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透明计算”自颁奖后就麻烦不断，最近又被指控为抄袭开源代码。获奖单位中南大学在声明中承认使用了部分开源代码，但强调没有刻意掩饰，不能称为盗用。是否为抄袭，我想这个留给行家去裁判，但围绕“透明计算”的各种质疑，出发点无疑是希望“透明计算”撑得起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这样一个分量。

　　国家自然科学奖是中国奖励在自然科学基础研究领域做出原创性贡献的最重要奖项，其一等奖更是被科研界看重，本着宁缺毋滥原则，已空缺了9年，忽然去年有人摘得这个一等奖，自然社会很关注。人们关注这个奖项其实说明对它还怀着一种愿望，期待中国的科技水平有和经济相配备的成就。而国家设立这个一等奖，也是通过评出代表国家最高科技水平的研究成果，来展示中国的科技实力。毕竟中国是个大国，科技不能落后别人太多，近年来无论国家还是企业，对科研的投入都很大，如果一等奖老是空着，特别是十连空，说明中国的科技实力不如人，这对于国家和广大科技人员来说，总是很没面子的事。此乃人们揪着“透明计算”不放的一个背景。
　　“透明计算”是否对得起自然科学奖一等奖这个荣誉呢？官媒称它对统治现代计算机60年的冯·诺依曼结构作出了革命性改进，甚至颠覆，但该项成果的研究团队首席专家中南大学校长张尧学倒是有自知之明，只承认是扩展。中国的计算机在基础理论和核心技术上都采用别人的东西，存在着重大安全隐患，而据说“透明计算”被认为改变了中国操作系统发展一贯采取的“替代策略”，可解决国家网络安全和操作系统技术长期受制于人问题，并具有可形成新的IT产业链、拉动其他产业升级换代的前景与能力。这样看来它或许承担得起一等奖的桂冠。然而，质疑者们认为，“透明计算”只是一个概念而已，它所依赖的理论上世纪90年代行业里就有人在做，不是一个新东西，不具独创性和创新性，且距离商业化也甚远。更有人认为，这就是一个三流的东西，根本不配国家大奖。
　　笔者不懂计算机，但看了行业内众多人的质疑，也认为这个东西不够分量。想想也是，计算机本就是一个应用性极强的行业，要在这一领域做出开创性的重大突破，何等困难。直到目前，“透明计算”研究团队没有对众多质疑做出有说服力的回应，张尧学仅有的一次回应也并没有打消人们的疑虑，反而使人们更加怀疑。假如“透明计算”的确不配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那么，它是怎么评上去的？这就不能不追溯自然科学奖评审的公正性和科学性问题，鉴于此，中国计算机协会此前向有关部门发出公开信，呼吁国家退出科技评奖的评审。
　　笼统地说国家主导科技评奖就一定不好，有些武断。从国家自然科学奖的评选来看，整个评审组织工作由国务院科技行政部门负责，设立国家科技奖励委员会，委员会聘请有关方面的专家、学者组成评审委员会，奖励委员会的组成人员人选由科技行政部门提出，报国务院批准。2008年修订的《国家科学技术奖励条例实施细则》则进一步规定，国家科技奖励委员会委员由科技、教育、经济等领域的著名专家、学者和行政部门领导组成。委员人选由科技部提出，报国务院批准。奖励委员会实行聘任制，每届任期3年。国家奖励办有关负责人前不久针对舆论对“透明计算”的质疑，对科技奖的评审情况向外界做了说明，简单说来，就是专家和政府相结合，政府负责评审的程序，而成果水平完全由专家独立评审，一般要经历九个阶段和三次公示，九个阶段是：推荐、受理、初评、考察和异议处理、评审、审定、审核、批准、颁奖；三次公示是：推荐公示、受理公示、初评公示。除了这些严格的评审程序，国家在评委会的具体人员名单上还实行严格的保密制度，防止各种“拉关系”。
　　从上面简单介绍来看，作为国家科技大奖，评审程序还是很严格的。但有了这样的制度设计结果还是评出了一个争议性极大的一等奖，问题会出在哪儿？两个方面：一是评审专家的水平不高，知识老化；二是程序执行不严。第一个方面这种可能性不是不存在，但应该说比较少，既然连对这一行业不是非常了解的人士都能指出“透明计算”的缺陷，想必评审专家不会不清楚，那么，最可能的就是执行不严。考虑到中国社会的环境，这种可能性是相当大的。
　　假如问题出在奖励制度的执行方面，呼吁政府退出科技奖评审就有些麻烦。因为这个呼吁是以政府主导评审存在很大弊端为前提的。如果执行有问题，既可能是制度设计本身的问题，也可能是在执行制度时出了问题，而若是后者，就无须毁弃制度，强化执行即可。所以，对政府是否应该退出评审，就必须客观审视政府主导评审的利和弊，并和整个社会诚信环境结合起来一起考量，因为诚信不佳，对制度的执行会产生很大不利影响。
　　从科技奖励的国际惯例来看，有政府奖，也有学术团体负责评审的民间奖。前者如英国的皇家奖，美国的总统奖等。但相对而言，政府主导评奖事务，弊端很多。
　　政府有自己的偏好，对专业发展和水平并不具专业判断力，易将权力意志带入评审过程，导致对评审工作干预过多，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边界不清，产生学术不端行为和滋生腐败。尤其对中国这样一个信奉大政府的国家来说，政府垄断科技奖评选，是政府权力延伸到科技和研究领域的一个自然结果，也是政府垄断科研资源的一个自然结果。此外，政府主导评奖，还会造成奖励导向错误，使研究人员搞错科研动机，其出发点就是以评奖作为目的。获奖本来是科研成果的伴生物，政府评奖反而容易使其成为主要目标。基于上述弊端，现在专业学术团体主导奖励评审在国际上已成主流。
　　无疑，这也应成为国家自然科学奖未来的发展方向，也符合国家简政放权的改革要求。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要将政府管不好的，管不到的，民间和市场自己可以做到的，下放给市场和民间，科技奖项也可以将评审工作交由民间或半官方的专业学术机构和学术团体完成，政府自己则退出。
　　不过，政府应该退出科技奖项评审，只是今后一个必须贯彻的方向，而不是马上就要做的事。如前所述，鉴于中国当下整体信用环境不佳，如果政府一下子完全退出，由民间学术机构来主导国家大奖的评审，很可能出现“山头”林立现象，并导致暂时没有市场应用前景的纯理论研究成果被评奖机构忽视。这么说并不是歧视民间学术机构，从现实来看，中国现有的学会评奖水平参差不齐，评奖程序不规范，客观性差，各种丑闻也不时发生，比起政府奖来，权威性不及，公正性也不一定强。所以，改革国家科学奖励评审机制需要从这一现实出发。
　　一个妥当的做法是像一些研究者提出的，双向提高、逐步过渡，即一方面专业学会要提高评奖的规范和威信；一方面政府奖也要逐渐减少数量，提高质量。目前国家自然科学奖三大奖项涉及人数太多，有时甚至达到几千人，再加上各地政府的奖项，数量过多会影响奖项的导向和声望。政府奖应该少而精，更好发挥奖励作用。在退出多数奖项后，政府可以做三项事情：一是把主要精力用在加强对科技奖评审工作的监督和管理上，建立一个好的评价体系，强化评审过程的公开性和透明性，并为学术共同体的发展营造一个好的社会环境；二是在剩下的政府奖项中，引入更多民间学术团体参与进来，和政府共同来主导评审过程，真正做到政府只负责评审程序，而成果水平完全由学术机构专家独立评审；三是扶持几个民间科技文化奖项，同政府奖项进行公开公平竞争，若其权威性和公正性得到社会和市场认可，政府就可以把剩下的国家奖项的评审交由它们去主办，使奖励回归其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