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知道，晚清的封疆大吏张之洞曾提出有名的“中体西用”说，即在保持我们核心文化价值的同时，在器物方面学习西方。这是非常了不起的想法。
    可惜张老先生最后还是扛不住，中国文化核心的价值观部分也遭到西方文化摧毁，被打得七零八落，最后全面向西方投降，进入一个向现代转型的状态。有人说，如果西方列强不侵略中国，中国会自然而然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我不大相信这样一个判断，历史也不应该如此假设。事实上，我们的历史进入近代以来完全是在西方的冲击之下，被逼无奈地向西方学习，才不得不走上西方（或类似于西方）的道路。
    这就造成“我们何以是中国人？”这个问题，在历史上头一次需要由外来的价值系统加以判定。因为我们内部的自身传统已不足以提供让我们成为“现代中国人”的基本条件，并由此引发了国人日益严重的自我认同危机。
谁来定义“中国人”？
    举个例子，有位先生曾说，要改变中国的形象，就得跟西方白人多结合，多生白人孩子。这个逻辑到如今还在不断延续。甚至有个别打着公知名义经常跑出来指点公众“应该这样，应该那样”，批判这个，批判那个，到最后自己还是跑到美国去生孩子，因为孩子生下来就成美国公民了。我认为这是非常严重的社会问题。
    有一位学者对此曾做过非常精彩的概括，她认为：当代学界往往根据什么东西不是“中国的”，而来决定什么是“中国人”。这种现代性病症说明，我们作为“中国人”的自信心不足，就算有所谓自信，表达得也很勉强。比如说，功夫片里的李小龙动不动就一脚把洋鬼子从台子上踢下来，或者咚咚咚把日本人暴揍一顿，还有中国的各路武林高手，三拳两脚就把老外打得满地找牙。那种虚构影像中力图展现的“自信”，恰恰是内心极度软弱的一种表现。这就是所谓文化认同和自我认同的危机。
    从空间上看，近代以来中国经历了“天下主义”向“国族主义”的转变。什么叫“天下主义”呢？“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是也。我们从王朝的中心可以无限制地往外推，华夏永远可以推广到任何一个蛮夷居住的地方，这个文化的优越性是相当强大的。大家如果读过有关宋代的一些传奇小说，比如《说岳全传》、杨家将故事等，对“天下主义”是如何自我膨胀这一点，就会很清楚。
    在历史上，宋人被金人、辽人打得很惨，总是寡不敌众。可在传奇小说里，还是硬撑着说咱宋朝最牛，辽金不过蛮夷而已。我们小时候看《说岳全传》，都觉得岳飞这样的猛将真了不起，其实宋朝军队跟辽金基本没法对抗，岳家军好一点，杨家将就没有什么大的战绩，一查《宋史》这类正史就知道真相。但后人确实把岳飞和杨家将夸张成了一个神话、一套传奇，传奇背后的根子就是：我们文化是有优势的，宋朝的地盘虽然不断缩小，文化却依然优越。
    可惜，近代以来世界范围内国与国之间的交往不认你这一套，不是光靠你自己吹嘘文化如何优越就可以作为竞争的筹码，实际上靠的是利益交换和实力博弈。这一变化非常巨大，在空间上彻底改变了中国人对整个世界的理解。
    在“天下主义”时代，中国人“拥有”的空间确实很大，可以无限地往外延伸。而从时间维度看，我们的历史观中最尊崇的，是远古的夏商周“黄金三代”，我们习惯于思慕过去。但西方传来的现代化潮流，则要推动我们拼命往前奔跑，要按照进化论的观念认识历史趋势。所以，如何从中国传统的“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螺旋式循环论，慢慢走向服从于进化论的历史演进观念，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
历史没有目的，也不客观？
    当然，从“后现代”理论的角度说 ，循环论没什么不好，循环也可能是一种有质量的运行方式，历史的质量会逐步的提升，不是所有问题都能通过“进化论”模式就能彻底加以解决的。
    因此，下面我们打算谈谈一个新话题：从“现代性”到“后现代”与“后殖民”的演变历程。这个演变过程的特点是什么呢？首先要讲一讲“后现代”思潮。它大致可以概括成以下几个核心观点：
    第一，“后现代”绝对不承认有什么客观性的历史。传统的近代历史观，动不动就强调我们要客观地、真实地去判断历史，“后现代”理论则说，历史从来不是客观的。该理论认为，历史永远是主观的表达，只要你写下某段历史的那一刹那，历史就进入到“书写”的状态，是某人写下的历史，而不是真实的历史。
    既然历史没有客观性，只是主观书写的结果，那么历史与文学之间的界线就开始模糊了，在历史研究过程中，自然也可以发挥个人想象。所以，持极端“后现代”观点的学者干脆说：历史就是文学，文学就是历史。但我个人认为，文学和历史的区别还是非常大的。你可以说历史书写不是客观的，不过历史学家要得出某个判断或结论，必须去搜集史料，提供一定证据，并一条条加以证明，而文学家可以不这么做，文学描写不需要证据，区别就这么简单。搞文学你可以直接玩穿越，历史学家玩不了穿越。
    第二，历史只有断裂，没有连续性。你不要跟我说，“从古到今中国就是怎么怎么样”，历史归历史。什么“自古以来”，后现代绝对不承认，哪个时代就该处理哪个时代所面临的问题，不能越界，把不同时代的问题当作所有时代的问题混同起来。前一个时代的问题与后一个时代的问题往往互不衔接，处于断裂的状态。
    第三，历史的非目的性，即历史本身没有目的。1991年苏联解体，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瓦解后，美国学者福山写了一本书就叫《历史的终结和最后的人》。他认为，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模式就是历史的终点，因为连苏联都崩溃了，不可能再有什么变化了。但后来有人质疑：美国的模式就是历史的终点了吗？不可能啊，你看美国现在多狼狈啊，到处出兵打人，最后造成大量叙利亚难民在欧洲到处跑，美国也不管人家，于是欧洲人就纷纷骂美国，说你太不够意思了。所以美国那套制度，好像也不是那么完美。
    在“后现代”学者看来，历史的所有“目的”都是虚幻的，你别搞一套远大目标来忽悠我。再有就是，历史之间具有非因果式的联系，历史过程不是由一定的因产生一定的果，历史的产生和演变是一个非现实性的“碎片化”结果。历史没有规律可寻，试图找出历史规律的尝试，只能是假话。
知识是“力量”还是“权力”？
    大家还要记住，“后现代”有个中心词叫权力。不管什么样的历史观背后，都有一个权力之手在操纵它。如果说历史有规律，这个规律肯定就是所有的历史都是由某种权力在幕后起着支配作用。
    “知识就是力量”，这是我们小时候老师经常提到的一句话。“后现代”理论则宣称：“知识就是权力”。力量和权力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你获得了很多知识，不见得你会获得很多力量，获得某种力量时，你会表现得像个肌肉男一样，好像无所不能。福柯（1926~1984年，法国思想家）一下子把这个神话打破了，他说任何知识的背后都有一只权力之手在操控，什么权力在制约着你使用什么样的知识。在这一点上，“后现代”理论显得非常有说服力。
    比如说，二战时美国的核物理学家们会认为，我们掌握了知识，制造出原子弹，就是对人类做出的极大贡献。结果，原子弹问世导致了“核冬天”的可怕前景，有可能带来人类的灭顶之灾。你觉得这些科学家们拥有的知识，就一定产生正当的力量吗？值得怀疑。这种空前的力量背后，肯定受到政治权力之手的操纵，有关核物理的知识获得了某种“导向”，做出了某种特定的选择。知识不可能置身于政治权力的操纵之外，这就是“后现代”理论带给我们的一个相当深刻的启示。
    话说回来，我不完全能够接受“后现代”的所有理论。但我欣赏它的批判态度，它会让我重新质疑很多早年被潜移默化灌输的理论，让我明白，很多自中学时代起教科书上所写的“正确的结论”，其实都值得怀疑。
    读“后现代”理论的书，它会给你一些新的启发，提醒你脑子里不要不加辨别地把某些概念和说法作为讨论的前提。比如说“封建社会”，我们以前接受了“中国历史长期以来处于封建社会阶段”这种笼统的判断，会不加思索地跟着走、跟着说，现在你可以做出选择，从此不跟着说了，你心里要想知道“封建”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封建社会”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至少应该清楚，从政治意识形态角度定义的“封建”，与从历史认知的角度去寻求“封建”的意义，是完全不一样的。
    只有这样，你的脑子才会变得聪明一点。学习历史不要盲从，研究历史就是怕盲从。
    作者为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中心主任，清史研究所教授、博导，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委员。文稿由吕文莉等记录整理，经作者审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