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电视台曾在黄金时段播放了一部名为《乡村爱情》的电视剧，在这部反映新农村青年人情感生活的电视剧中，讲述了一名回乡的大学生与本村女青年的“青春恋歌”，最终这名大学生为了爱情，放弃了县城公务员的工作而留在了乡村。
       这样一部主旋律色调的电视剧，本身并无太多值得评论的地方。饶有趣味的是，它设置了一个知识分子与“村姑”的爱情模式，回乡大学生在这里承载了经历过现代化洗礼的符号象征，他和乡村女青年的爱情最终让他超越了城市生活的世俗标准，从而让他这样一个现代化的人物符号最终通过一份超越功利的乡村爱情，赋予了农村一种朴素的“乐土”形象。
      事实上，这样一种知识分子与“村姑”的爱情叙事绝对不新鲜，著名作家张贤亮的小说《绿化树》就曾经描写过下乡知青章永璘与农村少妇马缨花的爱情，每天捧着《资本论》的思想青年与只会忙着灶前锅后的农家少妇之间，被描绘成超越城乡身份与世俗标准的爱情形态，甚至这背后的爱情誓言，还透露出乡村的某种原始情感，就如马缨花对章永璘的表白一样，“你放心吧！就是钢刀把我头砍断，我血身子还陪着你哩！”
     尽管这两段爱情故事发生在不同的情境下，却构成了乡村爱情叙事的一种普遍性的模式。但是这样一种想象是否真实，或者恰恰相反，那只是对乡村爱情的某一种乌托邦式的追求而已，对于我们都尚有疑问。过往与当代的中国乡村，到底都有一些什么样的爱情故事发生呢？
     对于很多西方学者而言，中国的乡村社会中，根本没有浪漫的爱情而言，或者说爱情对于农民其实并不重要，这样一种看法明显和前面我所提到的乡村爱情叙事相异。如果这种说法有所根据，似乎也只有对于中国的传统社会才有某种说服力。著名人类学家费孝通在他那本名著《乡土中国》中，谈到乡土社会的感情关系时，将传统社会中的男女爱情描述成阿波罗式的，因为那样一个社会秩序是稳定不变的，彼此熟悉了解，男女之间只是将彼此的婚姻关系当作是一种既定的秩序接受下来，偶尔有某些出轨的戏剧性事件，最终演变成传唱千古的《梁山伯与祝英台》或者《牡丹亭》，这些传统社会中离经叛道的爱情范式，作为一种隐藏的爱情话语埋伏在历史之中，一到现代，便汇同现代爱情解放的潮流成为被歌颂的爱情叙事。
    传统社会中为什么无法存在现代爱情叙事的模式？用费孝通的话来说，“恋爱是一项探险，是对未知的摸索。这和友谊不同，友谊是可以停止在某种程度上的了解，恋爱却是不停止的，是追求。”这意味着乡土社会中的婚姻背后，是一种稳定的社会再生产的自然接续，依靠生育延续香火成为最高的目标，而在这样的目标下面，任何的激情，都可能演变成颠覆整个社会秩序的原动力和革命的火种，因此“男女有别”才会作为一种普遍处理男女关系的规范代代相传。
    在这样一种规范下面，以“同性”作为掩护的男女欢爱，就构成了《梁山伯与祝英台》这样一种爱情叙事的主要形式。更为典型的，则是“聊斋”叙事中的浪漫爱情模式，贫穷的书生往往在荒郊野外与狐精相恋，最终狐仙会化烟而去，这样一种挑战式的爱情叙事因为传统婚姻模式的种种不如意而成为必要的补充。而鬼魂更因其非人性而容易逃脱道德的判断，更免去了世俗的争议。最为核心的是，如同知识分子与村姑之间的爱情结构一样，书生与狐精之间，同样蕴涵着挑战社会流俗的内在意义，爱情在与社会主要规范相冲突的情况下最终得到升华，构成了乡村爱情话语的重要范式。
    如果说乡土社会中，男女的浪漫爱情实践缺乏足够的空间，那么现代社会的兴起，个人主体意识的觉醒，似乎意味着以激情、冲动为核心的爱情模式在乡村成为可能。事实上真的如此吗？美国UCLA人类学教授阎云翔在《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个中国村庄里的爱情、家庭与亲密关系 1949-1999》一书中，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走出传统束缚的现代农村年轻人，是否追逐到所谓的浪漫爱情？
    建国后的土改政策和新《婚姻法》的实施，摧毁了传统中国农村社会以家族为单位的结构，而且也慢慢瓦解了传统乡村社会的情感联系模式。这样一个过程，带来的是情感表达方式的差异，从传统的父母包办，媒妁之言，逐渐开始出现自主择偶。就如书中提到的支书女儿，为了想和心上人在一起，不惜在枕头下藏把剪刀，来威胁试图靠近他的丈夫，而最后的代价也是惨痛的，父亲20年不与她说话，她最终也得以和心上人结婚，但是婚姻并不美满。这样一种对爱情的自由选择，随着乡村社会结构的一点点松动，也开始慢慢萌生出它的趋势。
    不过将这样一种自由的恋爱模式理想化也是危险的，今天中国的乡村，由于青年人大批外流务工而开始空心化，在这样的背景下，大学生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形象与农村女青年的爱情情景剧只会越来越稀缺。相反那些青年人的相亲更加功利化，由于他们已经脱离乡村的土壤，在外的打工生涯最为需要的或许只是一个共同分担生活风险的利益共同体，如果不得已回到家乡挑选恋爱对象，也大多是通过“短、平、快”的媒妁之言与对方经济条件的考虑来最终实现婚姻目标。由于缺乏共同生活的环境与经验，自由选择也只不过是婚姻市场上的利益权衡。
    自己作主并不担保能够获得爱情，就如同包办未必就不能寻到一位理想的伴侣一样，自由同样存在选择的风险。在今天的乡村社会中，超脱世俗的爱情模式并没构成主流，相反迎合世俗的爱情结合却越来越多，就如阎云翔在对下岬村的调查中所发现的一样，由于两口子的小家庭成为乡村社会的主要单元，夫妻的感情关系更多建立在经济条件基础之上，因此从恋爱到结婚，失去宗族道德话语约束的现代年轻人，反而投入到另外一套以利益为主流价值的感情模式之中，浪漫决绝的爱情在逃脱了包办婚姻之后，却未见到光明的未来，反而加速了私利化婚姻模式的形成。
     当然，在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私奔”在乡村成为一种比较流行的追求爱情的方式，由于可以外出打工，“私奔”提供了自由选择的可能，飞也似的离开乡村，进入城市。虽然这可以获得自己想要的爱情，但是那爱情故事的种种，却又被移植到城市之中，构成了多元变换的城市爱情故事之一二，乡村社会始终无法提供一种自由的爱情话语，这不仅是因为乡土社会总是偏向保守，也因为今天的农村，在现代化的大潮下开始被改造成“金钱优先”的社会结构，因此利益取向的恋爱婚姻模式成为一种替代性的方案，取代了“包办”，但是却又成为利益的附属品而已。
    更让人担心的是，乡村社会的空心化已经让这里失去了爱情的土壤，没有共同的文化空间，也没有彼此相处的时间与机会，爱情终究简化成性冲动和家族期盼生育延续的目标。正是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乡村爱情》电视剧中的许多耐人寻味的场景与角色设置，只不过是对乡村社会的一种想象，在想象中的农村环境下，大学生可能逗留，而“村姑”也能抵御住家庭的流俗意见，从而让浪漫的爱情故事可能出现。
    事实上，费孝通也并不认为，现代人的爱情故事就可以先天比传统社会的模式优越，旧式的婚姻因为包办，双方反而试图磨合与培养彼此的情感，但是现代婚姻却以一见倾心作为前提，反而一进入具体的家庭生活，便爆发出许多的矛盾。传统乡村对于爱情看作是婚姻模式下面的一个并不重要的目标，但是却能得以合理的安排各种社会关系，但是今天乡村不顾一切的“私奔”叙事与“利益至上”的婚姻模式，却在两个极端上不停的摇摆，这一方面是个人主体性觉醒后的某种彷徨所致，另外更重要的是，一份得以稳定生存的爱情，在今天的中国乡村，已经失去了合适的土壤，要么年轻人不顾一切的离开乡村，要么就迎合一个功利化的乡村主流价值，最终不仅败坏了爱情，也败坏了乡村社会。
    当代中国的爱情叙事依旧模糊难辩，城乡之间、“知识分子”与“村姑”之间，都形成了某一种对乡村爱情模式的想象。矛盾的是，这些想象都假设了两个不平等群体为了超越一种身份的不平等而义无返顾的爱情实践。
     事实上，乡村社会的主流爱情形态实际上是一种利益化的逻辑，对于经济的考虑要压倒直觉性的爱情。那些试图逃脱这一逻辑的乡村青年，最终都以私奔的方式飞也似的逃离了乡村。但问题在于，乡村始终无法象都市一样杂乱多元，它迫切的需要一种秩序，这使得乡村的爱情故事根本无法以浪漫作为永恒的主题，而往往是一种功利性的考虑，因为只有维持自己家庭在村庄中的延续，才构成了一代又一代乡村年轻人的最终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