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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9年，大清国终于听到了久违的雄鸡报晓声。
一个叶赫那拉（慈禧太后）走了，另一个叶赫那拉（隆裕太后）来了，新的牝鸡继续司晨，但毕竟还有个摄政王，属于“叔嫂共和”，公鸡算是回到了久违的岗位上。
鸡公、鸡婆一起报晓，尽管有点怪异，却成为大清国末世的一大基本国情。“牝鸡司晨，惟家之索”，这对可怜的母鸡来说实在太苛责了。她要在下蛋、孵蛋的本职外，还挑起本不是她做的报晓任务，既当妈又当爹，却因此成为千夫所指的罪魁；任劳之外还得任怨，似乎家国的所有不幸都源于她的越位，而非公鸡的缺位或无能。
其实，但凡有点姿色的“牝鸡”，往往被历史当作推卸责任的借口，所谓一笑倾城，再笑倾国，男人们倒成了受害者。五代十国时的川妹子花蕊夫人对这样的混账逻辑很是愤然，留下一首麻辣诗篇：“君王城头竖降旗，妾在深宫哪得知？十四万人齐解甲，宁无一人是男儿！”骂尽天下儿郎，痛快淋漓！
大清国两代叶赫那拉太后垂帘听政都受苛责：慈禧精干，被责专擅；隆裕无能，又被责窝囊。这仿佛说，她们如果中庸一些，大清就不至于倾覆。江山社稷都承载到了女人的肩膀上，似乎也忒脆弱了点，一国的大老爷们似乎也只留下些指责女人的勇气了。
如果海选历史上的女性反面人物，慈禧太后应该是能进入前三甲的，甚至超过武则天。有关她的私生活不堪入目的八卦都被当作了信史，其实不少是中外抹黑宣传家们的创作，将武则天的小说故事安到了慈禧身上。而在政绩方面，慈禧太后与则天女皇无法相提并论。大清国但凡内政外交的失败，多被归咎到这个深宫里的寡妇身上，仿佛只要她不是那么昏庸、残暴、愚昧，大清国就还一定能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这样的逻辑是荒谬的。且不说一个能从“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的无病呻吟中就能看出阶级斗争新动向的王朝怎么可能容忍一个淫乱、腐败的女人母仪天下、继而葬送帝国，即使慈禧太后果真如此五毒俱全，那些自以为是忠臣孝子的人又都做了些什么呢？
中国的政治运动最为娴熟的手腕之一，就是创造一个妖魔，以便能将所有的责任都承担起来，大多数人就可以安心地以为自己是好人了，可以轻装跑步进入灿烂的新时代。更何况，将前朝的一切妖魔化，不仅有利于完善自己的合法性，更有利于建立自己的伟大形象。武则天与慈禧太后的一个很大的不同就在于：前者的孙子更争气，整出了一个开元盛世的好局面，连带着那颇有争议的奶奶也大为争光；而慈禧的孙子却把江山“一会儿就完了”（溥仪登基大典上载沣哄儿子时急不择言的话，被当作亡国的征兆），自身尚且不保，老奶奶的历史评价就更顾不上了，最后连老奶奶的坟墓和遗体都被蹂躏和侮辱。
针对慈禧太后形象的大规模妖魔化运动，是在戊戌政变之后流亡海外的康梁们挑起来的。历史考证已经发现，康圣人有关自己在改革中的地位是经过注水和拔高的。在真正的改革主导者们（所谓“军机四卿”，均被拉到菜市口砍头）死无对证，官方又对内情讳莫如深的信息不对称情况下，康有为将自己成功地塑造成皇帝的忠诚战士和改革的第一旗手。光绪皇帝被无限神化的同时，慈禧太后也被无限妖魔化，营造出以帝后为代表的两条政治路线斗争。康梁将武则天的野史安到慈禧身上，塑造了一个“政治上反动、生活上淫荡”的妖后，迎合了西方大众无论在上半身还是下半身对中国的简单想象。
西方的耳目已经闭塞了。日本从甲午战争中获得的巨额红利令整个世界艳羡。英、法、德、意等国纷纷改变了自己的中国政策，将老资格、温和的“中国通”们调离驻北京公使的岗位，换上了清一色的非洲事务专家——他们最擅长的就是在地图上用直尺瓜分土地。大清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在评价英国新任驻华公使、原驻开罗总领事窦纳乐时，就感慨道，“此人对东方一无所知，其工作方法就是基于对付非洲黑人的经验”，这将破坏“我们多年来将中国人视为有文化和文明的民族的努力”。
当时最著名的驻华新闻记者，如《泰晤士报》的莫里循、濮兰德等，甚至根本就不熟悉中文，而主要依仗品德上大有问题的英国人巴克斯提供扭曲的报道。莫里循本人所保留的一大批日记（现多收藏于澳大利亚悉尼），与其报道的内容完全不同。而濮兰德与巴克斯合作出版的畅销书《慈禧外传》（直译为“太后治下的中国”）及《清室外记》（直译为“北京宫廷的编年史和研究报告”），几乎完全基于想象与伪造，却被海内外史学界一致当作信史引用了数十年。巴克斯甚至绘声绘色地描写了他和慈禧太后之间奇异的性交往，居然都没有引起史学界的任何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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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史学界普遍接受了的一个荒唐故事，是所谓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的母子对立。太后毕竟不是女皇，可以随时撤换太子；太后的权力是儿子做皇帝派生出来的，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最充满猫腻的戊戌政变中，至今也没有任何直接证据证明慈禧太后是反改革的。改革是利益的大调整，但正如八年后大清决定推进宪政改革前所分析的——改革利国、利君、利民，就是不利于官——这就需要相当的技巧和策略。甲午战争后积累起来的改革共识，被冒进的维新派们轻率地挥霍滥用，变法成为操切的大跃进，令最需要支持者的改革事业到处无谓树敌，成为孤家寡人。既得利益者的反弹力度之大，甚至威胁到了皇位。太后出面喊停，实际上是母子分工、红脸白脸，将随时能爆炸的局面缓和下来。而六君子便如当年的商鞅，借其脑袋当刹车使了。戊戌政变后，除了政治体制改革被喊停外，其他的改革措施基本都得到了继续推行。无论历时30年的洋务运动，还是此后更为深刻的宪政改革，慈禧太后都是以舵手的身份出现在政治舞台上，这是难以用“被迫”、“伪装”等词汇进行解释的。
只要我们不带偏见，就能发现：如果没有以慈禧太后为核心的决策层的明断和远见，清王朝就不可能从咸丰年那样深度的内忧外患中恢复过来，就不可能驾驭那些文武全才、个个堪为人杰的曾、左、李等能臣，就不可能有“同光中兴”，就不可能在甲午战争后国际国内的复杂局面中继续挺过17年的艰难岁月。
爱新觉罗家是幸运的，当自家的男人萎靡凋亡时，那个被他们剿灭的叶赫部落的女人，却在一个“女人被当作痰盂一样对待的帝国里”顶起了大半边的天空。那无法考证的叶赫部咒语自然是无稽之谈：自同治开始，爱新觉罗家的皇帝都流淌着叶赫家的血液，早已是肝胆相照、荣辱与共了。
不管公鸡母鸡，能司晨的都是好鸡。问题是，大清国实在是睡得太久、太沉了，到了非风雨雷电无法唤醒的地步。鸡公鸡婆那微弱的报晓声，只是令大清国的拂晓更显得昏暗苍白，如同黄昏……

站在1909年的朗朗晴天下，大清国的掌舵人爱新觉罗•载沣被灿烂的阳光照耀着，他的身后拖出了长长的阴影。
这位“嘴上没毛”（照片为证）的“80后”（生于1883年），同乃兄光绪皇帝一样，“相貌清秀，眼睛明亮，嘴唇坚毅，腰板笔挺，虽不及中等身材，但浑身透露着高贵”（美国医生记载）。
能在接班人的内部“海选”中脱颖而出，能被掌国40多年的老佛爷钦定为接班人，小沣哥无疑是有几把刷子的。但吊诡的是，在亲朋、敌手乃至后世史家们眼中，年轻的摄政王却被公认为“优柔寡断”、“懦弱无能”。史家一般认为，载沣的“出线”凭借的是裙带关系：他虽是庶出，却自幼被嫡母叶赫那拉氏（即光绪生母、慈禧亲妹）抚养，进而和老佛爷走得很近；而其婚姻也由“组织”一手安排——慈禧太后亲自指婚，老丈人就是太后亲信、手握枪杆子的荣禄荣中堂。
大家其实都忽视了，正是在这个“窝囊王爷”手中，下岗了的满清皇族却成功地实现软着陆，全身而退，创造了帝王行业中的奇迹。古今中外，皇帝这个金领职业莫不伴随着巨大风险，下岗皇帝的命运一般只有一个默认选项：斩草除根。在高喊进步、自由的共和狂飙中，包括法兰西、英格兰等国的君主，其曾经高贵的头颅都被以人民的名义切下；俄罗斯的罗曼诺夫家族，则更是在红色恐怖中被灭门焚尸、锉骨扬灰。“最恨生在帝王家”的感慨，超越了种族和国界。而爱新觉罗家族成了一个例外。
早在庚子年逃亡途中，慈禧太后就已经为光绪皇帝预备了接班人，方式则非常独特——为载沣指婚。       这一年的农历十一月（1902年1月），流亡在外的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回銮到了保定，慈禧太后突然下旨：将荣禄的女儿瓜尔佳氏许配给18岁的载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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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禄是慈禧太后的亲信，野史中有不少他与慈禧的风流故事，但多是康梁等人与西方记者合谋的政治抹黑宣传。从慈禧太后掌权以来，荣禄一直是她最可靠的枪杆子；庚子事变后，荣禄带兵保护着流亡中的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还积极支持张之洞、刘坤一提出的改革主张，成为“辛丑变法”的主要倡导人之一。荣禄的女儿瓜尔佳氏，据说模样相当不错，在家里十分受宠，被慈禧太后收为义女——慈禧曾说过“这姑娘连我也不怕”，关系非同寻常。瓜尔佳氏特别能花钱，据说婚后载沣想过很多办法限制她的开支，都不见效。载沣用过摔家伙的办法，比如拿起条几上的瓶瓶罐罐摔在地上，以示忿怒和决心。因为总摔东西，未免舍不得，后来专门准备了一些摔不碎的铜壶铅罐之类的东西，响声大，损失小，但也没有效果。       慈禧这次指婚，当然首先是为了酬功。载沣当时已经袭了醇亲王的爵位，瓜尔佳氏一过门就是现成的一个王爷福晋，这对荣禄来说是一种特殊的报答。但这一决定遭到了载沣生母、老醇亲王侧福晋刘佳氏的反对。原来，在母亲的主持下，载沣此时已经与希元之女订婚，还放了“大定”，就差圆房了，按习俗便已算是夫妻，此时退婚便等于休妻。希元早已过世，之前曾任过吉林将军。希元的曾祖父就是乾隆年间赫赫有名的蒙古族将领德楞泰。据说刘佳氏向慈禧多方求情，但太后意志坚定，毫无转圜余地。希元之女不愧为将门出身，个性刚烈，退婚之后便自杀身亡。       荣禄之女瓜尔佳氏也是将门之后，性子十分刚烈。清王朝覆亡后，她还经常与那些太妃们变卖首饰等暗中支持复辟运动。因端康太妃（即光绪皇帝的瑾妃）对溥仪管束过严，甚至派太监监视——按照溥仪的说法，“就和西太后对待光绪一样”——在老师们的鼓动下，15岁的溥仪进行了激烈的反抗。端康太妃气急败坏，把瓜尔佳氏叫去痛责，瓜尔佳氏一怒之下就吞了鸦片烟自尽身亡。       如果仅仅是为了酬功，慈禧大可以将荣禄之女指配给其他宗室；但是作为一名老练的政治家，慈禧太后或许想得更为长远。光绪皇帝既然是性无能者，早日解决他的接班人问题就更能维持政权的安定。显然，即使由光绪自己选择，也必然首先从自己亲兄弟的儿子们中选择。载沣虽然只是庶出，却自幼由嫡母、慈禧太后之妹叶赫那拉氏所抚养，进而和老佛爷走得很近。作为醇亲王家中实际上的长子，载沣无疑将是光绪皇帝今后最可信赖倚靠的手足。为载沣择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为今后的皇帝择母。
而荣禄经营大半辈子，在政界、军界建立了广泛的人脉网络，是当时最有权势的官员，与其结亲，不仅将为载沣及日后的小皇帝增添强大助力，也将令荣禄更为忠心和尽心。实际上，载沣后来能安坐在摄政王的位置上，来自荣禄一系、包括荣禄旧部袁世凯的效忠是基本的条件。       当然，载沣的脱颖而出，也是他自己挣出来的。18岁这年（1901年），一个艰巨的任务落在他头上——出使德国，为庚子年德国公使克林德被杀事件向德国皇帝赔礼道歉。
克林德之死被西方史学界普遍认定为导致八国联军入侵的导火线。克林德是出生在德国波茨坦的贵族，在1881年进入外交部门并被派往中国之前一直是个军人。来华后，他曾任驻广州和天津等地领事，1889年回国；之后在美国和墨西哥任职，并娶了美国妻子。1899年4月他回到中国，升任驻华公使。此人性格粗暴，自以为是。当时，义和团运动席卷华北，北京城的局势已经相当紧张，而克林德不顾其他国家公使的劝阻，坚持孤身前往总理衙门交涉，在路上与清军发生冲突而被杀。德国皇帝威廉二世为克林德事件大为震怒，在为派往中国的大军送行时要求士兵们毫不留情地教训中国人。德国军队抵达中国时战争早已结束，北京已经在联军的占领之下，但德军依然对北京及周边地区进行了残酷的扫荡。在八国联军逼迫下签订的《辛丑条约》，第一款就是清廷派醇亲王载沣赴德国道歉，并在克林德被杀地点修建一座品级相当的石牌坊，为德国人“涤垢雪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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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人之所以选中了载沣，一是因为其级别高，贵为亲王，二是因为他是光绪皇帝的亲兄弟。最令大清帝国难堪的是，载沣到达柏林后，被要求在觐见德国皇帝时使用跪拜礼。这并非欧洲的常规礼节，显然德国是要有意羞辱大清国。跪拜是典型的中国特色，自乾隆年间以来就成为中外外交纷争的一个焦点。首批来华的英国特使马戛尔尼坚持认为双膝下跪是一种奇耻大辱，宁可无功而返，也不愿意屈膝。身在柏林的载沣自然不愿意向德皇跪拜，事涉国家形象，北京也坚拒这样的礼仪安排，双方来回拉锯，总算免除了这一要求。       这显然是一个吃力不讨好的差事：硬不起，软不得，搞得不好还会被人骂为汉奸。作为大清国第一个出访西洋的亲王，18岁的载沣却展现了与其年龄不相符的成熟，有理、有利、有节，令本想侮辱中国的德皇对他也称赞有加。德国人认为他“慎重外交，不辱君命”。载沣还主动谢绝了国内各级官员所预备的高规格迎送礼仪，其简朴作风赢得在华西方外交官和国际舆论的一片赞赏。
载沣把一次谢罪之行转变成了18岁年轻人的游学考察，所到之处，无论军校、军火企业、博物馆、电机厂、造船厂，“举凡外洋风土人情，随地随时留心考察”。在王公不得轻易离京的清朝体制下，载沣得以大开眼界，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大开眼“戒”——在日后掌舵中，他表现出了祖先们无法想象的宽容和豁达。
可以说，德国之行不辱使命，令载沣得到了慈禧太后心目中更大的信任和期望。作为青年干部，载沣得到了迅猛提拔：20岁，升任随扈大臣；23岁，执掌首都警卫部队健锐营，并升任正红旗满洲都统，成为一品大员；24岁，受命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成为候补国家领导人。在一个变革的年代里，大清国什么最可宝贵？人才，尤其是这种根正苗红而且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自己人”。老太后正在加快推进对载沣的栽培，“扶上马、送一程”。  
除了血统、能力方面的考量，载沣本人能被各种政治力量所接受也是关键所在。当时朝中政争旗鼓相当的是两派力量：一方以庆亲王与袁世凯为首的一方，核心是袁世凯，另一方则是瞿鸿禨。而只有载沣能被他们双方所接受。载沣在相当多的问题上不轻易表态，这一贯被人理解为他的能力比较弱，“不能”表态，但也可以理解为他“不愿”表态，以保持一种超然姿态。
如果载沣不是这么“软弱”、这么温情，而是对待敌人像严冬般冷酷，不择手段，誓死捍卫，那清王朝莫非还真能再度雄起不至覆灭吗？这位年轻的王爷绝不比名满天下（也谤满天下）的李鸿章逊色，他们都是这间破屋的裱糊匠，区别在于：李鸿章轰轰烈烈，载沣却不动声色；李鸿章在尽力维持着屋子不倒下来，载沣却还要费尽心机地考虑不得不倒下来时如何减少断瓦残砖造成的巨大伤害。
历史已经证明，选择载沣实在是当国半个多世纪的慈禧太后的远见。载沣这位“80后”能屈能伸：在锐意改革数年而终不成后，他毕竟为皇族赢得了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体面而又安全的集体“下岗转制”。
民国年间，孙中山曾拜访载沣。一个是表面风光、其实内心相当失意的革命元勋，一个是内心惶恐、却努力在表面上显得知足常乐的旧朝王爷，正史野史都说两人相谈甚欢。孙送给载沣的签名照，被载沣敬奉到终，被一厢情愿地解释成其对革命元勋的景仰，其实这更像是他在新时代请的一张护身符。载沣下岗后自号“书痞”，撰联道：“有书有富贵，无事小神仙。”刘阿斗当年也告诉过司马昭：“此间乐，不思蜀。”然则，果真不思蜀哉？
载沣的胞弟载涛曾如此评价乃兄：“做一个承平时代的王爵尚可，若仰仗他来主持国政，应付事变，则绝难胜任。”此话绝不可当真，如不是谬见，就是违心之论，甚至是哥俩串通好了在新时代装傻自保的烟幕弹。
1906～1911年六年政治体制改革，尤其是1909～1911年的三年宣统新政，只要我们不持偏见，就能发现：如果不是载沣的柔软身段，宪政改革将不可能达到如此深度和广度；亚洲的第一个共和国（即使只是表面上的）将不可能以如此微小的代价得以建立；被革命者当作异族政权的清王朝将不可能获得如此宁静的“安乐死”；同样，被革命者当作“鞑虏”要予以驱除的爱新觉罗家族，将更不可能赢得“软着陆”的善终奇遇。
载沣的个性，或许正是解读1909年乃至整个宣统朝的密钥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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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冬眠了，在1909年乍暖还寒的春天。
这成了震撼世界的大新闻，其风头远盖过了此前光绪皇帝、慈禧太后离奇的集中去世。袁世凯被解职后两小时，美国、德国、英国等国驻华大使在英国使馆紧急商议采取统一行动；次日，八国大使再次在美国使馆开会。德国外交部干脆宣布，鉴于局势不明朗，德国将推迟从中国撤回远征军的计划。
《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报道说，袁世凯因“风湿”而被解职的消息，“雷倒”（thunderstruck）了国际外交界，中国将发生更多的“革命暴动”；《泰晤士报》（The Times）指出，清廷有关解职的公告冷淡无情，没有对袁世凯的政绩作出任何评价；《芝加哥每日论坛报》(Chicago Daily Tribune)认为，袁被解职标志着中国的改革将因此而停滞；《华盛顿邮报》（The Washington Post）认为，这是满洲人的夺权阴谋，估计将会激起更强烈的反满情绪；《洛杉矶时报》（Los Angels Times）则用粗体字转载美联社报道《天朝动荡：列强发出北京局势警报》……
欧美报刊注意到，日本是唯一一个提前得到该消息的国家，事后也只有日本表态说此事将不会影响到中日关系。而袁世凯正是大清朝廷中最坚定且有着丰富实战经验的抗日派。
如同所有自动或被迫选择冬眠的物种一样，袁世凯此次的政治冬眠，既是势禁形格，为了躲避凶险，也是韬光养晦，为了积蓄力量。
充斥中国近代史的诸多谎言之一，宣称袁世凯与摄政王载沣是不共戴天的仇人，因为袁在戊戌年出卖了光绪、背叛了改革。袁的这一“滔天罪行”源于康梁流亡海外后的宣传。康有为此人的政治品格相当“三鹿”，其所捏造的衣带诏之类的神话成为他在海外敛财渔色的道具；所谓慈禧与光绪的母子不谐，很大程度上也来自康圣人为了自抬身份而将帝后母子分别“神化”与“妖魔化”的伎俩，美国有学者就将康直呼为“野狐禅”（Wild Fox）。
如果袁世凯果因戊戌年间的事而与光绪、载沣兄弟结下深仇，光绪果如野史所说的天天在瀛台画乌龟作箭靶，当做袁世凯替身射箭解恨，那精明强悍如慈禧太后者岂能不知这矛头其实是针对她老人家吗？岂还会认为载沣能做到“你办事、我放心”而让溥仪入承大统？毕竟，在近支亲贵中能与慈禧太后娘家沾上血缘关系并有资格成为接班人的，并非载沣一支，更非溥仪一人。
袁世凯所面临的凶险与任何一个权臣一样，实际上来自于高处不胜寒的权力和地位。所谓“匹夫无罪，怀璧其罪”，在大清国老一辈领导人相继凋零后，在能力与地位、思路与出路基本不成正比的大清官场，袁世凯这一“有作为就会有地位”的另类，固然能成为时代的一面旗帜，也必然会成为同僚的一面靶子，而且旗帜扬得越高，招来的攻击也会越凶猛。
1906年开始的政治体制改革，袁世凯是最早的倡议者和最坚定的执行者。此前为期30年的经济体制改革（“洋务运动”），既得利益者凭借权力资本，在国有民营（“官督商办”）等进行各种折腾。那一时期的反对者，多是出于真诚的意识形态顾虑，想保卫大清国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而在新一轮改革中，既得利益者成为改革的主要对象，袁世凯虽有功于社稷，却开罪于当朝，如今靠山已倒、幼主即位，正是对老袁修理整顿的好时机。而年轻的载沣要巩固自己及儿子的地位，就不得不寻求既得利益者们更广泛的支持。何况，老袁这么大的一棵萝卜，占了这么大的一个坑，即使他不因改革而得罪人，把他挪开后也有相当的空间可以安置好几棵新萝卜，团结一大批新老干部。
其实，袁世凯自己又何尝不该选择急流勇退呢？从商鞅开始，功成而身败几乎是历史上改革者的宿命。改革虽然不像革命那样要靠枪杆子为手段，但毕竟也“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智慧、思路之外，更需要实力、魄力。因此，改革者真要“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个人便难免“跋扈”（或“有魄力”），有点戆劲，不怕得罪人。
改革者所承受的风险是巨大的。改革失败，他就是乱政的罪魁，祸国殃民，反对者自然拍手称快，而昔日的支持者也会翻脸，嫌你把事情办坏了；而一旦改革成功，伴随着改革必然产生的副作用，同样会可能被“请君入瓮”——既然你为改革可以牺牲一切，朕现在就借你的脑袋用用，化解矛盾，推进和谐。改革者要避免这种囚徒困境，唯一的办法就是尽可能地攫取权力用以自卫——先是韬光养晦、和光同尘，夹紧尾巴、多装孙子。问题是，在这个大费周章地攫取权力的过程中，改革者本人也容易被同化——改革或被放弃，或被异化成了权争的幌子。
袁世凯在大清的浑浊河水里摸了好多年的石头，甘苦自知。如今来了些“看人挑担不吃力”的纨绔，正好洗脚上岸，让他们来摸摸石头，趟趟旋涡。一个愿打，一个愿挨，袁世凯和载沣你情我愿，洋人们的担心真是自作多情。堂堂上谕所公布的理由为“足疾”，这样缺乏技术含量的借口常常被后世嘲讽，其实这或许正是载沣的政治智慧所在，他要向袁世凯以及全世界传递一个信号：老袁下台，我亦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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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9年，宣统新朝，大批出身亲贵的年轻人被提拔到了国家领导岗位。一位老人则被虔诚地供奉在“改革开放”的神龛上，充当着小一辈的护身符、挡箭牌。
大清国的“改革开放”大致可以分成三个阶段：从1860年代到甲午战争前的洋务运动，侧重于经济和国防现代化；随后是思想、政治和社会的“十年动乱”，对民族危亡及出路的不同认知，加上全民的急躁与盲动，酿成了戊戌年与庚子年尖锐的流血冲突和社会动荡；而从1905年开始，朝野上下又基本达成了共识，开始进入深层面的政治体制改革。
到了1909年，托福于如刀岁月，曾经作为改革旗手的老干部们只剩下人称香帅的张之洞（字香涛），被当作吉祥物供奉起来，为各种各样的改革或折腾背书。
在大清国的政治股市中，张之洞是绝无仅有的坚挺蓝筹股，熊市、牛市通吃。与张之洞那条持续走高的阳线相比，李鸿章则走出了一条阴阳不定的曲线，在甲午战争之后更是景气凋零，行情下探谷底，俨然垃圾股。八国联军进北京，李鸿章奉命“维和”，在大清国的很多人看来，无非是ST的一次重组，无论成败，都可以毫不吝啬地作为垫脚石而始乱终弃。李鸿章的老对手翁同龢则遭遇彻底崩盘，陡峭的阴线甚至击穿了底部，颗粒无收，不得善终。其他同一量级的大佬中，曾国藩则因为强烈的自虐（或自我保护意识），在行情未到顶峰的时候就强行自我平仓。唯一能勉强和张之洞相媲美的，只有一个左宗棠。
改革是一种艰难的利益调整，而作为改革的旗手之一，张之洞居然能做到左右逢源，在危机处处的官场中毫发无损，这是他个人卓越的运作能力。但是，这样一个灿烂光鲜得滑不溜手的“琉璃蛋”，对更需要锋芒和棱角乃至牺牲的大清改革来说，未必就是福分。
张之洞本是北京城的“名记”，以撰写抨击显要的“内参”而闻名，成为清流派的“青牛角”（“青牛”是“清流”的谐音），挡者披靡。张之洞就靠着这支“万人敌”的笔杆子，一篇文章一个脚印，成长为封疆大吏。张之洞是个聪明人，更是个“积极要求进步”的人，因此他的笔是长眼睛、有分寸的，有所为也有所不为。
光绪五年，同治皇帝下葬，有些不长眼睛的笔杆子出来聒噪，提出了今后光绪的子嗣究竟是为光绪还是同治承嗣的大难题，令慈禧太后相当尴尬。在这“大是大非”的关键时刻，张之洞旗帜鲜明地站出来，“援引经旨，侃侃谔谔”，证明慈禧太后选择光绪是如何的英明。以张的眼光，自然明白哪条大腿最粗且值得紧紧拥抱，何况慈禧太后于他的确还有知遇之恩。1863年张之洞参加“高考”，本是二甲第一名，但慈禧太后将他改为一甲第三名。钦点“探花”，那比状元和榜眼都还要风光，张之洞从此也只能誓死捍卫太后。何况，秉公而言，对一个已经运行了5年、甚至把绪统的难言之隐直接写在了年号上的体制，任何的质疑都只能导致无谓的纷争，于和谐大局有害无利。张以“青牛角”为慈禧太后站台压阵，客观上也的确起到了稳定大局的作用。能在关键时候发出关键的声音，且公私兼顾、浑然天成，这就是张之洞的政治智慧。
戊戌年，张之洞曾经力挺康梁等人，出钱出力出关系，但也敏锐地看到维新派的外强中干和急功近利。在变法主旋律响彻朝野时，张之洞逆市操盘，“不识时务”地抛出了著名的《劝学篇》，呼吁“激发忠爱，讲求富强，尊朝廷，卫社稷”，将维护三纲无常作为改革的首要目的，以此巧妙地将自己与康梁切割开来。
在戊戌年持续的政治大地震中，《劝学篇》为张之洞搭建了一座风雨不侵的防震棚。先是光绪皇帝“详加披览”，认为“于学术人心大有裨益”，传旨总理衙门排印300册，作为维新教科书，甚至要求各省督抚人手一册认真学习领会。戊戌政变，“六君子”喋血菜市口，其中有张的门生杨锐，张之洞却“以先著《劝学篇》得免议”。《劝学篇》继续成为官方力挺的畅销书，据说前后发行量高达200万册。
一面高调地呆在风口浪尖，做出弄潮儿冲浪的姿态，另一方面却总是穿着或明或暗的救生衣，避免任何可能的溺水，这就是张之洞金枪不倒的秘诀。这当然需要眼光、魄力和手段。张之洞能将复杂的改革目标简洁地归结为一句政治口号“保名教”，身兼改革者与卫道士两个身份，其一生的改革功业莫不带有浓厚的舞台剧色彩，改革成为展示他个人才艺的“星光大道”。
张之洞以“屠财”著称，与袁世凯“屠民”、岑春煊“屠官”并列清末“三屠”。《清史稿》说张香帅“莅官所至，必有兴作，务宏大，不问费多寡”。张的改革项目多是形象工程、面子工程，耗费巨大而收获甚微。著名的汉阳铁厂，从选址、引进设备到技术工艺，几乎步步出错，轰轰烈烈大炼钢铁，造就了一大堆劣质产品。整个项目实际上成为豆腐渣工程，最后自然是财政买单了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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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是和钞票过不去的张之洞，有一点品质相当过硬——廉政——仅此一俊，便可遮尽百丑。在他的清廉外表下，那些危害绝不亚于贪污受贿的面子工程，得到时人和后人的一概谅解，就当作“交学费”了嘛。甚至在他那些因管理缺位而贪污盛行的改革事业中，小鬼们的腐败也被阎王的清廉彻底漂白，无人问津。同时代的刘鹗在其《老残游记》里痛责这类“清官”：“赃官可恨，人人知之，清官尤可恨，人多不知。赃官自知有病，不敢公然为非；清官则以为不要钱，何所不可？刚愎自用，小则杀人，大则误国，吾人亲眼所见，不知凡几矣。”
张之洞的改革，表面看炉火烧得通红，内里其实冷静如冰。改革是道具和手段而已。张之洞能做到金枪不倒、举而弥坚，就是常年修炼此类冰火两重天的成果。张之洞晚年取越王勾践“冬常抱冰，夏还握火”自勉，自号为“抱冰”，却不选择“握火”，其趋避之精明亦可见一斑。如果说李鸿章“勇于”任事，张之洞就是“善于”任事。勇于任事者，很多时候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有相当的棱角，甚至要有“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牺牲精神；而善于任事者，则凡事趋利避害，见风使舵。
张之洞是改革的出色票友，调门高，余音可绕梁，当岁月将他推上了改革神龛的崇高地位时，也为大清改革添加了更为浓厚的戏剧化色彩。口号取代行动，炒作替换实干，1909年乃至整个宣统朝，改革就是一场色彩灿烂的文艺汇演，剧终人散后空留下白茫茫一片大地。
1909年10月，张之洞人生谢幕。令他在九泉之下郁闷的是，西方媒体对他的逝世似乎并不感兴趣，《纽约时报》连电头日期在内仅作了17个单词的简短报道，惜字如金，与李鸿章去世时的连篇累牍成天壤之别。
一个以戏子心态捭阖政坛的强人，最后的谢幕无人喝彩。这也暗示了大清国的改革在粉墨登场、自得其乐时，四下里却响起了“下课”和“退票”的呐喊……

1909年的宣统新朝，留任而有实权的老干部，只有一个年过七旬的庆亲王奕劻（1838～1917）了，掌管着各部之首的外务部。这与被仅仅当作图腾而供奉起来的张之洞自然大不相同。
作为四朝元老及少数参与了大清国“改革开放”全过程的老干部，奕劻在国际和国内都享有极大的知名度。举凡大清国的历次重大事件，他都是前台的活跃角色。遍查当时的西方报纸，Prince  Ching（当时“庆亲王”的普遍翻译）的曝光度仅次于李鸿章、袁世凯和慈禧太后。
除了“国务活动者”的头衔外，奕劻还以贪腐闻名全球。时人说他家是“细大不捐，门庭如市”，“异常挥霍尚能积蓄巨款”。著名的《泰晤士报》《纽约时报》等也提到他家就是中国官场“集市”(market)，连门房都设了“收费站”(toll)。后世有人称他为大清“首富”，虽未必尽然，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仅在汇丰银行就有超过200万两白银的存款。而他的宅第正是当年和珅的老宅，如此巧合，更容易让人想入非非。
奕劻并非大清国的近支皇亲，他在政治上的崛起得益于慈禧太后与恭亲王奕?的政争。1884年，奕?再度被慈禧太后踢开后， 奕劻因缘际会取代了奕?在总理衙门中的位置，并晋位为庆郡王。从此，他的官运一路亨通，权力横跨外交、内务、财政和军队，远超光绪皇帝的本生父醇亲王奕譞。按照清制，爵秩例降递一等承袭，即亲王子只能袭郡王，郡王子只能袭贝勒。亲王如果得到世袭罔替，就是所谓的“铁帽子王”。咸丰年之后，只有恭亲王奕?和醇亲王奕譞得到“铁帽子”，而他俩是咸丰的亲弟弟，奕劻以远房宗室成为“铁帽子王”开创了政坛奇迹。
一个腐败到令全地球人都知道的贪官，为什么会在风云诡谲的晚清政坛中从边缘进入核心，并始终屹立在潮头？这自然不是“纨绔”二字能解释的。尤为难得的是，无论是甲午战争、戊戌变法及政变、义和团运动及八国联军入侵，乃至随后轰轰烈烈的宪政改革，奕劻都表现出了丝毫不亚于恭亲王奕?的开明姿态和灵活身段，并以其特殊地位为李鸿章和袁世凯等人保驾护航，成为致力于实践和探索的“浊流”们（与崇尚空谈的“清流”相对）的幕后支撑者。英国公使窦纳乐甚至认为他是“推动中国政府（进步）的一个杠杆”。
奕劻的政治本色和品格，在庚子事变的狂风暴雨中展露无疑。作为朝廷中熟悉国际国内情况的少数明白人，奕劻坚决主张及早防止事态失控，以避免外交乃至军事上的巨大麻烦。他的“右倾”言论遭到以端郡王载漪为首的“不明外事，专袒义和团”的“极左派”的不满。英国外交官在发给伦敦的报告中认为，“在北京的主要政治家之间， 庆亲王和大学士荣禄似乎已成为对端王或董福祥提督起牵制作用的仅有的人物”。
载漪等把奕劻看成是必须清除的政敌，义和团们则将他描绘成了大汉奸，攻击奕劻的大字报贴满北京街头，已经失控的民间暴力清晰地将矛头指向了这位王爷。在此后讨论局势的高层会议上，奕劻一概装聋作哑，但从未改变自己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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