到费城去。”

既然是这样，那就出发吧，目标坑洼兄弟之城① （费城）！事实上，我们俩都很喜欢这个地方。我们租的小房子离我姐姐住的地方不远，这种近对我非常重要，我又可以重温家的感觉了。此外，经过了多年的远游之后，重新回到美国生活让我们感觉非常好，甚至有一点兴奋。尽管这个国家有种种的不如意，但我们仍对这里的生活充满了兴趣：一个迅速发展的、拥有多元文化的、充满了各种矛盾、机遇和挑战的活力之国。

在费城，斐利贝和我建立了自己的小窝，召开了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家庭生活会议，并取得了圆满的成功。他继续卖他的珠宝，而我则找一些需要常驻某地进行考察和研究的文章来写。他做饭，我清理草坪，每隔一段时间，我俩中的一个就会拿起吸尘器来打扫卫生。我们合作得很好，从没为日常琐事争吵过。这让我们信心百倍，对未来充满了乐观。

是的，我们的日子过得挺不错。

但是，安稳的日子并不长久。斐利贝的签证只有三个月的时间，这是他合法停留在美国的最长期限，然后他就不得不到其他的国家待上一段时间。如果他一个人离开，我只好暂时与书籍和邻居为伴。好在几个星期后，他还会回到美国，重新开始一个九十天的签证有效期，我们也就又可以生活在一起了。这件事可以证明我们是如何珍惜彼此的承诺，这些九十天的相聚只会让我们更加亲密：三个月刚好是两个敏感的离婚者可以掌控，而又不会感到恐慌的完美时限。而有时，如果日程不冲突的话，我也会参加他的签证之旅，陪他一起离开美国。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有一天，当我们结束一次海外商务旅行后，回到美国的时候会发生那件事。由于买的是打折机票，所以我们降落在达拉斯的沃斯堡国际机场。我先通过了安检门，同我的美国同胞们一起顺利地走出来。我走到通道的另一边等着斐利贝，他正站在长长的一队外国人中间。我看着他走到安检的官员跟前，那个人开始仔细地审核斐利贝那像《圣经》一样厚的澳大利亚护照，翻看着每一页，每一个标记，每一张照片。通常情况下，他们是不会如此小题大做的，这让我渐渐地开始紧张起来。我注视着，期待着对于每一个入境的人来说都非常重要的声音：印章盖在护照上的厚重的、坚实的“哐”的一声，就如同在图书馆里常听到的一样。可惜它始终没有出现。

相反，那个安检官员拿起电话，低声地说了几句。过了一会儿，一名身着国土安全部制服的警官走了过来，把我的恋人带走了。

那些穿制服的男人把斐利贝扣留在达拉斯机场已经有六小时了。在这六小时里，我被禁止探视，也不允许提出任何问题，只能坐在国土安全部的候客室里等着。这是一间单调的房间，白炽灯在头上泛着刻板的光，里面坐满了来自世界各地的焦虑的人们，每个人都因恐惧而呆呆不语。我不知道他们会对斐利贝做什么，也不清楚他们想从他嘴里问出点什么。我只知道他没有触犯任何法律，但这也不过就是个心理安慰罢了。当时正是小布什当政的最后几年，如果你有个异国恋人正在被政府关押的话，对你来说可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我一直试图让自己平静下来，像14世纪神秘的诺维奇的茱莉安① 一样祈祷：“一切皆好，一切皆好，所有的事情皆会好。”可惜我一个字也不相信。一切皆不好。所有的事情皆不好。

每隔一段时间，我就会从塑料椅子上站起来，试着从防弹玻璃后面的移民官员那里得到更多的信息。但他对我的要求不置可否，每次都重复着同样的答案：“当我们有任何关于你男朋友的消息，小姐，我们会通知你的。”

我只能说，在这种情况下，英语里面大概再没有比“男朋友”听上去更没有说服力的词了。从这个人轻蔑的态度也可以看出他对我们俩的关系颇不以为然：一个政府官员还会在乎你的男朋友如何如何？我很想跟他说清楚：“听着，对我来说，那个被你们关起来的男人比你想象的要重要得多。”但是，即便心里焦虑万分，我仍然不知道这么说有没有用。我甚至担心会适得其反，为斐利贝带来不必要的麻烦，所以我只好无助地退了回去。我现在也许应该靠自己的力量做点什么，比如说请个律师。但我身边没有电话，我也不想离开这间屋子，我在达拉斯不认识任何律师，而且现在是周日的下午，鬼才会在这个时候管你的闲事

终于，经过了六小时的煎熬之后，一名警官走了过来，他带着我穿过几条走廊，经过像兔笼的保密室，最后走进一个昏暗局促的房间，斐利贝与国土安全部的审讯员就坐在里面。两人看上去都同样的疲惫不堪，而其中一个就是我的恋人，世界上我最熟悉的人。看着他这个样子让我不禁一阵阵地心疼。我很想走过去抚慰他，但我清楚这是绝不允许的，所以我只好站在原地。

斐利贝对我疲倦地笑了笑，说：“亲爱的，我们的生活即将变得更有意思了。”

在我反应过来之前，那个审讯员已经迅速地接过话题，对我作出了解释。

“女士，”他说道，“我们叫你进来就是想通知你，我们不能批准你的男友进入美国。我们将对他进行临时羁押。而后，由于他确实持有澳洲护照，我们将把他移送到一班飞往澳大利亚的航班上。今后，他将不能回到美国了。”

我的身体首先作出了反应。我感到浑身的血液好像立刻被抽干了，双眼无法看清任何东西。很快地，在接下来的一瞬间，我的思维又恢复了正常。我迅速地对眼前发生的危机进行了分析：早在我们认识很久以前，斐利贝就已经开始在美国立足了。他每年都会在这里做几次短暂的停留，在美国销售通过合法手段从巴西和印度尼西亚进口的珠宝和原石。美国政府一直很欢迎像他这样的国际商人，因为他们为这个国家带来了商品、资金和繁盛的贸易。作为回报，斐利贝在美国也赚到了不菲的利润。几十年间，他用自己在美国的收入把自己的孩子都送进了澳大利亚最好的私立学校（现在他们已经成年了）。尽管他直到最近几年才搬到这里居住，但美国一直是他事业的中心。他的生意在这里，所有的客户也都在这里。如果永远不能再回到美国，他的生活就全毁了。更何况，这里还有我，斐利贝需要与我住在一起，而因为家人和工作的缘故，我也不可能搬到别的地方去。况且斐利贝早已成为我家庭的一部分。他同我的父母、姐姐、我的朋友相处得非常好，早就融入我的世界中了。所以，一旦他永远被美国拒绝入境，我们该如何继续自己的生活呢？我们该怎么办？（“我们俩到哪儿去睡觉呢？”就像那首悲哀的温图族① 情歌唱的那样，“在那无尽的天边吗？我们该睡在哪儿啊？”）

“你驱逐他的理由是什么？”我竭力做出权威的样子质问那个安全部的家伙。

“严格地说，女士，这不是驱逐出境。”与我不同，他很随和地说，“我们只是拒绝他进入美国，理由是他在过去的一年中出入境过于频繁。他从来没有超过签证规定的滞留时限，但是对比来往的记录我们发现，他的行程通常都是和你在费城度过三个月之后，立刻离开这个国家，以便很快再次回到美国。”

我们很难否认，因为斐利贝恰恰就是这样做的。

“这样做犯法了吗？”我问。

“不完全是。”

“不完全是，还是不是？”

“不，女士，这不是犯罪。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没有逮捕他。但三个月的免签证是美国政府提供给友好国家的公民的待遇，它并不适用于连续的访问。”

“但是我们并不知道。”我说。

斐利贝插了一句。“事实上，先生，在纽约曾经有一位签证官对我们说，我可以无限次地访问美国，只要不超过九十天的签证限期。”

“我不知道是谁告诉你的，但那不是真的。”

这个警官的话，让我想起有一次过境的时候，斐利贝曾经对我讲过：“千万不要掉以轻心，亲爱的。永远记住，在任何一天，凭借任何理由，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海关人员都可以对你说，不。”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你是我该怎么办呢？”我问道。这是多年以来，我在和冷漠的客服或政府办事人员打交道时一个小招数。这样说是想让那些掌控一切的人稍等片刻，替那些处于弱势的人们想一想。这是一种微妙的博得同情的方式。有些时候，它很有用。但是说实话，在大多数情况下也起不了多大作用。不过现在我愿意尝试任何的方法。

“好吧，如果你的男友要再次回到美国来，他必须使自己拿到一个更有效、更长期的签证。如果我是你，我会去帮他搞到一个。”

“那好，”我说，“有没有什么最快的方式，以确保他能拿到更有效、更长期的签证呢？”

国土安全部的警官看了看斐利贝，然后看看我，又转向斐利贝。“想听实话吗？”他说，“你们两个必须要结婚。”

我几乎可以听见自己的心沉下去的声音。隔着这个小房间，我能感觉到斐利贝的心也同我一样坠入无尽的深渊。

现在回想起来，这实在是令人难以置信，我居然会对这样一个建议感到惊异。上帝啊，难道我以前从没听说过为了绿卡假结婚的事吗？不过也难怪我不相信，考虑到我俩目前的境地，结婚这件事带来的恐怕不会是解脱，而是无尽的痛苦。我的意思是，至少也要帮我们出个主意吧？可是这个想法着实让我大吃一惊，也确实让我很难过。我曾经如此决绝地否定婚姻的念头，所以当听到有人大声地说出“结婚”这两个字时才会这样的震惊。我感到悲哀而沉重，猝不及防。但最重要的是，我感觉自己像是被逮捕了一样。我们两个人都被抓住了。会飞的鱼和潜水的鸟全都一头撞进了罗网里。我的天真又一次扇了自己一记清脆的耳光:我怎么会如此的愚蠢，居然幻想着两个人可以在自己的伊甸园里天长地久下去？

很长时间没人说话，直到那个国土安全部的警官打破了僵局，他凝视着我们沉默的面孔问道:“对不起，伙计们，你们对这个建议似乎有些问题？”

斐利贝摘下眼镜，用手揉着自己的眼睛。凭着多年的了解，我知道这表示他已经精疲力竭了。他叹了一口气说道：“哦，汤姆，汤姆，汤姆……”

我这时才注意到，这两个人一直在称呼对方的名字。不过我认为在六小时的审讯后这种事并不奇怪，尤其当被审讯的人是斐利贝。

“不，说实在的，到底有什么问题？”汤姆，就是那个警官问道，“很显然你俩已经同居了，而且很在意对方，况且你们都还是单身……”

“有些事你不明白，汤姆，”斐利贝的身子向前探出，用一种与环境截然不同的亲密语气解释说，“小莉和我过去都经历过非常失败的婚姻。”

“哦……”汤姆小声地发出一声轻呼，仿佛感同身受一般。然后他也摘掉自己的眼镜，开始揉起眼睛来。我本能地向他的左手无名指瞥了一下。没有结婚戒指。从那光秃秃的左手，以及他疲惫悲伤的反应，我迅速地作出了推断：离过婚的男人。

从这时开始我们的审问变得不可思议起来。

“没关系，你们可以签订婚前协议，”汤姆说，“我的意思是，如果你们担心再次出现离婚财产分割的麻烦。或者，如果你们对两个人的关系问题感到恐惧，也许心理辅导也是个不错的主意。”

我惊讶地听着他的话。难道美国国土安全部还有义务为我们的婚姻出谋划策吗？就在达拉斯沃斯堡国际机场的审讯室里面？

我很快缓过神来，给出了另一个明智的解决方案:“汤姆警官，假如我能够找到一种方法，通过雇用斐利贝而不需跟他结婚，你看怎么样？我可以以员工的名义把他带进美国，而不是作为我的丈夫吗？”

斐利贝直起身子，大声地说道：“亲爱的，这真是个好主意！”

汤姆古怪地看着我们俩。他问斐利贝：“跟我说实话，你真的希望这个女人成为你的老板，而不是妻子吗？”

“上帝啊，当然了！”

我可以感觉到，汤姆正在努力克制着自己朝他大吼:“你们他妈的这算什么事儿？”但他的专业本能阻止了他。他只是清了清嗓子说:“不幸的是，你刚才的提议在这个国家是不合法的。”

斐利贝和我再一次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瘫坐下来，情绪低落地沉默着。

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之后，我再次开口了。“好吧，”我承认自己被打败了，说，“我们把这事了结了吧。如果我现在嫁给斐利贝，就在你的办公室里，你会让他进入这个国家吗？也许你们的机场里正好有个牧师能帮上忙？”

生活中总会出现这样的时刻:一张凡人的面孔往往可以闪现出神的光辉，现在就是这种情况。汤姆，那个面容疲惫的、挺着大肚子的、佩戴着德州国土安全部标志的警察朝着我笑了，带着一丝的悲凉、仁慈和同情，看上去与这个陈旧而冷漠的房间格格不入。在那一瞬间，他看起来就像是一个牧师。

“哦，不，不，”他温和地说，“恐怕这样做是不行的。”

现在回想起来，汤姆当时应该很清楚斐利贝和我将要面对的是什么，甚至比我俩知道的还多。他也很清楚，想要得到一个正式的美国结婚签证绝非易事，特别是在这么一个“边境事件”之后。他甚至可以预见到全部的麻烦事:我们需要找律师，至少在三个大洲的三个国家里准备好所有必要的法律文件；斐利贝居住过的每一个国家的警方报告；还有成堆的私人信件、照片，以及其他可以用来证明我们关系的私人物品（讽刺的是，这样的证据根本不存在，因为就像银行账户一样，在经历过糟糕的婚姻生活之后，这些细节的东西我们都是分开的）；他的指纹、疫苗接种情况、肺结核的胸透结果；美国大使馆的签证谈话记录；我们可能还不得不找出斐利贝三十五年前在巴西军队服役的记录；在等待这个结果出来之前，斐利贝还必须花大把的时间待在国外，等等。最糟糕的是，尽管作出了所有这些努力，我们依然不知道美国政府（从某些方面来讲，它就像一个严厉而古板的父亲）会不会接受这个男人作为自己亲生女儿的丈夫。

警官汤姆已经预见到了这一切，而且事实上他也很同情我们的遭遇，这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了。应该说，在此之前，我从未想过会在自己的书里称赞一个国土安全部的警察，仅仅因为他对我们表达了个人的同情。但是汤姆毕竟还做了一件好事（就在他给斐利贝戴，把他丢进达拉斯国家监狱，让他整晚都待在关满了货真价实的罪犯的号子里之前）。这件事就是：他给了我和斐利贝整整两分钟的独处时间，好让我们可以相互倾诉别离的痛苦。

当你只剩下两分钟来与自己最爱的人告别，而再次见面又遥遥无期的时候，你恨不得把所有事情都倾吐出来，但又不知道该说什么和做什么。在这两分钟时间里，我们迅速制订出一个匆忙的计划。我先回到费城的家里去，退掉我们租的房子，处理好所有的家具，然后找一个移民律师开始办理各种法律程序。斐利贝会被关进监狱。然后流放回澳大利亚——当然，从严格意义上讲，这并不是法律意义上的“流放”。（请原谅我在这本书里使用“流放”这个词，但我真的不知道该如何形容把一个人赶出一个国家的行为）。因为斐利贝从来没有在澳大利亚生活过，也没有房子或是其他财产，所以他会尽快地安排好一切，然后搬到更便宜的地方去，比如说东南亚。而我在结束了手上的事情之后，也会跑到地球的那端去和他会合。在那边，我们将共同期待那不确定的未来。

斐利贝在纸上写下他的律师、成年的子女，还有生意伙伴的电话，这样我可以把他的情况通知给她们。我把手提包翻了个底朝天，发疯似的寻找他在监狱里可能用到的东西：口香糖、我所有的现金、一瓶水、一张我们的合影，还有我在飞机上读的小说，书名正好叫做《人民爱情法案》。

斐利贝的眼里噙满了泪水，他对我说：“谢谢你来到我的生命中。无论现在发生什么，也无论你决定做什么，你要明白，这是我度过的最快乐的两年时间，是你给我的，我永远也不会忘记。”

在那一瞬间我意识到：上帝啊，这个男人以为我要离开他了。

他的反应让我很吃惊，也很感动，但更多的是使我感到很羞愧。我从未想过像汤姆建议的那样嫁给斐利贝，把他从被放逐的命运中救出来。但是很显然，他被这个主意打动了，所以现在才会觉得自己被抛弃了。他确实害怕我会丢下他，留下他一个人伤心欲绝。难道我在他心里就是这样的人吗？难道我是一个爱情的逃避者吗？不过斐利贝的恐惧也不是毫无来由的。我从未质疑过他对我的忠诚，也从不怀疑他会为我而牺牲一切。但是假如我们站在对方的角度上，他也会和我一样充满信心吗？

我不得不承认，如果是在十年或者十五年前，我会不顾一切地把他保释出来。不好意思，年轻时候的我缺乏荣誉感，行事不假思索，率性为之。但是作为一个个性十足的人，上面的那些毛病并没有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有所收敛。接下来，趁着我们还可以待在一起，我做了自己认为当时唯一正确的事。我在他耳边轻声发誓，此生永远也不会离开他。我会竭尽所能，即便不能留在美国，也要和他厮守在一起，无论天涯海角。

汤姆警官又回到了屋子里。

分别的时候，斐利贝对我低语道：“我爱你，我要娶你。”

“我也爱你，”我对他许诺说，“我会嫁给你的。”然后那个和善的警官就把我们分开了。他给斐利贝戴，把他带走了。他会先被关进监狱，然后遣返出境。

当晚，我一个人乘飞机回到了费城。在我们曾经的小窝里，我又慎重地考虑了一下自己的承诺。我很惊讶地发现，不知怎么搞的，尽管情况十分严峻，但我并没有觉得特别的悲伤或者恐惧。恰恰相反，我感到一种强烈的冲动，想要把这一切都详详细细地记录下来。仅仅几小时之前，我和斐利贝的生活就像被一把巨大的铲子干净利落地翻了个底朝天。现在，我俩居然已经订婚了。不过我们的订婚仪式实在是太奇特，也太冲动了，就像是卡夫卡小说的片段一样。不过，我们毕竟是订婚了，毫无疑义。

好吧，就这样。反正我肯定不是家族里第一个被逼无奈才结婚的女孩——至少跟那些未婚先孕的人比起来，我的处境还算不错。不过，我们的药方倒是都一样：马上结婚。这就是我们要做的事。可是真正的问题来了，我在那晚回费城的飞机上绞尽脑汁也不得其解：我真的不知道婚姻为何物。

在这之前，我已经犯过一次错误，在还不知道婚姻是什么的情况下就把自己嫁出去了。事实上，我第一次结婚的时候还不满二十五岁，就像一条拉布拉多犬跳进游泳池一样，天知道当时我的脑子里想的是什么。现在回想起来，那时确实是太不负责任了，我甚至不知道该如何挑选牙刷，何况是自己的未来。你可以想象到，我会为如此的漫不经心付出了怎样的代价。六年之后，我所面对的就是一纸冷冰冰的离婚判决书。

回首当初结婚的那一天，我不由得想起理查德•奥尔丁顿的小说《英雄之死》。在书中，他是这样感叹两个年轻的情侣们那悲伤的婚礼的：“当乔治•奥古斯都和伊莎贝尔山盟海誓、至死不渝时，有人能够描绘出他们的无知吗？”曾几何时，我也如奥尔丁顿笔下年轻的新娘一样神采飞扬，正像他写的那样：“对于世事她一无所知，谁也不知道她心里想的是什么。”

现在，尽管韶华已逝，我已经三十七岁了，但我依然不确定自己是不是对婚姻了解得更多了。我离过婚，所以我对婚姻有一种莫名的恐惧。我也不知道自己能否称得上爱情专家，但我已经习惯于婚姻的失败和恐惧，甚至泯然于众多痴男怨女当中。不过，既然上天安排了这段姻缘，而我也在生活中历练出了足够的经验，我决心去接受它。我明白，命运有时就像一张请柬，带领你去面对甚至超越你自身最大的恐惧。而当你被迫去做一件自己一直特别憎恨或恐惧的事时，至少你成长了。

所以，当飞机从达拉斯起飞的时候，我渐渐地想明白了。现在，我的世界已经被搅得天翻地覆，尽管爱人流落异乡，我们两个还是必须要结婚。那么，也许在第二次走进围城之前，我应该利用这段时间冷静地思考一下。或许这才是明智的做法。看在上帝的分上，我不得不费些力气，去弄清楚这古怪、烦恼、充满了矛盾，然而又顽固而持久的婚姻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在接下来的十个月里，我做的所有事就是一边陪着斐利贝四处漂泊，一边费尽心力想把他弄回美国，然后顺顺利利地结婚（警官汤姆已经警告过我们，如果我们打算结婚，无论是在澳大利亚还是其他别的什么地方，都只会让国土安全部很不爽，结果就是大大拖延我们办理移民的速度）。所以在那段日子里，我脑子里想的、眼里看到的、甚至嘴里说出的唯一一件事就是错综复杂的婚礼。

我让住在费城的姐姐（她正好是一位货真价实的历史学家）给我寄来了整箱子关于婚姻的书。无论我和斐利贝旅行到哪里，我都会把自己关在旅馆的房间里读书，与那些杰出的学者们做无数小时心灵上的沟通。比如说斯蒂芬妮•昆茨，虽然我从未听过她的名字，但现在我已经视之为自己的英雄和导师。老实说，正因为阅读，我们不是合格的旅行者。在那几个月的旅行中，尽管斐利贝和我到过很多风景如画的地方，但我们仿佛从未关注过这些人间胜境。这段旅行不像是无忧无虑的度假，更像是一次逃离麦加的惊险历程。我们无法享受旅行的乐趣，因为我们是被赶出来的，我们中的一个人不被允许再回家了。

另外，我们的财政状况也令人担忧。虽然我的上一本书《一辈子做女孩》在不到一年之前登上了畅销榜首，但它并没有被大受追捧，至少没有像我们预期的那样。斐利贝的收入来源也被完全切断了，所以我们目前只能靠我的稿费维持生计，而且我不确定还能维持多久。也许还可以将就一段时间，但终归会用完的。我本来已经开始着手写一本新小说，但写作计划很快就被斐利贝被驱逐出境所打断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跑到东南亚来，两个人寒酸地挤在大约三十美元一晚的旅店里的原因。不过我并不认为这段时期过得很艰难（看在上帝的分上，好在我们不是挨饿的政治难民），我只是觉得这是一种非常奇怪而紧张的生活方式，而且随着未来的日渐迷茫，这份困惑和沉重也在与日俱增。

我们就这样四处流浪了将近一年的时间，企盼着美利坚合众国驻悉尼大使馆的召唤。我们从一个国家飞到另一个国家，就像一对失眠的夫妇寻找一张虽然不舒服，但足可以安睡的床铺一样。许多个不眠之夜，我躺在黑暗中辗转反侧，思考着自己对于婚姻的矛盾和偏见，把自己在书里读到的信息加以分类，希望可以从中得到足以自我安慰的结论。

我要说明的是，一直以来我所研究的部分仅仅局限在西方历史框架内，所以本书也逃不脱文化的限制。任何对人类婚姻有研究的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都会从我的叙述中找出巨大的间断和差异，这是因为我并没有把整个人类历史和疆界考虑进来，甚至还略过了一些极其重要的概念（比如说一夫多妻制）。这让我感到很轻松，而且确实受益匪浅。或许我应该更加深入地去探究各地的婚俗习惯，但我没有这么多的时间。举个例子说吧，如果想要准确了解伊斯兰社会婚姻的复杂本质，你需要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所以我根本没法从容地去研究它。我的脑子里仿佛有个闹钟一直在催促着：无论你喜欢与否，也不管你准备好了没有，一年之内，你必须要结婚了。基于这样的原因，我就只好暂时将目光锁定在了西方历史上的一夫一妻制上，以便更好地去理解我所承受的责任，对家庭构成的叙述，以及从人文角度产生的一系列特殊的焦虑。

我希望所有这些研究可以减轻我对婚姻深深的成见。我不确定这一定有效，但是不管怎样，过去的经验表明，你了解得越多，心态也就越平和。（就像传说中的侏儒怪一样，只要你能揭穿他们的伪装，有些恐惧是可以被打败的）。最重要的是，我真的希望能够找到一种方法，确保我能和斐利贝安然度过那个大喜的日子，而不用像吞下一颗坚硬而难咽的药丸般痛苦。可能我有些老套了，但是我认为在结婚那一天就应该是快快乐乐的，开心而且神志清醒，这样就够了。

本书记述的就是我如何达到这个目标的。

每个故事都需要一个开头，就让我们从越南北部的山村开始讲起吧。

婚姻与期待的幸福
Marriage and Expectation
男人交往不动情，个个女人皆称心。
——奥斯卡•王尔德
最新的一项调查发现，年轻的美国女性将择偶的标准定义为一个能够“激励”她们的男人，而无论从哪方面来说，这都是一个相当高的标准。比较而言，在对20世纪20年代的年轻女性的调查显示，她们更看重的是人的基本素质，比如说“正派”、“诚实”，或者他养家糊口的能力。但这已经不够用了，现在我们需要能激励自己的配偶了！每一天！来吧，亲爱的。

那天，我遇到了一个小女孩。

在一列喧嚣肮脏的苏联时期的火车上颠簸了整晚之后，斐利贝和我终于从河内来到了这个不寻常的村落。我想不起来我俩为什么要跑到这个地方来了，也许是受了那几个年轻的丹麦旅行者的怂恿吧。这还不算完，从又脏又吵的火车上下来之后，我们还要再乘上好长一段同样脏乱的公共汽车。最后，汽车终于停在了靠近中国边境的一个地方。一下车，我们就惊异于这里的美丽，苍翠的远山，充满了原始的气息。我们找了一家旅馆住下，然后我一个人信步走进村子，试图舒缓一下自己僵硬的膝盖。这时，一个女孩走到了我跟前。

她十二岁了，这是我后来才知道的，因为她看上去比我见过的任何同龄的美国孩子都要瘦小。她长得非常美丽，黝黑健康的肤色，润泽的头发编成辫子，结实的身体上套着一件短短的羊毛外衣。虽然已是闷热的夏天，她的小腿上依然打着颜色鲜艳的羊毛绑腿。她穿着一双塑料的中式凉鞋，双脚不停地踢踏着。她一直在旅店的周围晃荡，我们在前台登记的时候就已经注意到她了。当我一个人出来闲逛的时候，她径直地向我走了过来。

“你叫什么名字？”她问道。

“我叫小莉。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麦，”她说道，“我可以给你写出来，这样你就知道怎么拼了。”

“你的英语说得真好。”我称赞道。

她耸了耸肩。“当然。我经常和游客聊天。我能讲越南话、中国话，还会说一点日语。”

“是吗？”我开玩笑说，“那你不会法语吗？”

“会一点儿① ，”她回答道，眼中闪过一丝狡黠的神色。然后，她问我，“你从哪里来，小莉？”

“我从美国来。”我说。接着，为了显出我的风趣，尽管明知道她是本地人，我还是问道，“你是从哪儿来的，麦？”

她一下就听出了我的幽默，并立刻作出了回应。“我是从我妈妈的肚子里来的。”她回答道，这让我立刻就喜欢上了她。

事实上，麦是从越南来的。但是后来我发现，她从不认为自己是越南人。她是赫蒙族人，那是一个人口稀少的、骄傲而独立的少数族裔（人类学家将之称为“原住民”），世代居住在越南、泰国、老挝的高山上。同库尔德人一样，赫蒙族人没有真正意义上属于自己的国家。他们依然保存着这个世界上最独特的风俗。他们是游牧人、吟游者、战士，从来不服王化，对于任何试图统治他们的国家来说，这个民族都是个大麻烦。

了解赫蒙族人的生活方式，就像研究纽约州北部的莫霍克人一样具有重大的意义。他们在几百年里始终穿着传统的服装，讲自己的语言，拒绝与外界同化。在21世纪初的今天，步入这样一个赫蒙族人的村落，会让人产生恍如隔世的感觉。透过他们的文化传统，你仿佛可以惊异地看见古人世界的方方面面。也就是说，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祖先在四千年前是如何生活的，只要看看赫蒙族人就可以了。

“嘿，麦，”我说道，“你愿意做我今天的翻译吗？”

“干什么？”她问道。

赫蒙族人是出了名的直来直去，所以我也没有绕圈子：“我想跟你们村子里的女人们聊聊结婚的事。”

“为什么？”她又问了一遍。

“因为我马上就要结婚了，我想听一些建议。”

“你这么大岁数了还没有结婚啊！”麦不以为然地说道。

“嗯，我的男朋友年纪也不小了，”我回答，“他有五十五岁了。”

她盯着我，低低地吹了声口哨，说：“好吧。他很走运。”

我不知道那天麦为什么会决定帮助我。好奇心？还是无聊？或许只是希望赚一点小费？（当然，我也确实给了）但是，不管出于什么目的，她最终还是同意了我的请求。沿着陡峭的山路翻过附近的一座小山，我们很快就到了麦一家居住的石屋。这是一栋狭小的房子，屋子里被烟熏得漆黑，只能靠几个小小的窗子来采光，不过附近的河谷可能是你一生中见过的最美丽的。麦把我介绍给屋子里面一群正在编织、做饭和打扫卫生的妇女。在这些女人当中，麦的祖母给我留下的印象最为深刻。这个四英尺高的没有牙齿的老太婆是我一生中见过的最无忧无虑、最快乐的女人。更重要的是，她认为我也相当有趣。仿佛我做的每一件事对她来说都是难得的笑料。她把一顶高高的赫蒙族帽子戴在我的头上，指着我开始大笑。接着，她又往我的怀里塞了一个很小的赫蒙族孩子，然后继续大笑。当我披上华丽的赫蒙族披肩时，她依旧指着我笑个不停。

不过话说回来，对于这种情况我已经习以为常了。因为很早以前我就知道，一个身材高大的外来游客，注定会成为这些当地人嬉笑的对象。当然，作为一个有礼貌的客人，你也不得不接受他们善意的捉弄。很快地，越来越多的妇女——邻居、亲戚——都拥进了这个屋子。她们向我展示着自己的织品，把帽子套在我的头上，把小孩子推到我的怀里，然后一起指着我，笑得不亦乐乎。

麦向我解释说，她们全家——大约十二个人——都住在这间屋子里。所有人都睡在地板上。屋子的一边是厨房，而另一边则是冬天烧木头取暖用的炉子。大米和玉米存放在厨房上方的阁楼里，而猪、鸡和水牛则圈养在屋子附近。屋子里唯一的可以算得上是私人空间的，是一个比扫帚间大不了多少的地方。后来我才了解到，这个房间是给家里的新婚夫妇准备的，在他们婚后的头几个月可以被允许单独睡在里面，以便于完成传宗接代的任务。而在经过了一段时间的独处之后，年轻的夫妇必须回到家庭成员当中，在一生剩余的日子里和大家一起睡在地板上。

“我告诉过你，我爸爸已经死了吗？”在带我参观的时候，麦问道。

“我很抱歉，”我说，“他是什么时候死的？”

“四年前。”

“他是怎么死的，麦？”

“他就是死了。”她冷静地下着定论。死了就是死了，我琢磨着，这就是人们对于死亡通常的想法。“他死的时候，我们在他的葬礼上吃了水牛。”对于这样的回忆，她的脸上闪过了一阵复杂的表情：有为父亲的去世而悲伤，也有为水牛肉的美味而欢欣。

“你妈妈感到孤独吗？”

麦只是耸了耸肩膀。

在这里，你根本无法想象什么是孤独。同样地，在这样一个拥挤的大家庭里，你也很难找到孤独那快活的孪生姐妹：隐私。麦和她的母亲同很多人住在一起。在多年的旅行中，我已经不是第一次惊异于这种事情。相形之下，现代美国社会是如此的隔膜。在我来的那个地方，人们已经把“家庭”压缩成一个极小的单位，一种长期生活在庞大家庭里的赫蒙族人根本无法想象的概念。如果你打算研究一下现代西方家庭的日常生活，你也许需要一个电子显微镜。你会发现，两个或者三个，最多是四个人居住在一个广大的空间里，大家都拥有属于自己身体和心灵上的领域，每个人在一天当中的绝大部分时间里都是自己一个人度过的。

当然，我并不认为现代家庭的“缩水”就一定是坏事。随着婴儿出生数量的降低，妇女们的生活水平和健康将会得到相应的改善，这也是对崇尚家族聚居的思想的一种否定。而且，社会学家们也早已得出结论，不同年龄的近亲居住在一起时，乱伦和猥亵儿童的发生率也会增加。在如此庞大的人群中，想保持行事的独立和隐私都是很困难的，更不用提人的个性了。

但是我肯定，在我们的现代的、封闭的、带着极强私人印记的家庭当中，很多东西已经找不到了。看到赫蒙族妇女之间的交流方式，我很想知道，这些逐步变得更小也更加核心化的西方家庭模式，是否也在对我们的婚姻造成影响。举个例子说，在赫蒙族社会中，男人和女人是不会有那么多时间待在一起的。当然，你可以有一个配偶，你们之间有性行为，你们共同生活在一起，也许你们之间还可能会有爱，但是仅此而已。在其他的时候，人们的生活按照性别被严格地区分开了。男人们一同工作和从事社会活动，女人也只和女人们混在一起。很明显的例子就是：那天就没有一个男人在麦的家里出现过。无论男人在外面做什么（耕种、聚饮、闲聊、赌博），他们都会聚集在特定的地方，与女人们分隔开来。如果你是一个赫蒙族女人，那么你根本不用指望自己的丈夫成为你最好的朋友、最亲密的知己、你的感情顾问、智囊，或是在你最悲伤的时候为你带来安慰。相反，赫蒙族妇女往往会向其他的女人们寻求情感上的慰藉和支持，比方说姐妹、阿姨、母亲、祖母等。赫蒙族的女人在一生中会得到相当多的情感上的建议和支持。在这里，亲情无处不在，当一个人遇到困难的时候，很多女人都会来帮助你，与你共同承担肩上的重担。

最后，在结束了与所有人的寒暄，也逗弄过了每一个婴儿之后，笑声逐渐平息了下来。大家围坐在一起。麦坐在我旁边为我翻译，我开始问她的祖母，是否可以给我讲一讲赫蒙族人的婚礼。

“仪式通常都很简单。”祖母耐心地解释说。在举行传统的赫蒙族婚礼之前，男方应该到女方家里来拜访，这样双方可以就婚礼的日期和筹划进行商讨。这个时候女方往往会杀一只鸡，用来祭奠家里过世的长辈。而到了结婚的那一天，还会杀好几头猪。酒宴准备好了之后，十里八村的亲戚们都会赶来祝贺。婚礼的费用由双方家庭共同承担。新娘由送亲的队伍送到婚礼现场，而在这个过程中，女方的一个亲戚还要一直擎着一把雨伞。

这时，我插了进来，追问她这把雨伞意味着什么，可是这个问题引发了一些混乱。也许大家不明白“意味”这个词意味着什么。雨伞就是雨伞，有人告诉我，之所以拿上雨伞，是因为所有的婚礼都是这样的。约定俗成，所以大家都这么做。

关于雨伞的争论就此结束，老祖母继续给我讲解赫蒙族人“绑婚”的奇特风俗。这种传统由来已久，她说，不过现在已经不像从前那么盛行了。但是它确确实实还存在着。未婚的男子们骑着他们的小马，把选中的姑娘绑架到自己住的地方去，这种绑架计划有时会事先告知对方，而有时她们对此一无所知。这种绑架行为被严格限定，只有在每年集市日庆典时的几个晚上才可以进行。（没有人可以随意地绑走一个姑娘，这就是规矩）被绑走的姑娘要和绑架者一家生活三天的时间，然后她可以决定是否要嫁给这个男人。大多数的时候，老祖母说，女孩子们都会同意的。当然也有一些例外，如果被抢走的姑娘不喜欢绑架者，她在三天结束后就可以回到自己的家里，然后就当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到目前为止，我所听到的一切都还是合情合理的。

但是接下来的对话不仅使我，连整个屋子的人都感到很奇怪。我试图让老祖母给我讲一下她自己的婚姻经历，希望可以从中找出她对婚姻的看法和经验。当我问到“当您第一次遇见您的丈夫时，是什么感觉”，这引发了另一场混乱。

她皱纹横生的脸上充满了疑惑。看得出来，她——也许是麦——误解了我的问题。于是我重复了一遍：“您从什么时候开始意识到，您的丈夫就是那个自己要嫁的人？”

看来大家还是没有明白我的问题。“您是立刻就对他另眼相待呢？”我不弃不舍地追问道，“还是在生活了一段时间之后才开始爱上他的？”

房间里的女人们开始紧张地讪笑起来，就是那种人们在围观一个疯子时的笑法。很显然，我就是她们眼中的那个疯子。

我又换了一个问题：“我的意思是，您和您丈夫相识是在什么时候？”

老祖母沉思了一会，不过最后还是含混地回答道：“很久以前吧。”看起来，这个问题对她来说真是没什么意义。

“好吧，您第一次遇见您的丈夫是在哪里？”我问道，尽量把问题变得更简单。

我的好奇心又一次让老人感到困惑不解。不过出于礼貌，她还是试着去回忆了一下。她跟我解释说，在嫁给自己的丈夫之前，她从未特意地去看过他。她只是挤在人堆里远远地见过他几次。具体的样子她记不太清了。对于一个年轻女孩来说，这个问题并不重要。不过，她还是愉快地对屋子里的女人们总结说，现在认识他就足够了。

“那么您是什么时候爱上他的？”我直白地问道。

麦把问题翻译出来后的一瞬间，除了老祖母，房间里的其他女人都不可抑制地大笑了起来，不过出于礼貌，她们很快就用手捂住了自己的嘴。

别以为我会在嘲笑面前退缩，更不会就此停住。我不为所动，接着又抛出了一个让她们彻底崩溃的问题。

“您认为保持婚姻快乐的秘诀是什么呢？”我不离不弃地问道。

这句话让她们彻底失去了控制，甚至连老祖母都开始狂笑起来。很有趣，不是吗？反正我早就不介意成为那些外国人嘲讽和嬉笑的对象了。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我必须得承认，她们的笑声还是让我感到一些不快，因为我搞不懂她们发笑的原因。就我个人的理解，可能是因为这些赫蒙族女人和我无法直接进行交流 （事实就是这样，我们说的是完全不同的两种语言）。但就算是这样，我的问题对她们来说真的如此荒诞吗？

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每当我在脑海中重温这次谈话的时候，我都强迫自己回答，到底是什么原因使我和那些女人在婚姻这个问题上产生了如此大的分歧。我认为，无论对于老祖母还是屋子里的其他女人来说，我所熟悉的那种以婚姻为中心的情感方式是行不通的。在充斥着现代工业文明的西方世界里，一个人的伴侣往往最直观地反映出这个人自己的特点。你的另一半就是最闪亮的镜子，通过它将你的心理分毫毕现地反射给这个世界。没有什么能比挑选伴侣更直接也更个性化的了。因为在很大的程度上，正是这种选择告诉大家，你是个什么样的人。所以，如果你问一位标准的现代西方女人，她是如何遇到自己的丈夫，什么时候见的面，以及是怎样坠入爱河的，我保证你会听到一个完整、复杂，而且是非常私密的故事，我们的女主人公不仅会详细地向你描述整个事件，甚至还会把她的回忆和心理一一道来。最重要的是，即便你只是一个陌生人，她也会非常乐意与你分享这段故事。事实上，很多年前我就已经发现，“你是怎样认识你丈夫的”这句话实在是最好的搭讪方法。就我的经验来说，不管一个女人的婚姻幸福与否，她都乐于与你分享自己的情感往事，甚至是埋藏在心底的最难以忘怀的故事。我可以向你保证，无论什么样的女人，在她的故事里，主角无外乎两个人：她和一个男人。这种故事总是像小说或者电影里的情节一样：在茫茫的人海中，毫无瓜葛的两个人，在命运的操纵下偶然相遇了（“我那个夏天住在旧金山，本来我不打算待太久的——直到有一天我在一个派对遇见了吉姆。”）。有时候，这样的故事还会带着一点戏剧性和悬疑（“他以为我正在和身边的男人约会，可那不过是我的朋友拉里，他还是一个”）。同时，这个故事也经常会充满着种种不确定的因素（“他并不真的是我喜欢的类型，我通常和更机灵的男人约会。”）。关键的是，一般来说这种故事都会有一个不错的结局（“现在我根本无法想象，没有他我可怎么活！”）。不过，如果事情朝另一个方向发展，结局也会迥然不同（“为什么我就不能面对现实呢，他是个酒鬼，骗子！”）。这个现代爱情故事的任何细节，都一定会从每一个角度被演绎得淋漓尽致，而且随着岁月的流逝，它也许会被镀上圣洁的光芒，或是变成一幕凄美的悲剧。

但是现在，我必须澄清一点：赫蒙族的女人似乎是不会这样做的，至少麦家里的女人不会。
你知道，我不是一位人类学家。我也承认，研究赫蒙文化远远超出了我的能力范围。仅仅通过一下午的聊天，我很难对这些妇女产生更深的了解，何况我的翻译还只是个十二岁的孩子。所以我认为自己很可能错过了关于这一古老而又复杂的社会体系的一些细微差别。另外我也承认，对于这些女人来说，我的问题可能有些过头了。她们为什么要把自己最隐私的事情告诉给一个好管闲事的外人呢？即使是她们鬼使神差地打算把这些私密的东西说给我听，也只会采取一种更谨慎的方式来避免误解和文化差异。

不过，好在我就是靠采访别人吃饭的，我对自己的眼睛和耳朵也充满了信心。另外，像我们这样的人，不管走进什么人的家里，都会立刻找出他们的生活方式与我们的不同之处。这么说吧，那天我扮演的角色，就是一个不一般的细心的访客，对那些不一般的主人们产生了异乎寻常的关注。处于这个角色，也只有这个角色，才能使我有信心把那一天在麦的祖母的房子里没有发生的事情说出来。其实，我并没有听到一群女人坐在那里编造着匪夷所思的爱情童话和悲剧。对此我感到很欣慰，因为在这之前，我曾经听过世界各地的女人们轻描淡写地讲过类似的东西，故事的内容五花八门。不过这些赫蒙族女人对这种事情没有兴趣。她们绝不会把自己的丈夫想象成那些宏大的爱情史诗里面的英雄或是恶棍。

当然，我这样说并不是这些女人不爱自己的丈夫，也不是说她们从未爱过，或者根本不能去爱。这样的推断是极其荒谬的，因为这个世上的人们都会彼此相爱，而且永无止境。浪漫的爱情是人类最普遍的经历。在世界上的任何角落，都可以找到爱情的印记。人类所有的文化中也都有赞美爱情的歌谣、咒语和祷文。心灵的沟通可以打破一切社会、宗教、性别、年龄和文化的界限。（如你知道的，在印度每年的5月3日被定为国家心动日。而在巴布亚新几内亚，有一个部落的男子都会写一种叫做Namai的哀婉的情歌，述说那些逝去的凄美爱情）我的朋友凯特曾经在纽约听过一位蒙古歌手的全球巡回演出。尽管她听不懂歌曲的意思，她还是听出了音乐中那无尽的悲伤。演唱会结束后，凯特走到蒙古歌手面前问道:“你唱的是什么？”歌手回答说：“我们的歌和其他人没有什么不同，无非是逝去的爱情，还有走失的骏马。”

所以，赫蒙族人肯定也会坠入爱河。他们也会找到一个让自己心动的人，或者怀念逝去的爱人，或者发现自己莫名其妙地恋上某人独特的味道，或者干脆付之一笑。但是他们不懂得什么是浪漫，更不相信爱情与婚姻有什么关系。或许对他们来说，婚姻完全是另一回事。

如果这听起来有些奇怪和疯狂，那么请记住，就在不长时间以前，西方的人们也曾经抱着类似的想法。当然，在现代美国人的生活中，包办婚姻已经很少见了，更不用说绑婚了。但是直到最近这几年，门当户对的婚姻依然在我们的社会中占据相当的比例。我说的这种“务实的婚姻”考虑的重点往往是如何获得更大的群体利益，而婚姻中双方的感情只能退而次之。这种联姻方式在美国的乡村中比比皆是，而且世代相传。

我就知道这样一个门当户对的婚姻，可以证明我的说法。

我小的时候住在康涅狄格州的一个小镇上，最喜欢的邻居是一对白发苍苍的夫妇，阿瑟•韦伯斯特和莉莉安•韦伯斯特。韦伯斯特一家是当地人，靠养奶牛为生，保持着那种传统的新英格兰人的生活习惯。他们为人谦虚、慷慨大方、吃苦耐劳、对宗教和社会活动非常热心，并且把自己的三个孩子培养成为待人宽宏的好公民。韦伯斯特先生管我叫“卷毛”，他允许我在他们平整的停车场上骑脚踏车。而如果我表现得足够好的话，韦伯斯特夫人还会让我把玩她收藏的古董药瓶子。

就在几年前，韦伯斯特夫人去世了。她死后几个月，有一次我陪韦伯斯特先生出去吃饭，席间我们谈论起他的妻子。我问起他们初次见面时的情景，还有他们是如何坠入爱河的，我非常想听到一些浪漫的故事。换句话说，我问了他一些相同的问题，就像后来我在越南问麦祖母的一样。而我得到的也是一样的答案，什么都没有。我无法从韦伯斯特先生那里听来任何浪漫的记忆。他承认自己甚至记不得第一次见到莉莉安时的情景。他只能回忆起，她一直都住在镇上。这的确不是一见钟情，没有触电的感觉，也没有火花出现。他从未迷恋过她。

“那你为什么要娶她？”我问道。

韦伯斯特先生开始用他一贯平和的语气解释说，他之所以结婚，是因为他的兄弟要求他这么做。当时，年轻的阿瑟很快就会接管自己家的农场，所以他需要娶一个妻子。你不可能在没有妻子的帮助下管理好一个农场，就像缺少了拖拉机一样。这听起来有些不近人情，但是新英格兰畜牧业的竞争同样是不近人情的。阿瑟知道自己兄弟的要求是有道理的。于是勤奋而温和的韦伯斯特走出家门，去寻找自己的妻子。听他这么说，你会觉得任何年轻的女士都有机会得到“韦伯斯特夫人”这份工作的，即使不是莉莉安，换一个人也不会有什么区别。阿瑟只是恰好认识了那个做推销的金发女孩。她的年龄很合适，长得也不差，身体健康。很好，就是她了。

很显然，韦伯斯特一家的婚姻并不涉及感情的因素，更没有如火的热恋，跟赫蒙族老祖母的也差不多了。因此，我们也许可以下结论说，这是一个“无爱的婚姻”。不过我们也不能妄下断言。我深知，至少在韦伯斯特这个例子上不是这样的。

后来，韦伯斯特夫人被诊断出患有老年痴呆症。病痛折磨了她十多年，这个曾经精力充沛的女人日益消瘦下来，她开始回避见人。而她的丈夫，那个务实的新英格兰农民始终细心地照顾着自己的妻子。他帮她洗澡，给她喂饭，放弃自由自在的生活，只为了陪伴在她身旁，学会了容忍病魔带来的可怕后果。这样过了很长的一段时间之后，她才认出了他，在那之后又过了很久，她终于记起自己是谁了。每个星期天，他会把她打扮得漂漂亮亮的，用轮椅推着她到教堂去，那里就是他们六十多年前举行婚礼的地方。他这么做是因为莉莉安一直很喜欢那个教堂，他知道要是她看到这一切，一定会很开心的。阿瑟就这样握着妻子的手，并排坐在教堂长椅上，一周又一周，直到她离开人世。

如果这还不是爱情，那么请你坐下来，详细地给我解释一下，到底什么才是爱。

当然，我们也不能就此就得出结论，历史上所有的包办婚姻、所有的门当户对的婚姻甚至是绑架来的婚姻都会有一个圆满的结局。从某种程度上说，韦伯斯特一家是幸运的（当然，他们也为之付出了很多努力）。不过有一点韦伯斯特一家和赫蒙族人是相同的，那就是虽然在婚姻开始的时候缺少情感的交流，但是经过了多年的共同生活，最终他们还是找到了自己的爱情。更重要的是，他们相信，尽管这个世界上根本不存在某个特别为你定制的完美的另一半，但是总会有那么一个人（也许就生活在你身边），会牵起你的手。然后你们可以一起生活和工作，共同期待幸福和爱情的到来。

在结束下午在麦家里的拜访之前，我又对那位瘦小的赫蒙族老人抛出了最后一个问题，而这个问题再一次把她弄晕了。

“你的男人是个好丈夫吗？”我问道。

老太太让她的孙女把问题重复了好几次，好确保自己没有听错：他是一个好丈夫吗？然后她困惑地看着我，仿佛在反问我说：“你住在山上，山是由石头堆起来的，那么它们都是些好石头吗？”

她能想出的最佳答案是，她的丈夫既不好也不坏。他只是一个丈夫，一个叫做丈夫的人。当她谈起他的时候，就仿佛是在描述一个叫“丈夫”的职位，甚或是某个物种，而不是一个需要特别珍爱或者憎恨的人。“丈夫”这个角色的含义相当简单，就是一个需要完成很多任务，并且与你共度此生的男人。这个人就和其他女人的丈夫一样，除非你的时运不济，碰上了一个没用的家伙。最后，老人甚至告诉我，女人嫁给哪个男人并不重要，因为除了极个别的以外，每个男人都是一样的。

“那是什么意思？”我问道。

“大部分时间里，所有的男人和女人都是一样的，”她解释说，“每个人都知道这一点。”

其他的赫蒙女人都点头表示同意。

各位读者，请允许我在这里稍微停顿一下，稍微弄明白一些事情好吗？

无疑，现在想学赫蒙族人太迟了。

上帝保佑，现在就连效仿韦伯斯特一家都来不及了。

我出生在20世纪末的一个美国中产阶级家庭里。和这个世界上数以百万计的人一样，从小就被家里人寄予厚望。我的父母坚信自己的孩子拥有不寻常的天赋和梦想（他们既不是嬉皮士，也不是激进分子，事实上还两次把选票投给了罗纳德•里根）。我的天分极高，从小就与众不同，与我姐姐不一样，与朋友们也不一样，甚至与所有人的都不一样。不过我并没有就此而受到溺爱，因为我父母都相信，一个人的幸福才是重要的。我应该学会如何利用天分来规划自己的人生，而只有这样才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

我必须要补充一下，我所有的亲戚和朋友都在不同程度上笃信着一个信条。除了我们当中最保守的家庭，或者是最近才移民到这里来的人，我认识的每个人都遵循着这个信条。无论我们有什么宗教信仰，也不管我们的经济状况如何，大家都对这种观点深信不疑。而就我个人看来，这个观点非常具有现代意义，完全符合西方社会的要求，它可以被精确地总结为:“管好你自己。”

我不想暗示赫蒙族人不关心自己的儿女；相反，在人类学的圈子里，他们恰恰是以构建世界上最特别的爱心家庭而著称。但是这显然不是建立在一个个人至上的社会基础之上的。和大多数的传统社会一样，赫蒙族家庭的中心并不是“自己”，而是“你在群体中的角色”。因为这个村子里的每个人都清楚自己的责任，男人有男人的事情，女人有女人的事情，而每个人都必须各尽所能，各司其责。如果你可以顺利地完成自己的任务，那么你就是好样的，你可以在晚上安然地入睡，而完全不必对生活或者别人期待更多。

那天在越南与赫蒙族女人的会谈，让我想起了一句古老的谚语：“期望越大，失望也就越大。”我的朋友，那位赫蒙族的老祖母从未指望她的丈夫为自己带来幸福的生活，也从不考虑自己是不是很快乐。正因为从一开始她就没有期待，所以她对自己的婚姻也就无欲无求。结婚是自身社会角色的要求，也是为了履行必要的社会责任。婚姻就是婚姻，这样很好。

相比之下，我则一直被谆谆教导：追求幸福是自己的天性（甚至是国家的利益）。这是我一生的追求。我追寻的不仅仅是简单的快乐，还有那种发自心底的、令人心驰神往的幸福。还有什么能比浪漫的爱情带给人们更多的幸福呢？作为一个女人，我一直被教导说，婚姻应该就像一个温室，在那里浪漫的爱情会像花朵一样绽放。在第一次婚姻那简陋的温室里，我曾试着栽下一行行美好的希望，就像童话里的约翰尼① 一样充满希望地撒下苹果种子，不过我收获的只有苦涩和艰辛。

我觉得，即使我试图跟赫蒙族老祖母解释这一切，她也根本不会明白我在说什么。她的反应甚至会像我在意大利南部遇到的那位老妇人的一样。当时我跟她说，我离开了我的丈夫，因为我感到婚姻很不幸福。

“哪有那么多的幸福？”那位意大利寡妇漫不经心地反问了一句，然后就不屑一顾地终止了谈话。

不过，我可不想冒险地生活在这风景如画的乡村中。确切地说，我根本不打算跟这些赫蒙族女人们一样地生活。仅仅从牙医的角度上说，我也不希望过她们那样的日子。另外，我也无法接受她们的世界观，这太奇怪了，也实在让人受不了。事实上，随着工业文化不可避免的渗透，赫蒙族人更有可能会开始接受我们的世界观。

这种事情已经开始发生了。现在的年轻女孩子，比如我十二岁的朋友麦，都受到了熙来攘往的游客中那些西方女性的影响，她们正在第一次面对不同文化的冲击。我称之为“迟疑的瞬间”，换言之，在那一瞬间，这些传统的女孩子开始思索，十三岁就嫁作人妇，然后很快就怀胎生子，这一切对她们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她们开始怀疑是否还有其他的选择，任何选择都很重要。一旦这些原本守旧的女孩开始产生这样的想法，它就会一发而不可收拾。麦，这个会说三种语言的、聪明而敏锐的女孩早就意识到了还有另一种生活。它距她并不遥远，只要她能够作出自己的决定。换句话说，如果继续因循守旧，一切就都太迟了。

反正我不打算（或者说不能）放弃自己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是我与生俱来的权利。我会为自己的生活作出更多有意义的、个性化的、不可思议的、有时甚至是充满风险的选择，不管结果怎么样，那都是自己的选择。这些选择可以排成长长的一列，每一个都会让我们的赫蒙族老祖母瞠目结舌。

直到今日，我的生活方式在那些越南北部山区的人们看来依然难以想象。似乎我是一种全新的女人（百无禁忌的疯女人，他们可能会这么叫我）。像我们这样勇敢的新物种还在不断地扩大，不过请记住，多样的生活选择中也会有很多潜在的麻烦。我们都很容易受到情感上的不确定性和神经质的影响。也许这在赫蒙族人当中不是很常见，但是在我的同类当中却大有人在，比如说，在巴尔的摩。

简单地说，问题就在于我们不可能同时选择一切。所以，我们在生活中很可能变得优柔寡断，害怕每一个选择都是错误的，最后搞得一团糟。（我有一个朋友，她的丈夫曾经开玩笑说，她的自传应该起名叫《早知道就吃龙虾了》）。同样令人不安的是当你作出一个抉择后，往往会觉得好像失掉了其他的东西。就像一旦选择了3号门，我们会害怕是否就此失去了藏在1号门和2号门当中那些同样重要的部分。

哲学家奥多•马尔奎特曾经留意到，在德语中代表数字2的单词“zwei”和表示“疑惑”的单词“zweifel”的某种联系，这暗示在生活中任何两个事物之间都客观存在着不确定的可能性。想象一下，如果在生活中的每一天，你都要面对着两个、三个或是十几个选择，那么你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生活在这样一个有着种种的便利的世界，人们依然会变得越来越像一台台忙碌的机器。在一个有着诸多可能性的世界里，我们当中的许多人都会在犹豫不决中变得软弱。或者在人生的旅途上一次又一次地徘徊不前，反复地尝试着每一扇被我们忽略过去的门，绝望地期待这一次是正确的。或者患上攀比强迫症，处处拿自己的生活和别人的作对比，暗暗地揣度着是否可以走上他人的道路。

当然，这种强制性的攀比只会导致如尼采所说的“Lebensneid”，也就是“生活在嫉妒当中”，即相信别人永远比你幸运，只有得到她的身体、她的丈夫、她的孩子、她的工作，那么一切才会很轻易地变得美好而幸福。（我的一位医生朋友曾经简要地为它下了一个定义：“所有的单身病人都在偷偷地渴望结婚，而所有的已婚病人都在偷偷地渴望单身。”）。正是因为如此的难以决断，每个人的决定都会影响到其他人的决策。而且，由于没有一个通用的标准来界定什么是“好男人”和“好女人”，一个人如果想找到自己生活的方向，就必须先把握好自己的情感。

所有这些选项和渴望会在我们的生活中创造出一种诡异的氛围：一切无法抉择的可能性都会像鬼魂一样飘荡在我们身边的暗影里，不断地问着：“你确定这就是你真正想要的吗？”而对于我们来说，这种不确定性首先会体现在婚姻当中，因为在大多数人的选择当中，情感的因素占据了极大的比例。

相信我，现代的西方婚姻还是有很多比传统的赫蒙族婚姻更值得推荐的地方（起码没有随心所欲的抢亲），而我也想再说一遍：我不愿意过那些女人一样的生活。她们永远不会明白我的自由，永远不会受到和我一样的教育，永远不会拥有我的健康和财富，也永远不会被允许像我一样地探索自己的天性。但是，赫蒙族的新娘在她的婚礼上会收到一份极其关键的礼物，而这份礼物往往会被西方的新娘所忽略，那就是确定。如果只有一条路摆在你的面前，你可以很轻易地确定这就是正确的道路。而假如一个新娘能够保持对幸福最低程度的期望，也许可以避免很多毁灭性的失望。

时至今日，我承认自己不知道该如何使用这个礼物。我不可能给自己树立一个座右铭，写着：“清心寡欲！”我也无法想象在一个年轻女人结婚的前夕，建议她降低对生活的期待，好使自己变得更加幸福。这样的想法与我接受过的所有教育都是背道而驰的。当然，我也见过适得其反的例子。我有一个大学时代的朋友就是这样做的，为了防止自己产生过度乐观的预期，她选择了低调的生活。她放弃了自己的事业，抵制住诱惑回到了家乡，嫁给了自己高中时的恋人。为了坚定自己的决心，她宣布“只想”当一个妻子和母亲。当然，与那些雄心勃勃的同学们（包括我在内）所遭受的痛苦相比，这种看似简单的安排让她感到非常安全。但是，当她的丈夫十二年后为了一个更年轻的女人离开她之后，我的朋友出离愤怒了。她几乎恨得发狂，不是对她的丈夫，而是对背叛了自己的生活，她认为它破坏了他们之间神圣的契约。

“我要求的那么少！”她不停地这样说，仿佛她对生活期待得很少，生活就不应该再让她失望一样。但是我认为她错了，事实上她要求了很多。她竟敢期待得到幸福，竟敢奢望婚姻之外的幸福。你还能要求得更多吗？

但是或许现在就让自己面对现实还是正确的，在第二次走进婚姻之际，我要求的仍然太多了。当然这也不能完全怨我，这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特点。而且比大多数的女人要幸运的是，我还可以期待更多爱情和生活的体验。我希望和我的爱人亲密无间，分享所有的一切。这让我想起了我姐姐讲过的一个故事，1919年的冬天，一个英国女人来到了美国。在一封家信当中，她大惊小怪地描述道，在这个奇怪的国家里，人们居然奢望能够同时让身体的每个部分都暖和起来！在和那些赫蒙族女人讨论了一下午的爱情之后，我心里也一直在困惑，自己是不是也成了这样的人：一个女人居然相信，自己的爱人能够神奇地同时温暖她心灵的每一个角落。

我们美国人常把婚姻比作一项“辛苦活儿”。我不知道赫蒙族人会不会明白这个概念。生活当然充满了艰辛，工作也一样——我肯定他们也会同意这个说法的——但是婚姻怎么也变成了辛苦活儿？是这么回事：婚姻之所以变成这样，是因为你把对幸福的全部期待都交到一个人的手中。而这会是一项极其艰苦的工作。最新的一项调查发现，年轻的美国女性将择偶的标准定义为一个能够“激励”她们的男人，而无论从哪方面来说，这都是一个相当高的标准。比较而言，在对20世纪20年代的年轻女性的调查显示，她们更看重的是人的基本素质，比如说“正派”、“诚实”，或者他养家糊口的能力。但这已经不够用了，现在我们需要能激励自己的配偶了！每一天！来吧，亲爱的。

但这正是过去我曾期待的爱情（那种令人欢欣鼓舞、欣喜若狂的感觉），也是我现在准备好和斐利贝共享的爱情——我们会回应对方所有的快乐和幸福。对于我们来说，爱人就是生命的全部。

所以，不管怎么说，我一直都在幻想着这一天的到来。

于是，我就这样一直快乐地活在幻想当中，直到我遇到了赫蒙族人，是她们给了我当头一棒：我生命中第一次意识到，也许自己问了太多关于爱的问题，至少是太多关于婚姻的问题。也许我正在把一件沉重的货物压在本已吱嘎作响的旧船上，而在这艘奇怪的船的头等舱里，从来就没有婚姻的位置。

为结婚祷告一辈子吧
Marriage and History
社会关系的基础就是婚姻。
——西塞罗
一条古老的波兰谚语说：“在战争之前，请祈祷一次。在出海之前，请祈祷两次。在结婚之前，请祈祷三次。”

而我打算祷告一辈子。

如果婚姻不是幸福的源泉，那它究竟是什么呢？

这个问题让我根本无法回答，因为作为一个历史范畴，我们很难给婚姻下一个简单明了的定义。婚姻也绝对不会像模特那样长时间地坐在那里，任由你细致地给他们画一幅肖像。婚姻是在不断进化的。几个世纪以来，它就像爱尔兰的气候一样变化多端：持续、惊异、快速。我们甚至不能把婚姻简单地归结为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的神圣结合。因为首先，即使是在基督教的传统中，婚姻也并不是总是“神圣的”。而且老实说，在人类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中，婚姻往往被视为一个男人和几个女人之间的关系。

有时候，婚姻也可能是一个女人和几个男人的结合（比如在印度南部，家里的兄弟们可以共娶一房新娘）。还有的时候，婚姻也可以发生在两个男人之间（比如在古罗马，贵族男性之间的婚姻是受法律承认的）；或者是近亲结合（在中世纪的欧洲，人们为了保护家族的财产不至于外流）；或者是两个孩子（还是在欧洲，由亲生的父母或者万能的教皇主婚）；或者是两个还未出生的人（跟上面一样）；或者只发生在同一阶级的人们之间（又是在欧洲，中世纪的贫民被法律禁止与他们的主家结婚，以保持社会各阶级之间的纯粹和有序）。

婚姻有时也被视为一种临时的结合。举例来说，在伊朗的宗教革命时期，年轻的情侣可以向毛拉（mullah）① 申请一种叫做“临时婚姻”的特别许可，准许两个人在二十四小时之内成为夫妇，但是有效期只有一天。这种许可可以使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以夫妇的身份出现，甚至可以合法地发生性行为。基本上来说，这样虽然与《古兰经》有些抵触，但还不失为一种临时表达浪漫的好方法。

而在以前的中国，婚姻的定义甚至一度涵盖了一个活着的女人和一个死去的男人之间的神圣盟约。这种婚姻被称为“冥婚”。一个年轻的女孩子为了家族的利益，去嫁给一个身世显赫的死人。谢天谢地，好在她不用真的和一具骷髅生活在一起（你也可以说，这在很大程度上只是概念上的婚姻），但是现在听起来还是有些毛骨悚然。不过，在一些中国女性看来，这个习俗也可以成为一种理想的生活方式。在19世纪的上海，有大量的妇女在从事着丝绸贸易，她们中的一些人成了非常成功的女富商。为了获得更多的经济上的独立，这些妇女会申请冥婚，而不是和一个活生生的男人结婚。对于一位雄心勃勃的年轻女人来说，没有比与一具尊贵的尸体结婚更好的道路了。这可以为她带来必要的社会地位，而不必承受任何婚姻的限制和不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