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问及香港人，什么最自信？多半答曰：制度。
在多数香港人眼里，香港有最现代和完善的制度体系。他们认为：制度能解决一切，哪怕人什么也不做。

二

1月20日，中国粗粮王饮品（904.HK）发布供股公告，一供二，发行23.84-28.95亿股；供股价0.12元，较上交易日收报大幅折让46.67%。
这个公告，99.99999999%的香港市场投资者看完了，都不会有任何反应。因为类似公告太多了，习以为常。但我看完了，仍忍不住满心的怒火：你大爷的！要不要脸？上市公司不要，监管层呢？就硬是不管吗？
香港的供股是一种集资手段，基本类似大陆的配股。但大陆配股，顶多也就10配3，而且配股折价比例有严格限制，一般最多9折。粗粮王这个一供二，等于大陆的10配20！10配20也就算了，而且配股价直接五折。
没错，这就是大家俗谓的老千股玩法。这在香港是个见怪不怪的事，10供20不算什么，10供50，10供70的多了去了，老千界鼎鼎大名的威利国际（273.HK）2002年7月10供100股，供完后马上50股合一股，不把你玩吐血，誓不罢休。
你说，粗粮王这个配股，你是参与呢？还是不参与？

不参与吧，股票账户的钱马上亏一半。咬咬牙，砸锅卖铁参与吧，丫的就不会有个完，隔几天就可能给你再来一次！
你觉得这算神马？没错，这就是赤裸裸的绑票。不付钱？撕票。付钱才放人。当然，它不会就此收手，而会频繁绑你。最恶劣的是，有时候，付了钱，照样撕票——有些圈完钱直接低价私有化，甚至破产，让你骨头渣都没有。
老千和绑票，这两个无比神似的垃圾行为，同时在香港这个“制度最完善”的地方如鱼得水，大行其道，是讽刺，还是巧合？

三

放眼全世界，也只有香港这个市场有深深的“老千股”烙印，称其为“千都”毫不为过。
“老千股”，顾名思义，就是骗人钱财的股票。股市正常的运行规则是，上市公司把公司经营好了，业绩增长，每年派息分红，股票价格节节上涨，这样公司和股民都赚取了相应的利润，这就是个双赢的局面。而另外一种情况，上市公司没把公司经营好（也根本不准备经营好），业绩一塌糊涂，却可以利用规则不断出千，绑架中小股东，从股市里面圈钱。
“老千股”绝对是香港股市的土特产，成熟的美国股市没有，不成熟的A股市场也没有。最核心原因就是因为香港包括股票发行、融资等制度安排，严重倾向大股东，大股东可以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几乎可以随时、随地以任何愿意的价格供股集资，完全没中小股东什么事。哪怕白字黑字公告的集资理由是编造的，中小股东也没有任何事后追责机制，只能只认倒霉。
“老千股”的运作，如同吸毒。一旦上市公司发现可以通过财技，而非自身努力经营公司就可以赚钱，这个游戏规则就会被发挥的淋漓尽致。他们几乎永不会分红，却可以理直气壮的频繁圈钱。哪怕股价跌到几分钱，可以再合股然后继续跌，重新再圈钱，这是一个无底洞。
这类公司并不以实现经营性盈利为目的，而是依赖这样的挖坑行为，通过频繁的关联交易，融资，不断的赚取股民的财富。几乎每一个投资过港股的人都或多或少中过招，踩过雷，都有一把辛酸的被绑票血泪史。
此前格隆汇的约翰法雷尔前辈就写过一篇广泛传播的文章《从香港老千股的惨痛经历说起》，文中举例的蒙古矿业（1166.HK）用8年时间跌了99.9955%，这就是最典型的老千股，简直就是把“千股文化“发挥到了极致。而就在上个月，这家公司换了个马甲，取了个新名字“星凯控股“，新一轮坑蒙拐骗又开始了。
现在你知道在香港股市呆久了的“老警察”都只记代码，不记名字的原因了吧——不是装逼，是被逼啊！
老千泛滥的结果是：劣币驱逐良币。弄得好的公司也无心经营，就想着坑蒙拐骗。搁谁都会这么做啊：做实业赚钱多辛苦啊，出千赚钱容易多了！最最关键的是，一颗老鼠屎都能坏一锅汤，何况香港本地股里几乎一堆老鼠屎。
投资者会抱着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的态度对待其他上市公司，以致整个香港股市的估值都被老千这个沉重的包袱拖低到全球最低的水平。
可笑的是，香港监管层以此为荣。殊不知——[blockquote]
高估值是对成长与全力创新的奖励，是荣耀；
低估值是对衰落与固步自封的惩罚，是耻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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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香港监管层对“制度”的迷信、依赖和不作为，体现得淋漓尽致。这事，搁在制度严密、与时俱进的美国，也许会拖上几个月，但一准也解决了。搁在制度疏漏，但对保护中小投资者不遗余力的大陆，也一早解决了。
唯独香港，这么多年，就是解决不了。抱着殖民地时期英国人遗留下来的那套老朽的规章制度，从没人质疑哪里有问题？哪里需要修改？穿着西装，喝着红酒，拿着高薪，出入IFC与长江中心。中小股民关我何事？没有赚钱效应，关我何事？估值低，又关我何事？
其实一招就可以彻底解决这个问题：行，你不是要供股集资吗？行，你爱供多少供多少，但，价格不允许折扣！市价供股。
很多有节操，自觉与老千划清界限的中资公司就是自觉这么干的：1月25日，泛海集团香港旗舰中泛控股（715.HK）宣布二供一，供股价无折扣。
遗憾的是，这种节操，在香港得不到任何奖励。

四

这就是香港市场特有的“老千文化“：对于不小心踩中的老千股，是割了痛，不割更痛。无独有偶，我们再回过头再看看香港另一种与之极其类似，也是枝繁叶茂的垃圾文化：”绑票“。
哪里都有富人，香港当然也有，如李嘉诚、郭氏三兄弟、李兆基、郑裕彤、何鸿燊等等。问题在于：在其他地方极其罕见的大富豪遭绑架事件，在香港则如同日常连续剧一样频繁上演。
最讽刺的是：绑票与出千，几乎一回事。
前面说了，对于不小心踩中的老千股，是割了痛，不割更痛。对于不小心遇上的绑架，亦是如此，咬牙不给赎金吧，怕绑匪撕票（就像老千股供股，割了就等于兑现了浮亏）；忍痛给赎金吧，怕绑匪一而再再而三的勒索怎么办（就像老千股不断供股合股再供股，没完没了），更怕给了赎金也换不回人的（就像老千股直接低价私有化，死不见尸了）。
最贴切的案例莫过于香港华懋集团小甜甜龚如心的老公王德辉了，他先后被绑架了两次。第一次，1983年4月，盗亦有道，支付了1000万美元赎金之后，人被放了回来；第二次，6年后，1990年4月，就没那么幸运了，在支付了6000万美元赎金之后，人还是没回来，据说惨遭撕票，但生不见人，死不见尸。
除了王德辉，另一个著名的绑架对象就是首富李嘉诚的儿子李泽钜。1996年5月，世纪绑匪张子强绑架香港第一富豪李嘉诚的长子李泽钜，勒索港币10亿3千8百万元，张子强分得4亿3千8百万。记得李泽钜的绑架案有两个小细节让人印象非常深刻，一是当时李嘉诚坚决不打算报警，二是当时张子强是光明正大的只身前往李嘉诚宅邸面议赎金的。
嚣张吧？猖狂吧？
根据李嘉诚的亲述，因为当时的他对香港的警察和司法制度都毫无信心。还记得此前张子强抢劫运钞车被无罪释放吗？1991年7月12日，抢劫启德机场装甲运钞车1亿6000万港元，张子强后来被捕。但法庭以证据不足为理由，将他无罪释放，香港警察局竟然还反过头来赔了他800万港币。
受到鼓励的张子强愈发上瘾，1997年9月，绑架香港第二富豪郭炳湘，勒索港币6亿元，张子强独得3亿元。1997年10月，再接再厉，又策划绑架澳门第一富豪何鸿燊，因被警方识破而未遂。

整个逻辑非常清晰：绑匪的猖狂、被绑者的“懦弱“，本质上都是拜警方的不作为和香港司法制度的漏洞所赐。

知道这事最后怎么解决的吗？得意忘形的张子强去了大陆潇洒。然后，这事就解决了。
张子强最大的错误是：他离开了香港这个“制度完善”的“绑票”乐土，去了大陆。

五

异曲同工的 “老千文化”与“绑票文化”如同一对畸形双胞胎，能同时在香港生根发芽，枝繁叶茂，只说明了一件事：香港貌似先进完善的制度，徒有其表而已，一戳就破。
制度的背后，是人。当今的香港，没有人愿意站出来担当，没有人愿意作为。

人不作为，制度就是画地为牢的囚笼和枷锁。
谨以此文，送香港诸君。但愿我是杞人忧天，希望香港明天更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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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年港漂回深圳

香港未来在哪里

刘恒｜文

在决定离开香港的前夜，我再次登上了太平山顶，看着中环鳞次栉比的霓虹灯倒映在维多利亚湾，我突然感到一股浓浓的怅惘和失落：为自己，也为香港。这里曾寄托着我的青春梦想，豪情万丈而来，悄无声息而去。谁曾经拥有谁？谁又放弃了谁
上周忙完了搬家，然后离开香港到了深圳新公司报道，身份也从香港居民变成了大陆居民。今年本是我在香港的第七年，按照移民局规定，我可以申请香港永久居民，虽然只差永久两个字，但代表的却完全不一样。放弃香港身份对我未来的人生究竟意味着什么，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如今的香港肯定不会是我人生的归宿，但是最终决定放弃时，还是有诸多的不舍。
我对香港最初的喜爱来自小时候看的港产片，那个时候真的是香港影视业的辉煌时期，很多影片至今仍是经典，很多香港明星一度影响了我的人生：比如找女朋友，我就会潜意识按照赵雅芝的模子去找，而周润发在《英雄本色》中的形象就几乎代表了我对侠客的全部认识。

之后的印象就是小时候极其要好的玩伴，举家搬去了香港，当时香港还没回归，他们脸上洋溢着的喜悦我至今难以忘记，感觉是中了去极乐世界的船票。多年后我考研到了香港，再见到童年的玩伴时，不知道是时间拉远了我们的距离还是香港社会重塑了一个人，那个当年老爱打架的他，如今成了大家眼中的乖乖仔，见面都只是礼貌性的和我交流，和我保持着一种莫名的距离。最后我们草草见了几面之后就再也没有联系。除此之外，我还是非常喜欢香港，喜欢他城市的整洁，喜欢有素质的市民和各个地方透露出人性化的小细节。
但在香港呆了7年后，我还是决定离开。对于一个没有家庭背景，没有祖辈积累，只有一些梦想和一股子拼劲的年轻人来说，香港于我，真的有一种有劲无处使的逼仄和束缚感。
当我告诉身边朋友我决定离开香港回大陆工作的时候，朋友们没有一丝惊讶，只是叹了口气说到：“哎，又一个。”
其实在我们这批学生港漂中，绝大多数是没有什么地域概念和念家情节的，虽然把香港当作自己的归宿是需要勇气的，最起码也要买得起房，但房价在我们的聊天中从来都只是调侃的话题，没有人把这个视为畏途，“那时我们有梦，关于文学，关于爱情，关于穿越世界的旅行”，而香港正是这样一个做梦的好好地方：包容的文化，廉洁的政府，精干的公务员队伍，良好的法制框架。
但现在，我们讨论的更多话题是回去，而回去的理由各种各样，有回老家找对象的，有买不起房的，有回大陆寻找新机会的，也有纯粹是不喜欢香港的。平时大家聚在一起都会探讨下香港和大陆优势之类的话题，最后总能达成高度一致：要发展，要么去美国，要么回大陆，留香港看不到什么前途。但促使部分人留下的原因，怕也是香港最后的优势。这优势是什么，每个港漂的看法都不一样。
很多人心理上都能接受香港往日辉煌不再，也许早已不是我们曾经引以为豪的那个远东金融中心，但这些年的衰落速度也足够触目惊心：香港1997年回归时人均GDP是澳门的两倍，但香港GDP17年积累增幅不到四成，如今澳门是香港的3倍。香港回归那年GDP总量是大陆的18%，到2013年已下滑到不足大陆的3%。1997年，北京、上海、广州的GDP之和都远不及香港。如今，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的GDP总量皆已超过香港。据说天津也马上超过了。十年前，香港人均GDP还超过新加坡一大截，如今新加坡人均GDP则达到了5.2万美元，领先香港1.4万美元。
在经济停滞的背后，是人才的流失。我不想引用一些数据，只是在生活中感受到，很多接受过良好教育的香港精英，都在慢慢的往外移民，去美国，去加拿大，去澳洲或去英国，我港大的同学，毕业后留在香港的屈指可数。而这些年支持香港发展人才的补充，恰恰就是类似我们这些大陆学生：在大陆，过去到香港读书是一种荣耀，很多时候只有高考状元才可以。
但现在，很明显已经不是这样了，我的离开也许只是个案，但会不会无意间代表了很多港漂的态度，香港对我们的吸引力也在下降。
在人才流失的背后，是整个香港社会氛围的变坏，给人一种故步自封，不思进取，甚至暮气沉沉的感觉。在我小时候的印象里，香港代表的是朝气，代表的是奋斗，代表的是刻苦。那时大家差得不远，机会也多，只要卖力工作，总能有不错的回报。
而现在，随着第一第二产业的消失，香港底层人越来越像条干巴巴的咸鱼，翻身无望。如今，香港贫富悬殊越拉越大，资源被高度垄断，房价越来越畸形，住宅面积越来越小，毕业生起薪几乎十年没有涨过，但物价却越来越贵：用我香港同学的话说，越来越看不到希望了。
这种氛围的变坏在职场也有着清晰的感受。我毕业后幸运找了中环的一家外资投行工作，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与香港同事的交往：刚开始一年与他们的交往基本不存在障碍，大家有说有笑。但随着香港经济停滞、外加一些族群冲突言论的炒作与发酵，香港同事几乎是一致对大陆背景同事划出了一道隐形界限。
你看不到它的存在，但你能清晰感受到它，感受到那种表面彬彬有礼实际拒人千里外衣遮掩下的防范甚至敌意。这种行为的潜台词非常生硬和冰冷：你不属于我们。
这样氛围导致的结果是：就算我一个人完成了全部门几乎一半的项目，收获的却不是掌声与祝福，而经常是一种集体性的完全无视的不理不睬，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一样。
我知道，我多少被当做了陆港摩擦的出气筒。每年四倍于香港人口的内地游客蜂拥而至。曾经，他们是香港人眼中的“阿灿”，但是现在，他们是出手阔绰的“土豪”，买LV和黄金，就如同买白菜。用一位香港朋友的话，曾经的穷亲戚跑到自家门口摆阔，这滋味谁受得了。
在无望的社会中，曾经港人的奋斗榜样李嘉诚被形容为了挡路者，反而是马云，在传统上一直有着为富者必不仁思想的大陆，被奉为了新一代白手起家的创业导师。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啊。
以我7年的香港经历，将心比心的说，普通香港人是可怜的。工作压力那么大，收入那么少，生活成本又那么高，每天回家还只能和老小三代挤在鸽子笼里，心态怎会平衡？我们过不下去，可以退回大陆。大城市过不下去，可以去小城市。总之中国那么大，总有自己的容身之处。但香港人，他们几乎无路可退。
这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有一些香港学生会出现在占中或者游行的队伍里：如果毕业就意味着失业，那总需要宣泄一下这种心情？其实对于任何一个社会，学生上街，都意味着社会本身生病了：学生天然需要做的，是泡图书馆，啃书本，是写诗，郊游，谈恋爱，做各种梦并去实现它。
人在受到外部环境刺激而又无力改变的时候，倾向于把自己封闭起来，拒绝接受外部的任何信息，在我看来，这多少代表了目前的香港。在隐约的恐惧与挥之不去的迷茫支配下，部分港人开始逃避，讨厌涌入的大陆人，讨厌涌入的菲律宾人，讨厌所有的改变，缅怀着被统治却可以过安心日子的曾经。
这种心态在中下层香港人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就只是因为我说着一口普通话，最近两年我曾在美心、吉野家、百佳超市等无端遭受服务人员羞辱性的白眼和非常明显的敌意，也曾多次在坐出租车的时候听司机一边一脸的不屑，一边用粤语在嘀嘀咕咕——我能听得出他们是在骂人。
我想发火，但最后还是忍住了。他们以为我听不懂粤语，但感谢在香港的7年熏陶，实际上我不仅会听，也能说一口流利的粤语，我甚至能用粤语把黄家驹的《海阔天空》唱得让土生土长的香港同学甘拜下风——只是我平时还是很固执地说普通话——那是我的母语，来香港前我已经说了20多年了，已成为一种习惯。如果我需要改变这种习惯才能得到接受和认同，才能被融入，那是不是说明香港这个社会真的生病了？
但我7年前到香港时真不是这样的。那时，彬彬有礼和助人为乐，在香港几乎是一种理所当然、天经地义。我清楚记得刚到港大报到的时候，真的是两眼一抹黑，但很快我就感受到了香港这个社会的善意与包容：几乎我走到哪里，无论是在校园，还是街头小巷，只要我张开口，就肯定会有人很热情地帮我，哪怕我的普通话他们基本听不懂，他们的粤语我也完全听不懂。
印象最深的一次，是我找一个社区足球场，我询问的一个茶肆店主硬是把我一直领到了球场旁边才转头回店里去。所以，至今我都很感激香港，他们帮一个内地过来，举目无亲，且语言不通的内地学生迅速融入了。所以，就算今天我很多次遭受一些莫名其妙的敌意对待，我仍心存感激——只是，这种感激，就真的只是感激，是一种知恩必报的本性，但却再也无法演变为一种认可甚至亲近。
有些东西，如果被打碎了，就很难重新粘合起来——这里就包括了心理上的信任与不设防。这很像香港目前的族群撕裂，实践起来其实很容易，但，有没有想过，这种撕裂需要未来多久的时间，以及多大的努力，才可能重新弥合
目前的尴尬是，社会中下层只能看见眼前的一亩三分地，不肯抬头看看远方，不肯改变。少数识大体的精英也只能沦为一枚良币，最终被劣币所驱逐，曾经的“八万五”政策被香港中产阶级否决，曾经有希望引领全球科技行业的数码港愣是被弄成了地产项目。包括上周的政改，都显示了一小部分香港人不愿意改变带来的捆绑后果。
就连香港一直引以为傲的金融行业竞争力，其实都有点老态龙钟、不思进取到无法容忍的感觉——除了中环的办公楼，以及白领们的西装革履仍在昭示着这里曾经是一个金融中心以外，其他软硬件方面其实都已被世界、被大陆甩开了远不止几条大街。不与时俱进，拒绝掉阿里巴巴的合伙人制度，到最近才开始讨论，人家都美国IPO大半年了。
其他还有如本地券商机构极为落后的交易系统（大陆任何一个最三流的券商，其证券交易以及结算系统也好过香港最牛逼的投行），就这样的系统，还收着远远高于大陆券商的手续费率;配股需要自己电话经纪人操作、证券交易每手可能500股，也可能1千股，2千股，3千股、4千股、6千股，你得先查询核实每家公司交易单位到底是多少，然后还要计算你买的股数能不能被3、或者被4、被6整除，然后再去下单;一个实时行情仍要收费的港交所;繁碎的银行间转账……等等，如果你刚从大陆过去，你会被这些不思进取，落后到近乎石器时代的东西目瞪口呆，你会觉得这套系统的所有设置整个就是为了拒绝你去交易，而不是欢迎你去参与，你也能理解为何迄今港股日交易额只有1000亿。
所有这些都在慢慢却严重侵蚀者香港最引以为傲的金融市场的活力。一河之隔的深圳，如同一个黑洞，把科技创新人才全部吸走。这样继续下去，但如果人民币开始国际化，深圳上海金融业开始腾飞，香港的未来在哪里？
无论如何，我祝福你，香港，这个曾经寄托了我青春梦想的城市。

祝福我们未来都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