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西族：婚姻根本不存在！

我们现在所掌握的唯一一个丝毫没有类似婚姻的制度的社会，是中国西南地区的纳西族社会。没有婚约的男女双方在夜晚较为随意地交往，怀孕生子。性关系双方无须对彼此负任何经济责任，而孩子则由长期生活在一起的大家庭中的兄弟姐妹共同抚养，每个人的兄弟姐妹，而不是性关系对象，才是人的生活伴侣。有些建立在兄弟姐妹关系上的纳西大家庭中，成员间的亲属关系可以追溯到十代以前。


一项对109个社区所作的调查研究显示，仅有48个社区禁止男女双方任何一方有婚外性行为。在今天全球化不断推进，因爱情而缔结的一夫一妻制婚姻已成为普遍的理想类型的情况下，这一数字也还不及调查社群数的一半。无论是在历史上还是在现在，大多数国家和民族都并不视婚姻中的性忠诚为婚姻成功的重要标准，甚至很多国家认为婚外性行为无可厚非。历史学家史蒂芬妮·孔茨研究表明，在古代中国，丈夫将妻子的姐妹视为“替补妻子”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尼泊尔、印度北部等地区，妇女可以同时与一对兄弟成婚，二人皆可与她同床（不过应该是不同时间）；因纽特人长久以来都有“合作配偶”或“配偶互惠”的婚姻习俗，谁若因此心生嫉妒，就会被人讥讽为“乡巴佬”，互换双方的子女一律互称兄弟姐妹。我们常有的偏见是，传统上准许男性做的事，却往往会对女性加以限制。但事实上，在很多文化中，女性可以与丈夫以外的其他男性发生性行为。这种现象叫作“租妻”。这个名称似乎暗示女性是被迫的，但其实并非如此。西非马里中部山区的多贡妇女刚一结婚，就可以带着母亲的祝福，公开与其他任何男子在田里发生性关系。我母亲在我很小时曾告诉我：“男孩子不喜欢别人用过的东西。”多贡人的这种观念，大概会使她心脏病发作！

爱情为婚姻锦上添花？

说了这么多也并不意味着过去人们的婚姻里没有爱，事实上他们中很多人都很相爱。但史蒂芬妮·孔茨的说法或许更准确：“在婚姻里，爱情是锦上添花，而不是必需品。”随着18世纪启蒙运动在欧洲兴起，人能自主选择爱侣、自由追求幸福的理念也应运而生。这时，人们也就有了为爱而结婚的权利。同时兴起的新观念是，婚姻应该建立在亲密的感情基础上，尤其是在性方面专一排他。当然，以物质和政治为基础的婚姻仍然存在，人们仍然在暗地里做掩人耳目的事。直到19世纪，在表面上的模范丈夫做些出格的小动作时，妻子都往往视而不见。在维多利亚时代，即使发生丈夫和妓女有染并患上性病这样的丑闻，都不意味着一桩婚姻会因此结束。上流社会尤其如此，已婚男子常有不止一个情妇，还毫无顾忌地与妓女交往。另一方面，欧洲的已婚女子享受的性自由度虽然没有男性那么高，但也有自己的花事。比如，在英国上流社会，如果女子已与丈夫育有合法后代，那么，只要她小心谨慎地避免受孕，就可以放任一些了。就连英国戴安娜王妃在产下威廉和哈里王子之后，与查尔斯王储离婚之前也是风流韵事不断。


尽管似乎科学也告诉我们，爱情和性这两件事是感性且易变的，复杂且非排他的，但二者的合而为一逐渐成为幸福婚姻的诉求。经过了几个世纪，我们如今通用的准则才在婚姻中成形：任何婚外性行为都意味着婚姻破裂。

尚未开化的野人？

2011年，《纽约时报》刊载了名为《结婚而不忠》的文章。这既是对婚姻和一夫一妻制的讨论，又是对丹 · 萨维奇 ( D a nSavage)的人物特写。丹·萨维奇是一名性爱专栏作家，也是同性恋者。他有一段稳定的恋爱关系，但在性关系上并不单一。这位性爱专栏作家希望他的读者们能认真考虑一下一夫一妻制规则对现代婚姻的影响。这篇人物特写的作者马克·奥本海默(Mark Oppenheimer)也是一名男性，他明确表示自己已婚并对家庭恪尽职守，对婚姻忠贞不贰。但他又分明赞同萨维奇的观点：很多时候，一夫一妻制未必适合每一个人、每一段关系。例如，在夫妻分居两地的情况下，如果任何一方都从不与他人发生性关系，那并不现实。毫无疑问，“决不能不忠”有其存在的必要性，它确保了很多婚姻的幸福，但是在我看来——别急，也许只是可能——或许不值得因不忠而终止一桩在其他方面都称得上美满的婚姻。以性的专一程度作为衡量婚姻是否美满的试金石，这就好比看到一个诱人的苹果，仅仅因为上面有一个小斑点就将其丢弃一样不可取。


许多人对萨维奇的观点嗤之以鼻。因为在他们眼中，只有同性恋者才会与多个性伴侣同时保持关系，而“更道德的”异性恋者若发生这种行为，无疑则是展现了精神和人性的弱点。也许我们对这件事情的看法是由我们从小接受的教育决定的，就像从前的人们认为黑人在智力上处于劣势，而犹太人是最工于心计的民族一样——他们还真心相信这些偏见。或许，你持有“一旦发生婚外性行为，婚姻就必须解体”的看法，仅仅是因为文化教导你这是唯一的解决方案，而不是因为你真的需要、真的希望这么做。

去实验室看看

科学总会对文化作出回应，所以不少头上戴着博士帽的家伙都曾经对“一夫一妻制”这个大众文化的难解之谜萌生兴趣。


实验室研究表明，有三种化学物质——催产素、多巴胺、抗利尿激素——能让动物产生一夫一妻制的偏好。但是，到目前为止，科学家只找到了一种多多少少能算是一夫一妻制忠实支持者的动物，那就是草原田鼠。它们一生中通常只有一个性伙伴，但如果通过实验去除草原田鼠身上的这三种化学物质，它们也会像其他动物那样，开始与不同的田鼠交配。但是，体内含有以上激素并不足以让动物进入一夫一妻制，它们还需要化学物质的接受体，才能保证交配的唯一排他。对山区田鼠的研究发现，这类田鼠的交配更自由，就算是被注射了后叶催产素和抗利尿激素，也不能改变它们的交配习性。它们与平原田鼠的区别在于前者缺乏化学物质的接受体。


科学家研究发现，人类体内既含有保证恪守一夫一妻制的这三种激素，也有其相应受体，但恰恰因受体量的不同和在人体内的位置不同，人与人的性忠诚度存在巨大差异。简单地讲，有的人对婚姻忠贞不贰，未必是因为这些人在道德上不愿欺骗别人，或者是他们尊重自己对婚姻许下的承诺，而是因为他们大脑的内部结构与他人不同。由此得出的结论就是，无论一夫一妻制还是多偶制都并非人类社会的自然情况，只有人与人之间的巨大差异才是与生俱来的。


我们的文化教导我们，一夫一妻制是唯一符合人类自然天性的选择。文化也同时威胁我们，似乎一旦偏离这一原则，我们就注定与幸福无缘。我们被灌输的是，开放的伴侣关系所导致的后果不可想象，深陷其中只会摧毁每个人的幸福。但是，研究数据证实这一推论并不正确：研究组成员对164对夫妻进行了长达20年的跟踪研究，其中一半夫妻忠诚于对方，另一半夫妻则有婚外性行为。家庭问题专家阿林·鲁宾(Arline Rubin)博士发现，对婚姻的忠诚度不能成为幸福感的指标，彼此保持性忠诚的夫妻与性关系开放的夫妻，在离婚率上也并无差别。换言之，对于一段长期关系而言，一个人是否发生婚外性行为，这与其婚姻的稳定度和幸福感间没有必然关联。不过，需要注意的是，这一调查中，那些有婚外性行为的伴侣对彼此的情况公开透明。假如研究的是欺骗、背叛伴侣者——那些表面忠实背后却发生外遇的人，研究结论很可能迥然不同。


毋庸置疑，我们中很多人都难以接受交换性伴侣的做法，但即使如此，我们也应该弄明白：你感到害怕，是因为文化教导你这件事很危险，还是你在亲身体验后感受到了恐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