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林被刑拘，举国皆惊。陈有西律师接受委托，为王林辩护，举国再惊。当然这两惊，缘由各异。前者不难解释，王林号称“大师”，信徒遍布三界，既有通天彻地之能，神功盖世，法力无边，居然落入法网，坐困囹圄，实在令人惊诧不已;至于后者，国人惊诧于以陈有西之盛名，何苦趟此浑水，更有甚者，则视王林为骗子、恶棍，律师为其辩护，便属同流合污，“卿本佳人，奈何从贼”?
　　由此浮出了一个老话题：律师该不该为坏人辩护?
　　这本是一个老掉牙的问题，答案属于法律常识，卑之无甚高论。然而，在这个常识严重缺席的时代，在这个“坏人”被当作标签漫天飞舞的时代，在这个对律师充满了偏见和污名化的时代，律师为什么要为坏人辩护，不仅关乎坏人的辩护权，还关乎律师的职业伦理，正有申说之必要，甚至值得一说再说。重要的事情重复三遍，常识重复一万遍，都不过分。
　　这个问题，隐藏了一个前提：对坏人的判定。其实，好坏之别，正如善恶之别，往往只在一念之间，一念起，刀光剑影，一念灭，海晏河清。所谓好人，未必不会做坏事，所谓坏人，未必不会做好事。因此，须将人事分开而论，对事不对人，而非对人不对事。对律师而言，尤其如此，他们只需考虑事由，无关人品，好人还是坏人，说起来并无多少意义(严谨起见，我们的表述，都该给“坏人”二字加上引号)。
　　进一步讲，律师之为律师，正如法律人之为法律人，端在于他们必须以法律为标尺，权衡世间万物，在他们眼里，没有好与坏，只有合法与非法、无罪与有罪、轻罪与重罪等。也许，一个人平日口碑甚坏，诉诸法律，却被宣判无罪，一个人平日口碑甚好，诉诸法律，却被宣判有罪。这背后，则是道德与法律之别，两者之间，楚河汉界泾渭分明，律师自然站在后者一边。顺带说一句，倘律师道德感太重，有时并非好事，反成负担，以至毒素。
　　这两点，谈的是坏人。质言之，坏人与否，不是律师应该考虑的问题。张口坏人闭口坏人，属于道德审判，以坏人为由，剥夺其辩护权，抑或把为坏人辩护的律师一并视为坏人，则是不经之谈。
　　再说辩护权。这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不以好坏，甚至不以法庭宣判之后的罪与非罪为转移。辩护权可以放弃，却不可剥夺，无论基于什么借口。“坏人”云云，毋宁是最拙劣的一个借口。不许坏人找律师，不免导致其抗辩力度的弱化(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George Sutherland有言：“没有律师代理，被告人就算完全无辜，也有定罪之险，因为他不了解证据规则，无法判断指控成立与否，也不懂得如何做无罪辩护。”)，使其距离好人远了一步，距离罪人则近了一步，所造成的伤害，不只施与坏人，还将殃及好人。正如有人指出的那样，尊重坏人的权利，恰恰是保护好人权利的前提，因为如果坏人的合法权利无法得到保护，那么，权力的滥用终将降临到好人头上。当好人与坏人一同受害，正义便成了最大的受害者。
　　反对、禁止律师为坏人辩护，除了对坏人及其行径的深恶痛绝，还有一个原因，即害怕律师为坏人脱罪，帮助其减轻、逃离法律的惩罚。在一些法治不彰的国家，这个原因尤其具有说服力。
　　由此可以谈谈律师本身的困境。律师的职业伦理，要求其必须在合法性的范畴之下，使出浑身解数，穷尽一切手段，追求当事人利益的最大化。假如当事人是一个好人，律师当可心安理得;假如当事人是一个坏人，律师则陷入两难：明知当事人恶迹斑斑，还得努力为其脱罪。如此，作为律师，他是好律师;作为人，他还是好人吗：为坏人脱罪，能好到哪里去呢?
　　对此问题，冯象曾撰文《好律师能不能也是好人?》。这两个“好”，意思不同。前者对应律师职业伦理(道德)，后者对应社会道德。当律师为当事人辩护之时，前者将凌驾于后者之上，“好律师”重于“好人”，这一点，想必不是什么问题。问题在于，此二者能否并行不悖，而非如鱼与熊掌，不可得兼?
　　这就需要弄清楚，律师的作用是什么。如冯象所云：“因为一切法律问题的最终解决，理论上都应通过当事人(包括政府和公民)之间‘平等对抗’的司法程序，所以律师的作用，归根结蒂是程序性的，亦即非道德的。他出力为包括坏人在内的被告人辩护，罔顾受害人和公众的利益，乃是法治为顺利运作而必须负担的成本。假如律师不这样热忱为客户服务，任凭政府操纵司法，到头来我们所有人的权利都会受到损害。……律师为坏人效劳，实际是履行他的体制角色。他辩护越是成功，那体制就越发健全，越让人放心。”而且不用担心，律师为坏人脱罪，使实体正义受损，因为在另一面，程序正义却得到弥补，从整体来看，正义并未亏损，法治并未沦丧。
　　明乎此，我们便可了然：为坏人脱罪的律师，未必就是坏人;反过来讲，为坏人辩护，并不尽心尽力，反而偷奸耍滑，则未必就是好人，至少，他已经不是一个好律师。选择、评价一位律师，首要考量其职业伦理，至于好人坏人，则在其次，甚至可忽略不计，这毕竟不是在选拔道德家。
　　律师为什么要为坏人辩护，最后一点理由，正在于此：职业伦理。话说回来，为一个蒙冤的好人辩护需要技术，为一个千夫所指的坏人辩护何尝不是更需要技术?为一个蒙冤的好人辩护需要勇气，为一个千夫所指的坏人辩护何尝不是更需要勇气?为一个蒙冤的好人辩护需要讲求职业伦理，为一个千夫所指的坏人辩护何尝不是更需要讲求职业伦理?叱咤美国法学界的艾伦·德肖维茨有一段话，大抵表达了律师的心声：“即使我了解到有一天我为之辩护的委托人可能会再次出去杀人，我也不打算对帮助这些谋杀犯开脱罪责表示歉意，或感到内疚。……我知道我会为受害者感到难过，但我不希望我会为自己的所作所为后悔，就像一个医生治好一个病人，这个人后来杀了一个无辜的人是一样的道理。”
　　对坏人之辩护权的保护与辩护律师的态度，不仅在考验一个国家的法治水平，还在考验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