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百年“楷字改革”风云
如自然界的任何一种运动都会出现自然的阻力一样,在人类的社会里,任何一种变化,也会出现人为的阻力。产生人为的阻力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人的习俗“惯性” ;二是人的“利益”得失。当“利益”与“惯性”出现矛盾时,“惯性”服从“利益”。
人类社会,实质上就是一个“人际关系网”。构成这个“关系网”的要素很多,例如“血缘关系”、“友情关系”、“行业关系”、“交换关系”等等,而所有这些“关系”的根本基础,就是“利益关系”。所以,人类社会就是“人际利益关系网”。任一个人,都是这个“利益关系网”上的一个基本节点。所以,社会中的任何一种变化----生产技术的革新、社会组织的变化,经济组织的变化、国家行政机构的变化、政府政策的变化、风俗的变化、等等,都会引起与这种变化相关的人们的利益得失。得者就拥护,失者就反对。例如,把木桶换成塑料桶,制造和销售塑料桶的人们得到好处了,自然就大力宣传塑料桶的优点,就大力倡导人们使用塑料桶;由于塑料桶侵占木桶的市场份额,减少了制造和销售木桶者的利益,制造和销售木桶者就必然出来大讲塑料桶的缺点和木桶的优点,企图阻止人们使用塑料桶。类似这样的例子,古今中外都有很多。
科学史上有一些重大的发明,一开始就遭到大名鼎鼎的“权威”人士甚至国家政府的嘲笑和反对的,屡见不鲜。现在,人们难以想象离开了电话该怎么生活?可是,1875年6月2日美国发明家贝尔和他的助手沃森发明的世界上第一个电话,却被美国的权威专家说成是愚蠢的“闭门造车”:“这是一个绝对不合理的装置,他们想要在这个城市的每个家庭和营业机构中都装上一台电话装置,这简直是一种愚蠢的想法。当一个人能够派他的信使到当地电报局,把一份写得很清楚的消息发往美国境内的任何一个大城市时,他为什么还要使用这种笨拙而又不切实际的装置呢……投资人哈伯德的预测尽管听起来娓娓动人,但这是出自猜想,电话只不过是个玩具,或者是个闭门造车的实验室珍品。”
19世纪第二次工业革命中,汽车的应用就相当困难。不仅美国国会认为汽车“将造成农业的毁灭”,而且英国议会比美国更早就通过了《公路自动车法》,说这种轰轰作响的“闭门造车”必将给社会造成危害,必须执行“红旗条例”:要一名手持红旗的车务员超前50米就警示人们——汽车将来到!
大发明家爱迪生的徒弟尼古拉.特斯拉,发明了交流电,并论证和实验了交流点的可行性。但是作为师傅的发明家爱迪生却极力反对,寻找一切“理由”阻止人们使用交流电。师徒两人彻底决裂,终生不再往来。这远远超出了“学术争论”的界限,最终的原因,还是因为“交流电”侵害了“直流电”发明者和使用者的利益,“学术之争”变成了“利益之争”。在“利益之争”面前,是没有“道理”可言的。
一位名人说过,“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一切较大的科学发明创造都是对旧观念的破坏,都将引起“社会利益网”的重新连接。所以,“发明创新”者要想成功,就必须大胆冲破任何阻力,坚持到底,不获成功,决不罢休!
今天我们“改进升级汉字楷体”,也遇到了类似“电话”、“汽车”、“交流电”最初使用时的情况。这种情况的出现,既有学术的原因,更有利益的原因。
所以,在讲完了上述十章以后,再加上这一章,专门讲述一下,百年来关于汉字楷体的“改革风云”。
1840年以来,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击碎了中国“天朝上国”的迷梦。第一次睁开眼看世界的中国文人,突然发现与西方相比,我们这个老大帝国竟然已落后如许。国家的落后是科技的落后,科技的落后缘于教育的落后。于是,中国的知识分子们开始重新审视几千年传承下来的中国文化了。汉字是中国文化的一种载体,所以,这种审视,自然包括了汉字楷体系统.
中国的一些文人,看到西方一些国家的科学技术先进,就以为他们一切都先进。全盘接受了西方片面的错误的“语言文字学”。他们也同时看到,西方拼音字母文字只要会说就会写(事实也并非完全如此),国民识字率很高;而汉字独立于语言之外,笔画繁难,致使中国的文盲率达到98%以上。于是就认为教育落后盖因汉字太难的缘故。于是就认为拉丁字母文字比汉字先进(其实是不可类比的),因此,就提出改革汉字,企图用罗马字母组成“汉语拼音文字”来替换汉字楷体系统。
社会中的任何一项改变,都会改变该项所涉及的人们的利益分配现状,往往会使一部分人的利益受到损失,另一部分人的利益得到增加。所以,就必然有一部分人反对,另一部分人拥护。改变汉字楷体,也是这种情况。所以, 自清末民初掀起“国语运动”和“文字改革运动”以来,语言文字学界就一直存在着“汉字革新派”与“汉字保守派”的激烈斗争。保守派打着“尊重民族传统、保护汉语汉字”旗号,反对改革汉字,称汉字革新派为“激进派”。
1892年,一个名叫卢戆章的福建青年,经过十年的努力,写成了一本名为《一目了然初阶》的书。这是第一套由中国人自己制订的汉语拼音方案,卢戆章把它称为“切音新字”。他认为通过这套方案,可以做到“字话一律”。从而“省费十余载之光阴,将此光阴专攻算学,格致(物理)、化学、以及种种之实学,何患国不富强也哉”。但当他把这套方案提交给清政府后,却遭到了众人的嘲笑。虽然,卢戆章的“切音新字”没有得到推广,但是一场“切音字运动””却徐徐拉开了大幕。
《官话合声字母》、《赠订合声简字谱》、《中国音标字》。。。。。。在清朝行将灭亡的最后十几年中,各种拼音方案不一而足。
其实,首创用拉丁字母拼写汉语的是,意大利人利玛窦(Matteo Ricci),于1605在北京出版了《西字奇迹》内有《信而步海,疑而即沉》等四篇文章。罗常培根据文章里的汉字对照拉丁字,整理出26个声母和44个韵母的汉语拼音方案。
于1626年法国人金尼阁(Nicolas Trigault,),在杭州出版了《西儒耳目资》。这是一部最早用音素文字给汉字注音的字汇。他的拼音方案是在利玛窦方案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人称“利、金方案”。
1908年,“改革派”吴稚辉(吴敬恒)发表文章,鼓吹废除汉字、汉语,采用世界语。“保字派”的代表张炳麟,对其进行了批判,反对废除汉字、汉语、采用世界语的主张,提出为使汉字好学,可以减省某些汉字的笔画、创造一套为汉字注音的拼音方案。
在1909年,陆费逵在《教育杂志》上,发表《普通教育当采用俗体字》一文。该文被视为近代简化字运动的开端。
1912年孙中山领导的中国民主革命取得了初步胜利,成立了“中华民国”政府。“民国”成立之初,新政府就立即着手普及国民教育。但汉字繁难,方言繁杂,两个拦路虎使新政府犯了难。于是,也把目光投向“切音字运动”。
1913年2月25日,“读音统一会”在北平(今天的北京)召开,各省纷纷派代表参加。此次大会的宗旨明确:审定国音,采定字母。然而,会议进行得并不顺利。在审定汉字的读音时,代表们便吵作一团,经过一个多月的论证、调解,终于审定了6500多个汉字的国定读音。 而在采定字母的工作上,分歧更加无法调和。汉字笔画式的、拉丁字母式的、速记式的,甚至豆芽式的字母,千奇百怪。制订者更是各执己见,谁也说服不了谁。会议后期,读音统一会副议长王照积劳成疾,痔疮发作,常在会场流血至脚踝。议长吴敬恒不无辛酸地写道:“无非人人想做仓颉,人人自算佉卢,几乎也无从轩轾,也无从偏采哪一种。”
就在各种方案争论不休的时候,鲁迅等人提议,能否采用审定字音时用的“记音符号”。这个提议得到了大家的认同,会议对这套汉字笔画式的符号加以修改,定名为“注音字母”。
“读音统一会”按照“保字派”的意志议定了汉字笔画式的拼音方案——“国音”(后来叫做“老国音”),出版了《国音字典》,灌制了发音唱片,推广了“北方大众普通话”(以洛阳为中心的中州音,西周称雅言、晋代称通语、明清叫蓝青官话——就是西起陕西蓝田,东到山东青州的黄河流域的大众话)。两派的第一次争斗,“保字派”取得胜利。到新中国成立时,这套“注音字母”已经作为识字的辅助工具在民间使用40年了。
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西学东渐的风潮越来越大。1918年,“激进派”的代表钱玄同发表慷慨激昂、言辞激烈的文章,要求废除汉字、汉语,采用世界语。黎锦熙与之呼应,于1922年在“国语统一筹备会”(简称“统一会”于1919年成立)上抛出了“废除汉字、采用拼音文字”的提案。当时的“五、四”领袖陈独秀在两派之间采取了折衷的态度,虽然不同意废除汉语,但同意用罗马字拼写汉语。这样一来,就掀起了汉字拉丁化的狂潮------“国语罗马字运动”。
1922年,钱玄同提出历史上第一个有关简体字的具体方案——《减省现行汉字的笔画案》。该方案指出,针对汉字难识难记问题,改用拼音是治本的方法,减省汉字的笔画是治标的方法。但是,鉴于汉字的弊端日益明显,而治本的方法又一时拿不出来,所以减省笔画的治标办法是唯一的选择。钱玄同在该方案中提出的八种简化汉字的方法,成为后人简化汉字的重要依据。
1923年,“国语统一筹备会”的《国语月刊》成为激进分子的宣传口舌,连篇累牍地发表废除汉字、采用罗马字的文章,诸如钱玄同的《汉字革命》、黎锦熙的《汉字革命军前进的一条大道》、赵元任的《国语罗马字研究》、蔡元培的《汉字改革说》------在这“国语罗马字运动”的声浪甚嚣尘上的背景下,教育部的“国语统一筹备会”就成了激进分子的一言堂。凡是鼓吹“国语罗马字”的激进分子就是时髦的“革命派”,就成为会中的风云人物、决策人物,说啥是啥。钱玄同、黎锦熙提出“请组织国语罗马字委员会案”,“统一会”就马上决议成立“国语罗马字拼音研究委员会”; 黎锦熙提出修改“国音”、修改《国音字典》的提案(内容是砍掉“国音”的尖音、舌面鼻音和入声等语音成分),“统一会”就立即成立了“修订《国音字典》委员会”。 “统一会”中凡是不赞成废除汉字的就说是“保守派”,就会陷入“勿容置喙”的困境,就连“统一会”的会长张一麐也只能退避三舍。在“激进派”成为“国语运动”领军人物的背景下,学识渊博、手段高明的湘潭俊杰黎锦熙,成为议定“国语罗马字”的“数人会”(由 钱玄同、黎锦熙、赵元任、林语堂、汪怡、刘复等六人组成)的绝对权威。1926年“数人会”议定的“国语罗马字”,其实就是西洋人威妥玛方案的翻版,除了增加了字母标调之外,其字母形式和1910年出版的《华英字典》的字母形式没有多大的差别。其字母标调法虽然是赵元任的,但语音系统却是黎锦熙推崇的威妥玛模拟的满州贵族的语音系统,其音系的最大特点就是尖音读为团音,即取消尖音、合并尖团。取消了尖音、合并了尖团的“国语罗马字”一出台,就遭到了“保字派”的强烈反对,“保字派”一是不赞成汉字罗马化(拉丁化),二是不赞成取消尖音、合并尖团。国罗派虽然与1926年自行公布了“国语罗马字”,但是,教育部不赞成,国民不认可,“国罗”名存实亡,等于搁浅。
在两派关于字形、字音的争论相持不下的时候,中国政坛风云突变。1928年8月,国民党的南京政府成立了。在学术争论上一贯主张“兼受并蓄”的蔡元培当上了南京大学(属于教育部的)的院长。黎锦熙马上恳请蔡元培公布“国语罗马字”,由于蔡元培倾向于汉字拉丁化,又和黎锦熙是朋友,就应黎氏之求,以个人地位公布了“国语罗马字”。“国罗”虽然被公布,但教育部仍然不承认,仍然指令用区分尖团音的“邮政式”拼写北平大学的校名,而不准用“国罗”拼写。钱玄同、黎锦熙对此提出抗议,但教育部不与理睬。“国语罗马字”再次搁浅,合并尖团的“新国音”再次搁浅。
1928年,语言学家黎锦熙和赵元任创立了《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简称“国罗”),1931年身在苏联的共产党人瞿秋白与苏联汉学家合作,制订了拉丁化新文字(简称“北拉”),但是,由于“北拉”没有标调,无法解决同音词问题,人们只能靠上下文揣测词义,经常闹误会。“国罗”虽然有四声的区别,但它有一套很复杂的变读法则,一般人很难掌握。而国际上对于汉语的注音又普遍采用早年英国人威妥玛,根据北京读书音,制订的拉丁字母拼音方案——威妥玛式。威妥玛式虽然得到了国际上的认可,但很多音都拼不准。
1932年又是风云突变,“一、二八”上海事变,日军焚毁了上海商务印书馆,在南京政府教育部“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担任要职的黎锦熙乘机担任了商务印书馆的馆长,就以教育部的名义出版了他在1926年完成而不被教育部承认的取消尖音的《国语常用字汇》(原名《国语词典》),将“国语罗马字”和合并尖团(这是不懂语言、文字发展规律的错误做法)的“新国音”搬上了字书,随后就极力鼓吹“国罗”是法定文字,“新国音”是法定标准音。
不过,由于自身的缺陷,这套官方字母方案从未得到学界的一致认可。
1935年,钱玄同主持编成《简体字谱》。同年8月,国民党政府教育部采用该书的一部分,公布“第一批简体字表”。该字表推行不久,因遭到众多人士的反对,1936年2月国民党政府下达“简体字应暂缓推行”的训令。此举标志着民国时期汉字简化运动的失败。
“北拉”曾经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内广泛推行,1940年,毛主席就指示:“文字必须在一定条件下加以改革”。
1941年1月,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新文字工作委员会”,正式宣布新文字与汉字有同等的法律地位。同年,在延安出版的《Sin Wenz Bao》(《新文字报》)第一期上,发表了毛泽东的题字:“切实推行,愈广愈好。”
在1949年8月25日,毛泽东收到吴玉章的来信。信中,吴玉章对中国文字改革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中国文字应改成拉丁化的拼音文字,并大胆地提出在全国各地选择重点试行新文字。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国内外形势纷繁复杂,但吴玉章的来信还是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他把信转给郭沫若、茅盾和语言学家马叙伦,征求他们的意见。三天后,毛泽东收到郭沫若等人的答复。他们都赞成中国文字改革走拉丁化的拼音方向,但认为,实现拼音文字要有一个很长的过程,现在就重点实行新文字,未免过于草率。
虽然,吴玉章着手试行新文字的建议被暂时搁置,但他“拼音化”的主张却得到了包括毛泽东在内的许多人的支持。
1949年10月10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天以后,一个名为“中国文字改革协会”的组织宣告成立。为了表示对中国文字改革的关注,毛泽东特意派秘书胡乔木参加“文字改革协会”,以便随时了解和指导文字改革工作。
在1952年2月5日,成立了“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隶属国务院,拟定汉字改革
方案和组织方案的实验及推行。毛泽东再次为文字改革定调:“文字必须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毛泽东、周恩来都亲自指导,并通过党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这方面的重大问题。
新中国要重新制订自己的拼音文字,字母采取什么形式,成为大家关注的问题。新中国成立前夕,吴玉章给毛泽东的信中,曾主张“中国文字应采取拉丁化的拼音为好,不要注音字母式或日本假名式的拼音”。对于这个提议,郭沫若、马叙伦包括毛泽东本人都给予肯定。
但两年后,在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成立的大会上,马叙伦却传达了毛泽东主席的新指示。毛主席认为:文字必须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形式应该是民族的、字母和方案都要根据现有汉字来制订。
是什么改变了毛泽东对于字母形式的看法呢?原因是1949年12月,为了庆祝斯大林70寿辰,毛泽东首次出访苏联。在一次会谈中,毛泽东专门与斯大林谈起了中国的国民教育问题。当时毛泽东问斯大林:“我们要改革文字,要制订一套字母,你看怎么办?”斯大林回答:“中国是一个大国,你们应该创造一套自己的字母。”于是,从1952年3月起,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开始了制订民族形式拼音方案的研究工作。
但何谓民族形式,却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有些委员认为能用一套字母把汉语的特点拼写出来就是民族形式,而有些委员认为字母形式必须接近汉字,方可称为民族形式。
具体方案也分成了三派。曾经参与制订注音字母的语言学家黎锦熙,主张把注音字母略加改动作为新拼音方案;委员丁西林等人倾向于重新创制一套字母;而吴玉章则主张打破窠臼,采用现行汉字和一部分外文字母共同制订。
经过将近一年的讨论和设计,1953年初一套新的汉语拼音字母表呈现在毛泽东面前。但是,这套集合了多种意见的方案并不让毛泽东满意。他认为这套方案虽然拼音方法上简单了,但是笔画太复杂,有的比注音字母更难写。他认为,拼音文字不必搞成复杂的方块形式,那样的体势不便于书写,尤其不便于连写。汉字就是因为笔画方向乱,所以产生了草书。拼音文字无论如何要简单,要利用原有汉字的简单笔画和草体,笔势基本上要一边倒,不要复杂。
听取了毛泽东的意见后,委员们又开始分头制订拼音方案。1953年年初至1954年年底的2年时间里,拼音方案组共提出了五个民族形式的拼音方案草案,但这些草案所需的字母都在40至60个之间,在学习使用上都很不方便。新构造出来的汉字笔画式字母,看起来与汉字有很大差别,经过草书连写以后就更看不出方块汉字的特点了,所谓“民族形式”也无从谈起。就连这些方案的制订者本身也对它们不甚满意。 委员们非常苦恼,民族形式拼音方案的制订陷入了绝境。
1950年“中国语言文字改革委员会”向国内各界学者征求关于改革汉字的“方案”。到1955年,共收到国内外人士的“方案”有655种。这些方案,归纳起来,从外部形式上看,有楷字笔画式的,有外文拼音字母式的,有图案式的,有数码式的,有速记符号式的;从性能上看,有纯拼音字母表声类,有纯拼音字母意、音双表类,有“形声字”扩展类,有“拼音形声字”类。
但是,最后,毛泽东又返到吴玉章主张的观点上来了。 1956年1月20日,中央召开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在吴玉章做了关于文字改革工作的发言后,毛泽东突然接过话头:“我很赞成在将来采用拉丁字母,你们赞成不赞成呀?我看,在广大群众里头,问题不大。在知识分子里头,有一些问题,中国怎么能用外国字母呢?但是,看起来还是采用外国字母比较好。-------因为这种字母很少,只有二十几个,向一面写,简单明了。。。。。凡是外国的好东西,我们有用的东西,我们就是要学,就是要统统拿过来学,并且加以消化,变成自己的东西。”
毛主席的这番话,使得几年来,关于采用什么样的字母形式的争论,最终尘埃落定。七天后,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文字改革工作问题的指示》,其中明确表示“中央认为,汉语拼音方案采用拉丁字母比较适宜”。
1956年2月20日,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发表了《汉语拼音方案(草案)》,这是第一个汉语拼音方案草案,后来人们把它称为“原草案”。“原草案”中明确指出:“拟定汉语拼音方案的目的,是要设计一套拼音字母和写法规则,来拼写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的普通话”。
这个以拉丁字母为结构的《汉语拼音方案》,重蹈了“利、金方案”复辙,经过多次验证,根本行不通。所以,周恩来在一九五八年《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的讲话:“……汉字在历史上有过不可磨灭的功绩,在这一点上我们大家的意见都是一致的。至于汉字的前途,它是不是千秋万岁永远不变呢?还是要变呢!它是向着汉字自己的形体变化呢?还是被拼音文字代替呢?它是为拉丁字母式的拼音文字所代替,还是为另一种形式的拼音文字所代替呢?这个问题我们现在还不忙做出结论。但是文字总是要变化的:拿汉字过去的变化就可以证明。……”
《汉语拼音方案(草案)》的原稿标题是《汉语拼音文字方案(草案)》。
所以,在“正式公布时,“文字”二字被删掉了。而且,此后,吴玉章在全国政协常委会上做的报告中也强调,“现在我们提出讨论的是“拼音方案”,还不是“拼音文字方案”。-----拼音方案和拼音文字方案到底是两回事。”
实际上 ,从1892年卢赣章提倡“汉字罗马字母化”以来,经过60多年的实践证明,根本行不通。根本语言因就是,罗马字母化的“汉字”,根本不能区分汉语中的大量的“同音异意”词,不能替换大量的“同音异意异形”的汉字楷体字。《汉语拼音文字方案(草案)》,在发布之前,周恩来就发觉了这个根本性的问题,所以在发布时,删掉了“文字”两字。
按理说,既然《汉语拼音方案(草案)》不能作为组建文字的“方案”了,留着这个《汉语拼音方案(草案)》有什么用?不如把它直接改为《汉字注音方案》了。
为什么要保留呢?这是“汉字罗马”派“暗度陈仓”,继续推行“罗马字母汉字”的一个手段。从此,中国就把这个《汉语拼音方案(草案)》编入初级教育课本,在全国普及《汉语拼音方案(草案)》,也就是在全国推行“汉字罗马字母化”。
这个“汉语拼音方案”顶替了原先的楷字笔画的汉字注音符号。这个“汉语拼音方案”,其实就是黎锦熙在担任民国商务印书馆的馆长时,以教育部的名义出版的他在1926年完成而不被教育部承认的“国语罗马字新国音”方案。这个方案,砍掉“国音”的尖音、舌面鼻音、入声和一些合成音型等语音成分。
与此同时,又把1935年8月,国民政府教育部公布,又在1936年“暂缓推行”的“第一批简体字表”,略加修订和补充,作为人民政府的“汉字简化字一表”在1956年公布了。并且在编纂“新华字典”时,按《汉语拼音方案(草案)》的规则,看砍掉了汉语中的入声、“zi”、“ci”、“xi”三个“尖音”和很多音型,从而大量的增多了“同音异意”字。
后来,又在楷体系统内不断增加“简化字”,但是又不造新的汉字,又提倡多音合成词,又提倡“音译”多音节外来单词,等等,这些做法,都是违背汉语、汉字发展规律的。
这些做法,在主张“汉字罗马化(或叫‘汉字拉丁化’)”的人们看来,实现了在“清”末至“民国”时期没有实现的两个目标:一是“国语罗马字新国音”方案的实行。二是“楷体简化字”的推行。
从1956年以后,主张“汉字罗马化”的一派就占了上风,他们加大了推行简化汉字和“汉字罗马化”的“理论”宣传。并不断扩大“简化楷字”的数量,停止创造新的汉字,合并同音异意字,扩大合成多音词,支持对外语多音节单词实行“音译”、等等,以引导汉语朝多音节语言的方向退化,为最终实现“汉字罗马化”奠定语言基础。他们全盘接受了西方语言文字“学者”的片面的错误的“理论”和观点,把这些错误的理论和观点,充斥在“字典”、“教科书”和各种公文和报刊、杂志等宣传媒体里。以此达到最终实现“汉字罗马化”的目的。
他们的主要理论错误有:
1、文字发展三段论---表形à 表意à 表音;
2、文字与语言没有直接联系;
3、文字是表示语言的书面符号;
4、文字的发展方向是越来越简化的;
5、文字是思维的工具。
“汉字拉丁化派”,被人们称为“汉字改革派”。其实,在汉语不变的基础上,汉字只能改进升级,是不可改革变质的。所以,“汉字罗马化”的做法,完全偏离了汉字发展的正确方向,以“前进”的名义,走了倒退的路子。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结果呢?原因如下:
1、主张“汉字罗马化”的人,第一,不懂得“以单音节词为基础的语言多载的汉语”和“以多音节词为基础的语言单载的拉丁语”是性质不同的两种语言;第二,不懂得“一定性质的语言,必须一定性质的文字相匹配”的规律;以为任何文字都可以用来表示任何语言单词。所以,在汉语不变的情况下,用纯拼音字母组建纯表词音不表词义的“新汉字”,在实践上肯定是行不通的。
2、主张在汉字楷体系统内加入楷体简化字的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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