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汉字发展的基本轨迹
通过前面各章的论述,我们就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语言决定文字的属性。我们可以这样说:“文字”是把耳朵接收的信息转变成眼睛接收的信息的桥梁。这个“信息”就是“语意”-----人的思想。语音、字形相当于“车”,语意相当于被车运送的“物”。所以,语音、字形虽然形式不同,但两者的所表达的内容却是相同的,都是“语意”。如果“语意”不用“语音”表示出来,而用“手势”表示出来,把“手势”的每个表示“语意”的动作画在纸上,这些表示不同“语意”的不同“手势图”就称得上是一种“文字”。
因为人能发出的“单音”是有限的,要表达无限的事物只有两种办法:1、用不同的音节排列来表示不同的语意;2、用相同的音节表示不同的语意。
第一种办法可以实现“音、意合一”-----意不同,音就不同;音不同,意也必定不同,这叫做语音的“单载性”。我们叫它是“语音单载的语言”。
第二种办法必然出现一些“同音异意词”,要把它们区别开来就必须加上语言以外的对应条件。这叫语音的“多载性”。我们叫它是“语音多载的语言”。
对“语音单载的语言”来说,只要用字符把“语音”表示出来了,那么“语意”也就自然出来了。为了容易记忆,发挥语音的提示作用,人们自然就用直接表示语音的文字了。如果用一个个单独表示语音的字来表示一串串语音----就像我们用汉字来表示英文的读音一样,那当然是既难写又难记的笨法子了。用拼音字母来表示这千变万化的音节组合,当然是最科学最省力的方法了。所以,“音、意合一的单载语言”必然导致“拼音字母文字”的出现。这种文字,音、意合一,读写一致,是最易读写的文字。
但是,这种语言的单词长度有一个自然极限,这就是不能超过人们说话时换气间隔时间。由此就使单词总量出现了极限,这与语言的无限扩展性是矛盾的。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新事物大量出现,有限的单词不能函盖大量的语意了,就出现了“同音异意词”。由于读音字母不能加长了,就只好加上不读音的字母了。这些“哑音字母”,只起区别“词意”的作用。这样一来,音、意合一的语言和文字走向了它的反面------音、意分离,单载的语言变成了多载的语言了,“表音”的拼音文字成了“表意”的文字了。好记的文字变成了难记的文字了。不过,这既证明了语音单载语言的局限性,也证明了“语音单载的语言”向“语音多载的语言”发展的必然性。
对“语音多载语言”来说,用纯表音的拼音字母文字显然是不行的。那就只有用“图形”式的方块文字才可以把众多的“同音异意词”区分开来。因为图形式的文字,分辨率比线性拼音字母文字高的多,并且可以无限扩展字数,这正适应了语言的无限扩展性。所以,语音多载的汉语,必然导致图形式的汉字的出现,这两者是会永远对应的,永远不会出现“语音单载的语言”的那种后果。
由此我们就看到这样一条客观规律:一定性质的语言,决定了一定性质的文字----“语音单载的语言”的最佳文字是“拼音字母文字”;“语音多载的语言”的最佳文字是“意、音双表文字”。
目前世界上多数的语言都是“多音节的语音单载语言”,只有少数的是“语音多载的语言”。这也正是符合事物发展的自然规律的-----两头“小”,中间“大”。汉语属于先进的那一头。在这一问题上如果“随大溜”,那不是“中庸”而是“昏庸”了。
现在,我们就来说明,汉语是怎样导致“直接表意、间接表音的汉字系统”,最终发展成“意、音双表的汉字系统”的。
汉字,是表示汉语言单词的书面符号系统。汉语是目前世界上最典型的人类语言第三阶段的语言,汉字也是人类语言第三阶段所对应的典型文字。在第八章里,讲了语言第三阶段所对应的文字发展的一般规律。为了避免重复叙述,凡是在第八章已经讲过的一般规律,在本章中就不再重复了。这里只讲汉字发展的基本轨迹和一些特点,以及向“意、音双表汉字系统”发展的必然性。
本章分别从汉字的结构发展和体式发展两个方面加以说明。在这两方面,以前的学者们也注意到了,例如《说文解字》中的“六书”说。但是,他们仅仅摆出了现象,却没有分析这现象后面的原因和规律。
汉字是在汉人语言处在人类语言发展的第二阶段中期发明的。如果从考古发现的山东泰安大汶口图符文字算起,距今已有5500年之久。也是从图形演变过来的,其发展也经历过“图符文字”à“象形文字”->“符号文字”的转变过程。
从图符文字开始,汉人选择了第七章说的发展文字的第一条路径:改进汉语。让语言升入第三阶段。在汉语的拼音原理没有发现之前,要在一个表示单音词的字里,既安上表示词意的笔画,又安上表示词音的笔画,那是不可实现的;又由于语音是多载的,所以唯一可行的文字形式就是直接表意、间接表音和不带语法的形式。
如前章所说的,这种文字形式,在整个文字体系内就缺少了一个表音的子系统,所以就不是一个完整的文字系统了,在文字的三要素 “形、意、音”之间的“形”、“音”之间是断开的,所以不能构成一个记忆联想闭合回路,即使知道了其中的一个要素,另两个要素也联想不起来。例如,人们看到字形,不能直接知道字音该怎么念,或者知道字意也不能直接知道字形该怎么写。所以,人们对每个单字,就得死记其字形和它所表示的语意和语音,比起具有直接表音的文字来,难度增加了几倍。这是不直接表音的文字的主要缺点。这一缺点,直接导致了汉字的不稳定和不断出现“蛇蜕皮”现象。到目前为止的汉字的各种体式,都是只直接表意、而不能直接表音的,所以这一缺点就一直存在至今。
下面就说明这种不断出现“蛇蜕皮”现象的原因、过程和解脱的途径:
社会在不停地前进,新事物就不断地增加,新词就不断地增加;汉字按着“一意一字,意异字异”的规则,有多少个“新词”就得用多少个不同形状的新字来表示之,新字就得无限地增加。但是,当达到一定大的数量时,就出现了两难:笔画的形状是很有限的,在平面图上,不会超过200种。而新字增加是无限的,所以,新字的笔画数就得随着字数的增加而增加,使书写和记忆越来越难。
为了减小书写困难,提高书写速度,人们采取的办法,是对字形结构不断进行简化。字形简化包括笔画形状的简化和笔画数量的减少。
笔画数量的减少,会使一些原来不同形状的字变得相同了,笔画数量减得越厉害,“同形异意异音”的字就越多,所以,独体字简化是有一定极限的,简化到一定程度就不能再简化了。
为了减轻记忆难度,人们在构字方式和构字规则方面,不断进行改进,改进的基本过程如下:
早先,人们在造字时,大多数是按“因物写形规则”造出来的“表示有形事物”独体字(例如:山、 水 日 、月、树、狗、鱼等)和“表示无形事物”独体字(例如:大、白、想、高、等)。字是给人看的,要想让人一看就晓得它表示的是什么,图形式的当然是最好的了。这类字的含义,能够由它自身的笔画形状直接表示出来,不用人们事先“约定”,大家一看就懂,具有“普通符号”的性质。所以,人们把这种以字形表示语意的字,称为“形意字”。这类字是从原始的图画演变而成的,仍保留着原始图画的影子,仍能让人见形晓意。例如:“秉”----手握着禾的形状。前面讲过,这种文字自身没有直接表示读音的笔画。这样一来,它的读音就得由人们“约定”,从外部附加上去。这些独体字,除了笔画形状具有一定的系统性、规律性以外,在结构上是无规则的,是没有系统性和规律性的。所以,它们基本上就是一个普通“符号堆”。所以在读写时,是无规律可循的,只能诸子死记硬背每个字的形状、含意和读音。
无限有形的和抽象的事物,就要造无限的不同形状的独体字来表示之。但是,为了书写简便,还必须让独体字笔画种类和数量不能过多,笔画不能过多,独体字的数量就不能无限扩展,就不会很多。这就与要表示的无限的事物,发生了矛盾。如何解决这一矛盾呢?
人们想出了以“独体字”为基本元件,构建“合体字”的办法,用这种“以字构字”的办法,可以构建无限的新字而笔画种类不多,但是,不能解决单字笔画数量随字数增加而增加的问题。虽然在一定字数内可以解决读、写难度随字数扩展而增大的问题,但是,当字数超过一定数量后,读、写难度还是随字数扩展而增大的。
另一方面,在构建“合体字”时,如果没有一定的规则,随便凑合,就会使大量的文字之间,没有一定的规则关联,就变成了杂乱无章的符号堆了。人们读写起来,就找不到帮助记忆的规律性线索,就不能“学少知多”,就得死记硬背每个合体字的形状、字意和读音。而人们的记忆能力是有限的,在没有记忆线索可以利用的情况下,字数增加,记忆难度就会成倍地增加。要克服这种困难,就必须在构建“合体字时”按一种构字规则来进行。这样,就能使汉字形成一个文字体系,成为一个很有规律的完整的文字系统。
人们最先想到的构字规则是“意、意组合规则”,所以,最早的合体汉字系统就是“意、意组合汉字系统”,其组合规则如下:
首先确定一些独体字作为构建合体字的“基础元件”。例如:、一、| 、丿、 人、厂、甲、
乙、手、羊、犬、马、车、山、水、 日、月、色、白、心、刀、衣 、等等。这些独体字都是按“字形单载、意异形异”的原则建造的,它们之间没有系统性,所以没有规律可循,对它们只能逐个死记硬背。这种基础元件,被后人们称为“偏旁”或“部首”。《康熙字典》上,偏旁有239个,部首有500个左右。
然后,根据这些基础元件的本义或延义的相和或相违所导出的新义,来组成一个新字。例如:“木”、“木”相并为“林”;“女”、“子”相合为“好”;“水”、“火”相违成“淡”;等等。以此类推,还可以构建三字合体字、四字合体字。。。。。。例如:木、林、森、肄、虪、等等。
按照这一个构字规则,就建立起一个具有规律性的“意、意组合文字系统”了。人们就可遵循这一系统所具有的规律进行读、写,就感到较容易了。
用“意、意合成规则”构建的新字,每个字的“含意”虽然是从构成它的元件的含义导出来的,但是,如果逆导起来,其结果一般就不是唯一的了。例如:“匕(bi)”、“矢”、“聿(yu)”,三字合成为“肄(yi)”----表示“研习;学习”的意思。因为它被约定理解为一个人,要想懂得刀枪、弓箭、文笔的使用技术,当然必须“学习”或“研习”了。但人们看到“肄”字时,也可以作另样的理解:匕首和弓箭代表“武略”,聿代表“文韬”,文武结合,“肄”表示具有全面智慧的意思。所以,“意、意合成字”,其“字意”是通过“基础元件”的“含意”,间接地、联合表示出来的。它的准确的含意,还得靠约定确定出来。如果事先不记住对它的“字意”的约定,还是不能知道它的准确“字意”的。
但由于这类字的组成元件具有一定程度的“字意”的提示作用,所以,具有一定的程度的“学少知多”的性能,对减轻“字意”的记忆难度,有一些作用。合成的元件都不直接表音,合成后自然也不会直接表音了。从“意异字异”的结构上看,它本身只有表意部件,没有表音部件,相对字音来说,它又与基础元件字一样,是只表意,不表音的。所以,这类按“意、意组合规则”构建的字,被东汉许慎归结为“会意字”(见“说文解字”)。
与语言第三阶段对应的表意平面文字,发展到现在,似乎已经臻于完善了?与语言达到匹配了?如果语言的单词从此不再增加了,确实达到比较完善了。但是,社会是永不停止地的向前发展的,新事物是永远不断地出现的。由于“基础元件字”数量是较少的,所表示的含义也是很有限的,所以,用两个字意或多个字意来导出的新意也是很有限的,随着社会的向前发展,新事物不断出现,这种“意、意组合字”的数量,达到极限后,就再也不能涵盖新出现的事物了。如果用“三合字”、“四和字”、“五合字”。。。。。。来增加新字,虽然可以无限增加新字数量,但是,笔单字的画就会越来越多,给书写到来困难,所以。多合体字的增加数量是有限的。
这时,如果仍固守“意、意组合规则”,就不能造出新字来表示新事物了。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逼着人们冲开“意、意组合规则”的限制,另想新的组字规则。
这新的组字规则就是“意、音组合规则(偏旁表意、部首表音的字)”-------被东汉许慎归结为“形声字”(见“说文解字”。其实,“形声字”这种称呼是错误的,汉字是表示汉语单词的,单词只有“词义”、“词音”,何来“词形”?)。“意、音组合规则”,仍是用两个旧字,组合成一个新字,与“意、意组字规则”不同是:让其中的一个字(偏旁)提示该“合成字”的含意,另一个字(部首)表示该“合成字“的读音。提示含意的字一般是“基础元件”,而表示读音(间接的)的字可以不是“基础元件”。例如:“皇”,不是基础元件,加上基础元件作“偏旁”:“心”为“惶”;加“水”为“湟”;加“火”为“煌”。这三个新字的含意,都分别与心、水、火的含意或延伸意有关联。“皇”是这三个新字的“部首”,它表示了这三个字的读音(间接的)。这样,这类字的读音和含意,就由字的本身显示出来了(当然都是间接的----如果事先不知道偏旁和部首的约定含意和读音,也就不知道该合成字的“意、音”提示了。)所以,有人对这类字赞道: “看字识‘偏旁’,不用书(字典)帮忙”,“见字读‘部首’,不必问师友”。许慎把类字定义为“形声字”。这是一个巨大进步,它接近了汉字第三次质变(前两次质变是由图画到象形字的转变和由象形字到符号字的转变)的核心问题。用“意、音组合规则”造出的字,又形成一个字系统,单看这一系统,它也具有一定的规律可循。
从“惶”、“湟”、“煌”三个字上看,虽然部首“皇”是相同的,但是“心”“水”“火”是不同的,合成字“惶”、“湟”、“煌”,其整体字形是各不相同的,符合“意异字异”的构字规则。由于,这种组字规则冲破了“意、意合成字”的构字规则的狭小圈子,在基础元件字和其他字中选择构字部件,就为构建新字开辟了更广的数量空间;同时,又具有“意、音”双提示功能。因此,用“意、音组合规则”造的字,就比用“意、意组合规则”造的字数大很多,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新造汉字与新生事物保持着平衡的状态。这类“意、音组合字”,在唐朝之前,占了汉字总数的90%以上,所以,汉字在唐朝之前,还是一种比较容易学会的文字系统。
但是,自从“意、音组合规则”的字系出现以后,在同一个汉字范围内,就出现了两个汉字子系,即“意、意组合汉字体系”和“意、音组合汉字体系”。两个体系不是“子、父”关系,而是“兄弟”关系。即这两个体系所属的汉字,是被混合着并用的。这就使“系统规则”出现了“二义性”,这完全违背了“系统规则单一性”的原则。这样,原来完整的有规律的两个汉字子系并行在一起,就发生互相冲减作用,结果就是两败俱伤了,所有的规则都混乱了,不成体统了,找不清帮助记忆的提示线索了。因为从这些字上,人们看不出它们是用什么组合规则构建的。所以,在实践中,就出现了对这两个规则的使用,无法分辨的问题。例如:“奤”( pan)----大脸。它是一个“意、意组合字”。如果你用“意、音组字规则”来读它,就错了。再如:“裀”,这是一个“意、音组合字”。如果你用“意、意组字规则”来理解它,那就无法理解。这样一来,就使人们感到无规律可循了,使汉字的“意”的提示功能和“音”的提示功能都不起作用了,人们必须逐个死记每个字的形状、字意和读音了。这就使汉字变成一个无系统性、无规律性的杂乱无章的“符号堆”了。当然,这种逐个字死记硬背的情况所造成的困难,在汉字总数没有大于5000个(普通人对汉字的记忆最大数量大约是3000个)以前,并不明显。当总数超过5000个以后,困难程度就开始明显增加了。随着社会的发展,新字不断增加,记忆难度就成倍地增长了。
随着汉字数量的增加,用“意、音组合规则”来构建新字,也会达到极限的。因为用来作偏旁的元件和部首的字都是有限的;况且使用音域又是很不均匀的,有的一音表示上百个语意,有的一音仅表示一个语意。例如:《新华大字典》上,yi(去声)对应100多个字;而gei(上声)对应一个字“给”。例如,在使用“意、音组合规则”造“huang”(阳平)音的新字时,同音字就是“皇”、“黄”二字。开始用“黄”音造字,造了如下的字“潢、璜、簧”三字,这三个字的偏旁分别是“水、玉、竹”。以后又出现了语音为“黄”,语意也与“水、玉、竹”相关联的新的语意,如果仍用“黄”为部首,那就无法区别新的语意了。怎么办呢?幸好还有一个与“黄”同音不同形的“皇”字。由此又可以组成“湟、瑝、篁”。假如以后再出现一个语音为“黄”,语意也与“水”相关联的新的语意,那就找不到第三个与“黄”同音的字了。这时,“意、音组合规则”的局限性就暴露出来了。
社会在不停地发展,新事物在不断地涌现,这是不依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是任何人也阻止不了的。人们只能适应客观的实际需要,创造新字来适应之。当新字增加到一定数量后,再按“意、音组合规则”就造不出新字了。此时,它又重蹈了“意、意组字规则”的复辙。还有什么方法,能在遵循“意异字异”的基本原则下,造出新字呢?那就是部分否定“意、意组合规则”和“意、音组合规则”,只保留基础元件字的“字意”提示功能或只保留基础元件字的“字音”提示功能,其他部件,既不表示任何含义,也不表示任何语音,仅仅作为与其他字的“区别符号”。这样,新的汉字就是由“表意字”与“区别符”或“表音字”与“区别符”构成的了。这就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原来的局限:可以用任何符号与“表意字”或“表音字”构成新字;例如:“灑(sa)”---洒的繁体、“淦(gan)”---水入船中。这两个字的左变意符“水”与该字的字意有关联,右边的部分与该字的字意、字音都没有联系,只起区别符号的作用。再如“佖(bi)”---意为铺满。这个字的右边部分表示该字的读音,左边的元件 “ 人”,与该字的字意、字音没有关联,只起区别符号的作用。
这两种新的构字规则,又为汉字数量的进一步增加,开拓了很大的空间。这类字,只有“意”的提示功能或只有“音”的提示功能,比具有“意、音”双提示功能的字,倒退了。但是,这是客观实际需要逼迫的结果,是主观意志阻止不了的。这两种构字规则,也创造了两种汉字子系,它们之间,它们与以前的两种汉字体系之间,都是“兄弟”关系。这四种汉字系统互相冲减损坏,就使各个体系得系统性和规律性都遭到更大的削弱。
然而,随着汉字数量的再度增加,达到一定数量后,这两种造字规则也出现了局限性。因为,现有的可以作为“意”、“音”、“符号”的组字元件是有限的。要造新字,不突破这种构字规则的局限又不行了。这时,又没有想出别的造字规则,就只好随便造字了-----组字元件也不局限于原先的基础元件字,只要是汉字,都可以当成组字元件使用;抛开任何组字规则,只要符合“字形单载、意异字异”的原则就行。例如:“皈(gui)”---归依。“圁(yin)”---一条河的名。这两个字也是由两个元件字合成的。但是,任何一部分的“意”、“音”都与该字的“意”、“音”没有关联;又如:部、陪,音、昱等字,两部分只是调换了一下位置,读音和含意就全变了,变的理由是什么?没有其他道理,只是为了符合“字形单载、意异形异”的原则。所以,这类字没有系统性,不能形成一个体系。这类合成字从整体上看,就是一个纯粹的孤立的符号,没有什么帮助记忆的规律线索可循,也与事物的外形或内涵没有关联,必须死记硬背。这样造字,好处是可以造出无限个新字来,能适应语言无限发展的需要。它们与其他规则造出的字系之间,也是“兄弟”关系。它们掺入其他字系中被同样地使用,就使人们对其他一切字系单字,更分不清该用什么规则识读了。只好被“一视同仁”地,像对待这类字体一样,逐字死记硬背了。
综上所述,现在所存的汉字,是用六种方法分期构建的,即1、按“因物写形规则”构建的独体字;2、按“意、意组合规则”构建的合体字;3、按“意、音组合规则”构建的合体字;4、按“意、符组合规则”构建的合体字;5、按“音、符组合规则”构建的合体字;6、只按“字形单载、意异形异”的原则构建的合体字。
通过汉字的各种扩展方式可以看到,创造新字的人们,并不认识文字同普通符号有本质的区别,把表示汉语的汉字与直接表示事物的一般符号同等对待了,所以,在创建新字时,并没有遵守“文字系统整体的统一性、规范性规律”,按创造普通符号的观点,不考虑整体上的统一性,单纯追求增加新字数量,所以就采用了这多种构字方法,从而形成了多种平行的孤立的小体系。让这六种方法所构建的字体,混合在一起使用,就使汉字整体失去了系统性和规律性,完全成了杂乱无章的“符号堆”,找不到任何规律线索了。汉字整体的系统性,遭到了彻底的自我毁灭。
通过以上分析,就会发现,汉字发展的过程:出现了回归现象----转了一个圆圈,返回到出发位置了。即无系统性 -----有系统性-----无系统性。与此对应的是:难学----易学-----难学。我将这种因发展而变好,又因发展而变坏的过程,称为自毁性回归。
通过以上叙述,可以看到,在汉语拼音原理发现之前,汉字只能是直接表意间接表音的文字形式;这种形式的文字,在扩展字数时,又只能采取“以字构字”的办法;由于社会的发展是不停的,新字数量的增加是无限的,而按一种规则构字的数量却是有限的,这一矛盾,导致人们不得不采取多种规则构字,这就必然使整个汉字体系失去了系统性、规律性和规范性、标准性。
没有规律性的东西必然难学。同时,“以字构字”方式,会随着字数的增加是单字的笔画增加,导致难写。当字数增加到一定数量以后,难学难写的程度就超过人们的承受能力了,人们就开始采取办法,来摆脱这一困难。
人们想出了一种减慢新字增加速度的办法。因为字数增多导致构字规则的破坏,构字规则的破坏又使字体构造上发生了无规律可循的问题,从而使文字难学的问题不能真正解决。这迫使人们想到减慢增字速度上来。减少文字数量,是减轻记忆负担的一个有效办法。
由于汉语的语法简单和单词可以随机变性,可以很方便地用单音词再组成无限多的“二级词”和语句。这为减慢新字的增加速度,起了很大作用。
汉字只表词意,不附带语法功能,正符合汉语组建二级单词的要求,于是就成为一个个独立的可以自由组词、造句的基本单位了。按词意自然关联,随意组建很多的二级新词和丰富的语句。这样,在现有的文字数量不增加的情况下,可以使词意增加。所以,“词意合成词”法就出现了,就出现了很多二字合成词,三字合成词、四字合成词等。例如:“白雪”、“雪白”、“蛋白”、“白蛋”,“白色”、“白羽毛”、“色白”、“羽毛白”、“了不起”,“起不了”等等。这些字形字音都不变,只是字的排列顺序变化一点,词意就不一样了。这样虽然不能达到利用有限的文字组建无限需要的词汇的程度,却能使单字利用率比原来提高百倍。有人由于只看到单音词语言里出现很多二字合成词,三字合成词、四字合成词以及双音叠意词的现象,不了解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就误认为,这是“单音词语言向多音节语言靠拢的趋势”。提出“单音节词的语言是比多音节词语言落后的,单音词语言的发展方向就是多音节语言”。这是不懂得人类语言第一阶段与第二阶段特性不同的缘故。
这个办法,虽然能对汉字数量增加得速度减慢一些,暂时起一些作用,但是,不能阻止汉字数量的不停地增加,最终不能摆脱记忆和书写越来越难的困境。
怎样才能摆脱这种困境呢?当人们认识到“汉字是一种体系;体系具有系统性和规律性;具有规律性的东西最好记忆”的时候,就采取“更新汉字体式”的办法,来摆脱这种困境。
但是,在汉语拼音原理没有发现之前,更新后的新体,仍然必须采用“以字构字”的方式来扩展字数。社会的发展是永不停止的,新事物的出现是不断增多的,所以,表示新事物的汉语单词也是不断增多的,新体字就必须随着不断增多。这样,过一段时间以后,新体汉字就又出现了它前代体式同样的困境。人们没有别的更好的办法,只好再作一次体式更新。这就如“蛇蜕皮”一样,随着汉字的数量的增长,就不断出现“蛇蜕皮”。所以,汉字在历史上,就有过多次体式更新。
从汉字的每一种体式的内部看,汉字是趋向“繁化”的,从前后两种体系的对比上看,汉字又是不断“简化”的。但是,不要误将这种现象当成文字发展的一种规律。要知道,文字的功能决定文字的结构,结构法则决定文字体系的系统性和规律性。在保证文字体系的系统性和功能不变的前提下,力求简化是对的;如果不顾文字体系的系统性和功能,盲目简化,就是错误的。例如“意、音双表新体汉字体系”,它就不存在趋向繁化的问题;由于比楷体字多了一个直接表音的功能,有的字就比楷体独体字的笔画多了。但是,它具有永远的稳定性,可以保证永远具有系统性、规律性、规范性、标准性、学少知多性,成为“无文盲文字”。再如,拉丁字母文字,其单词的组成是不断趋于繁化的。但是,当繁到人们承受不了时,就逼着人们开始简化语言,压缩单词的音节,使语言向着第三阶段发展,从而带动文字向着方块文字的方向发展。这将在后面详细叙述。 汉字以往几千年的发展,只在字形上取得了改进,而记忆困难和书写困难的问题,却一直没有得到彻底的解决。今后的发展目标,就应当是完全彻底地甩掉楷体的一切缺点和问题。
两种字体系统的更替,会不会出现新、旧字的文盲呢?肯定会的。今天认识楷体简体字人,有几人能读1958年以前的楷体繁体字的书的?所以,可以推断,当年认识篆体字的人,绝大多数不可能又认识象形字;认识隶体字的人,绝大多数也不可能又认识篆体字。
既然这样,前人是怎么实现新、旧字体转换的呢?为了实现顺利转换,在创建新体的时候,就保持汉字的如下8个特点不变:1、方块形;2、表示汉语单词;3、以形表意、意异形异;4、直接表意,间接表音;5、一字一意、一字一音;6、不表语法;7、以字组字的扩字方法。8、各字互相独立,可以自由组合成语句或二级单词。 因为,方块形的文字比线形文字识别率高;语音多载的汉语,决定了汉字就必须是“以形表意,意异形异”的 ;在没有发现拼音原理之前,把汉字建成“直接表意,间接表音”的,是实现字体最简的唯一办法;不表语法,这是由汉语的单词性能决定的。这“8点”是为适应汉语的特性而来的,只要汉语不变,汉字的这些特点就必然存在。这前“8点”不变,就保证了汉字的本质和特性不变。所以,人们把从象形字到宋体的各种字体都叫做“汉字” 因此,两种字体,在转换过程中就可以互当异体字混用,由此就实现了“无缝”转换。 在这种“无缝”转换的过程中,就不会出现新、旧汉字体式的文盲和出现转换的经济成本了。但是转换以后,前后两种体式之间,还是会出现新、旧字体的文盲的。但是,由于及时修改和补充字典,在字典中有新旧两种字体的对照说明,再加上国家历代政府都设立文书档案和管理机构,以保存好历史文书等等,就不会造成汉字文化历史出现断层了。所以,中国从来没有因为汉字的变革出现过历史文化断层。
保持“8点不变”来创建新体汉字,也是今天改进汉字楷体必须遵循的原则。否则,新体汉字就不能取代楷体汉字。
通过以上叙述,可以看到,由于汉语新单词的创建,必须创建一个新汉字来支持,所以,保持汉语汉字生命不息的“自我调节机制”,就是汉字的体式,随社会不断发展的需要而不断地更新。
甲骨文字数大约4500个,到东汉许慎编写《说文解字》时,许慎收集的小篆字数是9353个。字数增加了两倍。这期间出现了甲骨文向金文的转变,金文向大篆的转变,大篆向小篆的转变。
从小篆9353个字到宋朝《广韵》26194个字。字数增加了三倍。这期间出现了从小篆到隶体,从隶体到章草,从章草到行书,从行书到楷体,从楷体到宋体的转变。
唐朝以后,楷体系统形成,但是,由字形间接晓音的规律就逐步消弱了,“见字读‘部首’,不必问师友”,的规律逐渐消失了;“偏旁”也不全都保留表意的功能了,“看字识偏旁,不用书帮忙”的规律也没有了。大约在宋朝以后,保守懒惰的政府官僚们,历来不重视文字的发展问题,出现了新事物后,没有随之立即造一个新汉字来表示之,新事物出现以后,现有的字不能表示,人们采取了两种解决的办法:一是用现有的两个字或三个字,按照意、意结合的规则,表述这个新事物,于是就出现了双音或三音、四音“二级词”;二是用近音或近意的字来表示之。因此就出现了“多音字”和“多意字”了;还有故意用错、别字的,后人就沿用下来的。这样以来,汉字楷体的系统性、规律性就彻底消失了。
从《广韵》26194个字到《汉语大字典》54678个字。字数增加了2倍。楷体系统的造字规则早就被打破了,楷体早就成了一个没有系统性、没有规律性的符号堆了,成了世界上最难记忆和书写的文字了。早就该“蜕皮”了,却一直没有“蜕皮”。
通过以上对比可以看出,汉字的发展,是与中国的社会发展同步的。宋朝以后,中国的地主阶级王朝开始走下坡路,社会发展越来越慢,最后停滞不前。汉字也就基本停滞不前了。1716年成书的《康熙字典》字数是47035个,到1990年成书的《汉语大字典》是54678个。在274年里,汉字只增加了7643个,平均每年才增加28个字。在这期间,由于汉字楷体该“蜕皮”而不“蜕皮”,导致汉语汉字同时都发生了严重退化:入声丢失了;又把zi、 ci 、si三个尖音声母和韵母iai,及读音为zhei、 mei 、gei、yai等音型砍去了。出现了大量的违反“意、意联合”构词规则的 纯音节双音词,和“进口”多音节词;与此对应的汉字,同时发生了变质,由表意文字蜕变成纯表音的音节符号。不造新字,大量出现的新事物只用常用的2000个左右的字反复组合多音词来表示之,从而导致以“言简意赅”著称的汉语和汉字文章不复存在了。汉字楷体,既难于让人学会也难于让机器处理,在世界语言文字大竞争中,成为“性、价比”最低的文字。所以,在英语的进攻下节节败退,就不足为奇了。
由于从明朝以后,逐渐停止了创造新字,新生事物却比以前加速地出现,人们只好用2000个左右的常用字反复组合来表示之,或把常用字当作假借字使用,由此使一字多意的现象迅速增加。同时,近代以来又大量引进多音节的外来词,其中从日本引进的多音节单词就占了现代汉语单词的70%左右,表示这些外来单词的汉字,变质成了音节符号,或成了多意字。这样,汉字“偏旁”原来的本义就不确定了。
在汉字发生变质的同时,汉语的组合词也发生了退化变质和混乱。原先,一个汉字就表示一个单音词。人们按照字的本义,按照汉语的语法,按“意、意联合”的规则,用单字再组成语句或双音词或多音词。例如“深”与“奥”,组合成“深奥”双音词。“奥”与“妙”组成“奥妙”双音词。这样组建新词的优点是,人们只要事先认得“深”“奥”“妙”这三个字,对于“深奥”和“奥妙”双音新词,不用再作专门的“注解”,人们自然就“见词晓意”了。但是,后来引进外来词 “奥林匹克”“奥可玛”“地奥心血康”等词,“奥”字失去了本义,蜕变成了“音节符号”,人们就不能“见词晓意”了。
再如“打”,由于引进了外来词,当了一种量词,它的“偏旁”提手,按“手”的本义,它怎能向人提示“打”有表示数量的含义?再如“打的”一词,你从 “打”、“的”两字的偏旁上,怎能看到它们的语音提示功能?从它们的偏旁上,怎能看到它们能提示出“乘出租小汽车”的含义?
近代以来中国人一直没有正确的语言文字理论的指导,又受了多音节语言文字的影响,就违背“词义关联”的规则,滥造“二级单词”。例如“雷人”“太酷”等等。直接扰乱了汉字系统。
因此,现在的汉字,早已不是唐朝以前的汉字了,早已蜕变得不成体统了,早已失去了系统性和规律性了,失去了含义提示和语音提示功能,成了一个杂乱无章的符号堆了。所以,人们学习起来,就必须死记硬背每个字、每个词的结构形状、含义和读音。因此,就成为世界上最没有规律的最难学会的文字了。
由于汉字从唐朝以后至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