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服对日本传统服饰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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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服饰东传到日本，是中国对东南亚服饰产生影响的重要内容。日本服饰主要受到中国隋唐服饰的影响。在日本文化服装学院、文化女子大学合编的《文化服装讲座》一书中，编者将飞鸟、奈良以及平安时代前期称为日本服装的模仿隋唐时代。无论从传世或出土的艺术形象看，这一时期的男女服饰形象确实是不折不扣的唐装。日本受中国隋唐影响的时期，正是日本服饰趋于成熟的时代，而后顺利进人日本服装发展年代，再进入日本服装全盛年代，那已经是公元16世纪和17世纪的江户时代的事情了。可以这样说，日本服装模仿隋唐服装时代，对于日本服装走向成熟是至关重要的一个阶段。
   日本古坟时代（公元4世纪至7世纪）。当时中国的文化已经相当成熟，由于服饰最为外显，所以很快东传到日本，使日本统治阶层开始穿用上下分装式服装，女式称“衣裳”，男式称“衣裤”。中国六朝时期(即公元5世纪)，曾有缝衣女工由百济去日本；雄略天皇十二年时，日本又派人来中国江南聘请缝衣技工。《日本书纪》载：“十四年正月戊寅，身狭村主青等，共吴国使，将吴所献手末才使汉织、吴织、衣缝兄媛、弟媛等，泊于住吉津……三月，命臣连迎吴使，即字置吴人于桧隈野，因名吴原。以衣缝兄媛，奉大三轮神，以弟媛为汉衣缝部也。”汉织、吴织、兄媛、弟媛，即是中国的机织工和缝衣女。日本人木宫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中记述，在中国六朝文化的刺激下，日本雄略天皇曾采取一系列措施促进养蚕织绸事业的发展，企望日本也成为中国式的“衣冠之邦”。在他临死时，因未能实现这一愿望而深感遗憾，留下遗诏说：“不谓遘疾弥留，至于大渐，此乃人之常分，何足言及。但朝野衣冠，未得鲜丽，教化政刑，犹未尽善，兴言念此，唯以留恨”。公元593年，推古天皇即位。十年后，推古天皇的侄儿圣德太子为改革氏姓制度和打破门阀之见，仿效隋制，颁布“冠位十二阶”，制定了宫廷用冠和参朝服。他派遣使节来与中国建交；邀请中国技工去日本传艺。著名的古画圣德太子像，画中的太子头戴中国式幞头，身着初唐时的服装，已清楚地表明日本上层人士对中国服饰的偏爱与推崇，同时说明了中国服饰东传给日本服饰发展带来的巨大推动力。
    据中国《三国志·魏志·东夷传》记载：魏景初二年(公元238)，日本女王卑弥呼派遣专使来中国，向当时的魏明帝赠班布(韧皮纤维织的布)二匹二丈。魏明帝赐赠了绛地交龙锦五匹、绛地绉粟厨十张、茜绛五十匹、绀青五十匹、绀地句文锦三匹、细班华五张、白绢五十匹等丝、毛纺织品。日本使者除将这些珍贵的纺织品带回去以外，还通过参观和了解，把中国当时的提花、印染等技术也带了回去。日本《古事记》记载：从六朝时期陆续到日本侨居的中国纺织工人，对日本古代的纺织、印染、缝纫技术的发展，做出了特殊的贡献。至今在日本寿命寺所藏的古画中，还保留有古代中国纺织女工的画像，寄寓了日本人民怀念和崇敬的深情。
    日本法隆寺曾保存了一些中国隋代的丝织品。其中著名的有四天王狩猎纹锦，图案以树为中心，配饰四个骑马的胡人作射狮状。这种典型受希腊、波斯风格影响的中国丝织品在日本收藏，更说明了日本的服饰发展曾由中国为输入国，间接得到过丝绸之路的滋润。在日本正仓院所藏的唐锦中，有狮子唐草奏乐纹锦、莲花大纹锦、唐花山羊纹锦、鸳鸯唐草纹锦、狮子华纹锦、狩猎纹锦、鹿唐花纹锦、莲花纹锦、双凤纹锦、宝相花纹锦、花鸟纹锦、唐花纹长斑锦和花鸟纹晕涧锦等，更可以证实以上的结论。毫不夸张地讲，日本服饰在对外交流中趋向成熟，其中对其影响最大的外国首推中国，特别是在日本的飞鸟时代、奈良时代和平安时代，日本服饰直接受到中国隋唐服饰的积极影响。除了日本组织有关人士到中国观摩、聘请缝衣女工等主动学习以外，唐政府还给予有意扶持与资助。因为当年往来于东海、黄海之间的日本遣唐使和学问僧很多，对此，唐政府每人每年赠给丝绸二十五匹及四季衣服，以资鼓励。这些留学生或学经的人，在返归日本时，还要带回大量的丝织品。有一个名叫城桑的僧侣，到过浙江台州，获得了珍贵的“青色织物绫”而归。直到今天，日本著名的正仓院内，除珍藏着前述中国唐代传输过去的各种绚丽的锦、绫等名贵织物外，还有各种夹缬、蜡缬等印染品。据《正仓院刊》记载：“唐代运去了彩色印花的锦、绫、夹缬等高贵织物，促使日本的丝织、漂印等技术获得启发。”至今，日本纺织印染技术书籍中，仍大量沿用绞缬、蜡缬、罗、毡、绫、羽等中国唐代的汉字名称。
    日本文武天皇大宝元年(公元701年)，政府颁布有律六卷、令十一卷的《大宝律令》。在《大宝令》中明文规定制作衣服要仿造中国式样；宫廷朝服也模仿唐代朝服。如天皇身穿红地绣有日月星辰和龙、山、火等花纹的“衮龙御衣”，这是典型的中国服饰古制中十二章冕服纹样。文职官员头戴冕冠的变体，穿大袖上衣、小袖内衣，下着外裤、里裤，脚穿朝靴，腰佩腰刀，手捧朝笏。宫廷女子也要在小袖内衣的外面罩正式唐装，这都是中国服饰古制的反映。《新订增补国史大系·续日本纪》载：天平二年四月庚午，天皇下诏“自今以后，天下妇女，改旧衣服，施用新样。”“施用新样”是学习推广唐装的进一步措施。日本吉川弘文馆刊《新订增补国史大系·续日本后纪》中写道：公元719年，即日本的养老三年，宫廷曾下令“天下百姓右襟”。这是使日本服装式样进一步向中国服式靠近的重要措施。因为中国中原人自周代以后都是向右掩衣襟，并因此将中国西北少数民族向左掩襟的习惯一律归为“胡服”方式，将西北边域人称为“左衽之人”。日本当时显然是以唐服为文明象征的。同时，日本在注释《养老律令》的《令义解》中，甚至对缝衣方法提出了具体要求。承和九年(公元842)，仁明天皇又诏书：“天下仪式，男女衣服，皆依唐法，五位以上位记，改从汉样，诸宫殿院堂门阁，皆着新额。”
    奈良时代，曾经到过中国的遣隋、遣唐使节积极传播在华见闻，力主服饰革新。就在颁布《养老律令》的公元718年，遣唐大使多治比县守回国。第二年正月进朝贺岁时，他特意穿上了唐朝廷赐给他的朝服；天平宝字六年(公元762)，原遣唐使吉备真备在大宰府监造棉质袄、胄各20250具，完全仿效唐代服饰款式，连配色也参照中国的五行学说，按赤、白、青、黄、玄的顺序和寓意制定。弘仁九年(公元818)曾到大唐学习的菅原清公奏请朝廷规定天下礼仪，男女衣服悉仿唐制，五位以上的位记都改汉式。
    在中国史籍《旧唐书·东夷传》中记载：日本文武朝时的遣唐执节使粟田真人来唐，衣着“犹中国户部尚书，冠进德冠，其顶为花，分而四散，身服紫袍，以帛为腰带”。1972年3月，奈良县明日香村发现了一座名为高松冢的古坟。这座古坟大约建于7世纪末8世纪初，坟内壁画上的男子服装也完全是中国唐装样式。
本部分根据华梅《服饰与中国文化》（人民出版社2001.7）整理
中日韩徒步新“三国演义”：http://www.chinawalking.net.cn/SG/SG_sy.aspx

很受教，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