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乡土社会中，如果一个人试图搭便车，会面临周围人的鄙视，严重的还会受到责罚。这种社会成员自主的惩罚是个体社会性的体现。新古典经济学把人的社会性剥离，也就忽略了这种自主惩罚行为，从而低估了集体的力量。奥尔森在其经典著作《集体行动的逻辑》当中，揭示了个体成员的搭便车动机对组织的危害。简而言之，就是一个集体中单个成员的小私心会毁了整个集体活动。毫无疑问，奥尔森所呈现的集体困境的确存在，而且也是普遍存在。这和人的天生自利心有关。但奥尔森也仅仅看到了人性的一个方面而已。假如我们从社会的视角看，人性还有另一面，那就是社会性。现代行为和实验经济学通过大量的实验研究发现，人们的社会偏好是普遍存在的，在一个社会当中，人们普遍会激发互惠动机和利他动机，从而展示出待人处事方面替他人着想的一面。
　　人性是复杂的，可以看作是利己和利他的混合体。单纯从利己角度看，容易把人想象成极端自利的个体，做任何事情都精打细算，寻求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但这并不符合事实。在现实当中，人们也经常做一些不是对自己最有利的事情。帮助他人，是一种美德，在代际传承中一直通过身体力行来维系。传统乡土社会的稳定很大程度上来自于此。无论在东方还是在西方，都会强调人的社会性。很多人误认为西方社会是完全个人主义文化驱使，也就无所谓社会性可言。这点显然是违背事实的。西方人有其自己的表达社会性的方式。不过这有点离题了。回到我们的话题上来。当人的社会性占优时，会在一定程度上挤出自利偏好，从而使得集体的力量变得非常强大。这方面可以通过宣传、制度以及权威示范等来获取。但在一个特定的起点上，即便社会性完全占优，也存在一个很大的弱点。那就是找不到集体的生产可能性边界，更难以拓展这一可能性边界。
　　生产可能性边界是什么?就是一个集体的最大效率所在。当一个小集体中，每个成员都社会偏好占优，大家互帮互助，容易形成一种既定的能力认知，从而这一能力水平决定了整个集体的生产率水平。这一能力水平是否是每个个体最大的能力水平?当然不是。由于个体能力分布不均，能力大者不能使全力，使全力的话会让个体产出偏离平均水平，从而抬高整个集体的均值。能力弱者达不到，就会产生负激励。这是一种潜在的不平等可能。为了避免这种潜在的不平等，集体是按照既定的大家能够做到的均值水平进行分配的，这被后来一些人称作平均主义分配方式。其实也不完全是平均主义的。我在前面的文章中说过，男性劳动力的收入均值和女性劳动力的收入均值就经常不相等，尽管两类人口的劳动产出可能完全一致，或者在一些农活上，女性可能产出水平更高。但在分配规则的确定上，人们先验地认为男性更有力气，因而产出会更大。这种不区分任务性质而采取的分配会导致结果略有差异，但不完全是平均。并且由于惩罚机制的存在，努力水平和收入水平也是有一定程度的关联的。
　　但由于在确定分配规则的同时，也自然确定了集体的生产可能性边界，所以分配的依据也就是当时当地的平均产出水平。注意，这一产出水平未必是最大产出水平。一个团队中最大产出水平的发现是得益于泰罗。管理学家泰罗通过动作时间研究以及生产过程的标准化，可以比较精确地挖掘单个人以及单个组织的生产可能性边界。但泰罗的做法和传统乡土社会的规范不符。按照现在有些人的说法，就是太不人道了!把人当作了机器。其实泰罗只不过是试图把个体劳动推向一个最有效率的边界而已。那么当泰罗的做法和传统乡土社会的规范不符时，自然就不会被采纳。当然，那会儿绝大多数人也不知道泰罗，所以也很少去进行生产可能性边界的估算。基本上一个集体的产出是按过去的经验确定的，这符合中国一贯的中庸之道。不高也不低，绝大多数情况下努力点就能达到。这样一来，集体的产出虽然因成员自主惩罚机制的存在而稳定，但也因为这种中庸的做法而没有达到最大效率。
　　假如没有外部的扰动，那么这么一种中庸的生活会延续很长时间。这是中国乡村历史进程中很多时段的写照。乡土社会不好也不坏，大家过得悠闲，谈不上富裕，也不至于饿死。这是一种得过且过的生活方式。也正是现在一些人向往的田园生活模式。对个体而言，寻求这种境界无疑是一种奢华，因为这种生活模式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抗风险能力弱，一旦有个风吹草动，就可能出现问题。一类外部冲击来自大自然。农村靠天吃饭，假如老天不长眼，那么集体产出会快速下降，从而导致集体成员入不敷出，甚至饱受饥饿困扰。这在过去农村是经常的事情。由于集体成员不能通过个体的额外活动来弥补集体产出下降所带来的食物不足，集体成员面对这种外部冲击只有被动忍耐。另一种冲击来自政策。政策的刚性以及一些不切实际的做法会激励乡村不愿意寻求最大产出，因为产出越多上交的就越多，万一遇到收成不好的年份就麻烦了。那时有句俗话叫“鞭打快牛”，就是指这样一种情形。这政策在外部冲击下，乡村集体更愿意保持一种稳定的差不多的产出水平，对上能应付，对下也马马虎虎。但当两种冲击叠加的时候，麻烦大了。快速下降的集体产出压根不能同时满足上级和村民的要求。
　　在这个时候，人们会发现，偷偷搞一小块自家的地，或者养几只鸡，是一种提高个体抗风险的途径。这是一种自利动机激发的本能行为，生存压力激发了自利动机，抑制了社会偏好。而集体因为无法解决个体的风险问题，也只能默许。因此，至少在我们老家的山村环境中，在当时的大背景下，家庭的一些小种植和小养殖偷偷发展了起来。这可以看作是一种反集体行为，而正是这种反集体行为对当时家庭走出困境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大概是看到了这种好处，从那以后好多年，这种反集体行为都没有被禁止。因此，从数据上看，一些人声称当时的生产模式非常有效，是有点自说自话了。至少在我们老家，如果没有普遍的反集体行为，就不可能有看似稳定的集体产出。这也是后来推行承包制农民非常积极的原因。因此，看似平等的现象是出现在同一集体内部，而在不同集体组织之间，由于自然禀赋不同，应对政策冲击的方式不同，导致的结果大相径庭。尤其是城市有供应的最低保障，相对农村而言，就好过很多。这些其实都是一种不平等，只不过很容易被人们所忽略。现在一些人反复宣扬说当时城乡平等，仔细想想，我们这些山里娃一个个都想当城里人，难道都是因为我们爱慕虚荣?当时农村人当城里人被戏称跳龙门，大概不是真正的农村人是很难理解这句话的真实含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