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很多人迷恋想象中的过往。其实我也迷恋，只不过所迷恋的东西不同。比如我很迷恋过去小乡村里清澈的小溪，很迷恋竹子的清香，很迷恋稀疏的几株百合躲在山坡的某个角落。这是儿时的美好记忆，时时想起，幸福满满。但我并不迷恋乡土生活，虽然如很多人所说的，乡土生活闲适、温馨，捧个饭碗在饭点的时候走门串户，唠唠家常，很是惬意。如果有一户人家急需人手，只要招呼一声，左邻右舍都会赶来搭把手。每逢红白喜事，扯得上亲朋好友关系的人家都随份子，然后大家吃上一顿。这样的乡土生活的确让人着迷。不过，现在的人对乡土生活的向往，并非其真的实实在在经历了乡土生活。恰恰相反，对乡土生活着迷愈深的正是在城市中弥留愈久的。乡村和城市，各有各的好，乡村里的人想着城市，而城市里的人想着乡村。钱钟书老先生对这种人生表象刻画得再透彻不过。
　　乡村生活真的完美无瑕吗?并不是。除非你有足够的财富。说到底，美好的生活还是离不开财富。过去文人总是在内心当中设想一身骨气，那就是即便一贫如洗，也总幸福满满。所谓找乐，大概就是如此。问题在于，假如真的一贫如洗，也就是苦中作乐罢了。生活的事情，冷暖自知。我自小家贫，身体又差，每年都生好几次大病，而每次生病，最痛苦的不是自身，而是父亲。可能你会觉得，这是父母对子女的爱所致，见不得子女生病痛苦。如果仅仅如此，那就不叫痛苦了。其实父亲的痛苦并不完全是因为我生病了，更关键的是，当我生病了，如何支付看病的医药费?由于家贫，没有任何储蓄，也没啥可变现的资产，所以只能依靠借钱来缓解流动性危机。问题在于，偶尔一两次还行，次数多了，别人家的脸色就未必好看。父亲就不得不厚着脸皮去轮着借。那会儿村子里殷实的家庭也很少，可借的人家也就少，大部分时候就是几个穷人家相互接济而已。
　　不过我是幸运的，因为村子里唯一的一个正规的医生颇有过去的乡绅风范。由于他是属于非农户口，拿国家工资，在那个年月，就意味着家庭生活有了保障。相比较我们这些农村户口家庭，不知道好过多少倍。我一直觉得户口制度是最突出的不平等之一，因为这直接造成了两个完全不同权的群体：农民和城市人。这个问题我在后面还会陆续谈及。先说说医生的事。这个医生姓胡，性格好，待人宽厚，富有爱心。知道我家穷，所以每次我去看病，都得问问有没有钱，要是没有就挂账。要知道这个挂账对我家来说，是极为重要的事情，因为这意味着胡医生帮我家解决了流动性危机。这对于穷人家庭来说是多么重要。我们家和胡医生家的关系就是时刻处于还旧账欠新账的循环当中，直到改革以后，才慢慢把账全清了。胡医生等于变相救助了我家很多年，让我至今心存感激。
　　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假如那个时候有一个医保制度，也许就不需要乡绅的作用。或者说，假如村子里像我这种情况的人太多，胡医生估计也救助不过来。乡绅的作用其实非常有限的。对于乡土社会来说，家庭之间因为种种原因存在收入的不平等，面对这种不平等，村民自然有自己的解决办法。一种办法就是相互救助，比如某个家庭忙时，其他人家来搭把手;或者说等红白喜事等大支出时，通过随份子来缓解流动性。邻里之间的相互救助是村民互保的重要形式，也是解决家庭之间不平等的重要形式。另一种重要形式就是乡绅。中国传统社会中乡绅的作用非常重要。乡绅因为各种原因家境殷实，属于村子中的富裕人家。但富而有德，乐于助人，才称得上是乡绅。并不是说有权有势的就叫乡绅。如今农村里很多权贵只知道依靠村子的集体资源寻租，从不知道救助村民，和乡绅扯不上丝毫关系。传统的乡土社会中，乡绅通常是家境殷实、自身有文化、做人有威信的人。这种人通常在面对其他村民的困境时，能够出面施以救助，并且在村子需要供给公共品时，会出面组织供给。乡绅的存在相当于乡土社会的一种自发治理机制，这种机制不是制度化的，即不是诺斯讲的正式制度安排，而是诺斯笔下的非正式制度安排。
　　既然是非正式制度安排，当然也是可有可无，完全取决于村民的运气。运气好的村子，会出现乡绅，从而使得家庭在困境时有救助之手。而运气不好的村子，如果没有乡绅，就只能几个穷人家相互帮忙。有没有乡绅，取决于这个村子的传统以及教育等，并不是每个村子都会出现乡绅。因此，把解决不平等寄托于乡绅这种非正式制度，多少有点不靠谱。那么在过去为何乡绅能够在乡土社会中起重要作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过去缺乏流动性的前提下，每个村子相对孤立，在每个孤立的村子里，家庭之间的不平等更多地表现出来的是个体间的不平等，而不是群体间的不平等。乡绅对于不平等的治理是针对个体的，而不是群体的。如同江湖社会中愤怒的小马只能解决个体不平等一样，小马无法建立江湖秩序，乡绅同样无法建立乡村秩序，而只能通过缓解个体贫困问题，参与到乡土社会的自发秩序中来。因此，这种非正式制度在面对群体不平等时，就无能为力了。乡土社会瓦解是必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