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业上升期中的黄渤渴望着一种败。他用撞墙的心态去尝试那些高风险的事情，渴望撞出点什么，哪怕是血也好。
“你看上去不怎么快乐。”
深夜，北京CBD的餐厅里，黄渤听到这句话，半晌没做声，然后“呵呵”干笑两下，在沙发上往前坐了坐，方才开口：“对。确实是这样。”面前摆着助手拿进来的红牛和咖啡，为这个奔波了一天的男人提提神。晚上7点才从山东坐高铁返回北京的黄渤，接受完采访，12点又得继续上路，奔赴位于京郊的电影《寻龙诀》拍摄现场，第二天还有早场戏等着他。
多少有些吊诡，带给全中国人民最多快乐的黄渤，自己却离快乐越来越远。在国庆档三部大片《心花路放》、《亲爱的》和《痞子英雄2》上映之后，他最新的称号已经变成了“五十亿帝”，意指由他主演的电影总票房超过50亿人民币，打破了此前由他自己保持的纪录：“卅亿帝”。

人民群众喜欢黄渤，这个带有青岛口音、其貌不扬的男人，一颦一笑似乎都有戏味。他看上去总是乐呵呵的，令人发噱。以他初为大众所知的《疯狂的石头》开始计算，由2006年到2014年间，不过8年，他已由这一时代最权威亦近乎是唯一的标准——票房——封神。速度之快，令人艳羡，也令当事者晕眩。
黄渤用“盲”来形容自己当下的状态。他找不到方向了，一度曾痴迷表演的他，如今最执拗的念头就是“不能再这么演下去了”。40岁的黄渤，开始遭遇一场与自己的战争。乍看上去，属于他的一切都花团锦簇，内里藏着的，却都是细细密密的缺憾、疲惫与恐惧。
“像商场站台的推销员一般”
接受采访的时候，已经是黄渤这个宣传期的最末尾了。虽然《心花路放》和《亲爱的》仍未下片，但毕竟已经是一个月前的话题。回忆起这段时间所接受的密集采访，黄渤心有余悸：“几分钟的，几个小时的，还有十几个小时的... ...我都被聊蒙了，有时都觉得自己像被审问的犯人一样，记者问啥我答啥，有些话，都没想过能不能说，就说出来了。”
也不是所有明星在密集采访的时候会进入“问啥答啥”的状态，实际上，大部分明星在进入这种疲劳期后，回答会越来越简短，态度也会随之越来越不耐烦。但黄渤一直告诉自己，“我后来想想，哪有什么职业，能有演员这样的待遇啊——你说我何德何能，连小时候那么点小屁事儿，都被人关心？”
所以黄渤选择了言无不尽滔滔不绝。《人物》杂志的记者刚好有过采访黄渤十几个小时的经历。她记得自己的采访中间有次被打断了，再回来的时候，因为两人都有点想不起刚才聊到哪了，气氛有点尴尬，黄渤主动接过话题，“我们刚谈到哪里了？哎，我也有点想不起来了，别急啊，我们再慢慢聊，我先说点其他方面的，你看看有没有用？”
这样的黄渤，被他自己自嘲为“服务型人格”。过往教舞蹈班、全国巡回驻场、开店做生意，什么都见过，都承担过，无形中练就了这身照顾人的本事。他怕人尴尬，远甚于自己尴尬。《心花路放》全国跑通告的时候，所有主演一起去录制某档综艺节目。那已经是晚上11点之后了，所有人都已经累得心不在焉。黄渤怕冷场，主动找话题，和周冬雨开玩笑，“未成年就不该穿这么高的高跟鞋”，周冬雨伶牙俐齿地了呛回去，“可是我穿高跟鞋比你高啊”——黄渤的身高和外貌，一向是大众笑点。在那个晚上，他的身高和外貌一次又一次地被提起、被开涮。末了，黄渤又招呼大家一起拍大合影，尽心维护着现场气氛，哪怕这并非他的职责。
大概是因为自带这种“永远不会甩脸色”的气场，所以也很少得到真正大明星的待遇。回到老家山东，走在路上，会猛地被人拍后脊梁，一回头，看见一张兴高采烈的脸，“哎哟，黄渤，你回来啦？来来来，快一起照个相”，黄渤做不出来扫他人兴致的事情，便只好顺从地陪合影，顺从地赔笑。
他甚至自我检讨，面对这种合影自己“实在没法调动自己内心的真实情感”，脸上像挂了钩似的，有那么一个模式叫做合影模式，“一来照相就挂上了”。
“你已经是个老藤条了”，黄渤这样对自己说，新木头抽芽时，才会特别容易被折断，但老藤条已然非常坚强。眼睛里揉得了沙子，才能看得更多更远。“不让人尴尬是一件挺好的事，不是吗？”他反问过来。“好人缘都是吃亏吃出来的。”在剧组里，多拍几个小时可以让所有人都开心，那么为什么不呢？很多事情看起来不合理，但是“总得允许它发生”，比如在街上，见到有人吐痰，心里当然不屑，但是又能怎么办呢？“你会冲上去说同志你错了，你得擦起来吗？”
问他，“如果你无所畏惧，你会做什么？”他摇摇头：“我不知道，这个我很难想象。”他说：“我不是这样的人。”
就在采访的前一天，黄渤在高铁上，看到了一篇关于郝蕾的采访。郝蕾说，“除了演戏，所有的事情都不是我的工作。包括接受采访”，“我是一只鹰，你不要老让我去排队，大雁才排队呢”。黄渤看得很羡慕，“果断，干脆，根本没有什么中间值，就是黑白”，但他不是，“真的做不到，没办法”。
《心花路放》过8亿，宁浩带着一拨主创开了一次庆功宴。当时许多媒体都在场，敬他酒的人排着队，但他并未静候大家来敬酒，而是端着酒杯满场跑。其实庆功宴无非就是抽奖送礼，主持人是刘仪伟，开场没多久，黄渤跑上台去又成了半个主持人，他很认真地拿着每一项奖品进行介绍，兢兢业业的，“哎哎哎，大家看一下，这个作品是著名设计师张弛设计的，很棒很棒的... ...”，一个在场的记者回忆那幕场景，“像商场站台的推销员一般”。
而台下，觥筹交错，并没有多少人在留心那个做推销员的他。虽然那个时候，他已经是“五十亿帝”。
山顶特别没意思
黄渤也有放纵自己的时刻：他曾主持金马奖，这在别人眼里看来相当荣耀的事情，对他而言，出发点是，“不想活了”。
“那个阶段，就是什么事不行就干什么事”。金马奖主持在大众看来也许很简单：背背台本，逗逗乐就成了。但实际上，这比拍电影难多了，“所有人的背景你要了解，以前的作品你要了解，提名的那些影片你要看，然后甚至这些人的花边你要知道，谁和谁的关系怎么样，谁比较能开玩笑谁不能开，这些你都得知道”，还得注意分寸，“要是前辈怎么胡说八道都行，你作为晚辈还不能太过分”。
他渴望着一败。那个时候黄渤正在“事业上升期”——金马影帝拿到了，高票房的片子也有了。但黄渤不知道哪里觉得不痛快，用撞墙的心态去尝试那些高风险的事情，渴望撞出点什么，哪怕是血也好。包括出演《西游·降魔篇》也是类似的心理，“团队的人都帮我分析，就说你去干吗？你去演孙悟空又不是主角，没那么大空间表现，还是演一个周星驰演过的经典角色”，但黄渤还是接了。他对日复一日的东西感觉到厌烦，“管虎说得挺对的，谁他妈说人就永远得做什么，怎么就不能做别的？没有那颗（敢于失败）的心你就永远不敢去尝试，没有尝试你就永远不会看到另外一片天空。”
但这几次掷出去豪赌，最后黄渤都赢了。金马奖主持得很成功，《西游·降魔篇》里那个有戾气的“老猴”，成为关于孙悟空的另一个经典诠释版本。
那时他没想到，真正的事业危机还没到来。2014年的“五十亿帝”，当被记者问道，“你觉得现在是你的黄金时代吗”时，眼都没眨地回道，“两年前才是我的黄金时代”——就是他不痛快地给自己找罪受的那几年。
“最好的时候可能是《斗牛》、《杀生》那个状态吧”，黄渤怀念那个每创作一个角色前，至少用一个月去聊剧本的状态，“体验生活，然后去当地玩去，看各种状态或者跟你所饰演的这一类的人群多接触，聊天，慢慢琢磨”，这个过程是让黄渤觉得“特别愉快”的，但现在这种快乐几乎荡然无存了，越来越多的人问他，黄渤你有没有20天的时间，来拍个戏，集中时间拍你，不行的话还可以再商量，再紧紧10天也行。“这样来钱快不是？”黄渤咂咂嘴，“后来一想这个事情真的有那么缺钱吗？好像也没有。”
《亲爱的》就是黄渤赶工状态下出来的片子，“我后来还跟陈可辛导演说，觉得自己太对不起这个角色了”，在面对采访的时候，他仍然显得很自责，“怎么着前面也应该最起码也有半个月和一个月的准备时间，大家一直在聊这个事，一直在琢磨这个事，多跟这些人多靠近一下，这样他有可能会比现在更好一些”。
他像一个痴迷于运算本身的数学学童，“票房和你能有什么关系啊，听起来是不错，其实真正能让你晚上睡觉都还挺开心的，是今天把一个一直认为都攻破不了的一场戏给拿下了”——比如《斗牛》，提起《斗牛》黄渤满满都是开心，哪怕那是他拍过最辛苦的一部戏，“景山那么高的山，从山下跑到山顶，一天跑36趟，摄影师都不行了，换人，换了几拨，我还在跑，鞋子磨破了四五十双”，他和导演管虎较上劲了，“最多的一个镜头137遍还是138遍，拍了好几天”。
但那种日子多开心啊，“有时候一场戏真不知道该怎么演，通过琢磨琢磨，琢磨完了推翻，推翻完了再找到希望，一点点建立，然后回来发现又行不通，大家围一块一筹莫展，然后突然想到一个很奇怪的方式，找到一点希望，然后再慢慢建立建立建立”——就是这样一点点较劲，涂涂改改，最终通了，顺了，演出来了，成就感倍儿高，“这个工作它所吸引你的魅力就在这个过程里”，那个时候，黄渤没想过自己有朝一日会对演戏这件事感到厌倦，“以前看到好多成熟的演员在那儿聊，真不想拍了。我想怎么会？这么好玩的事你怎么可能对它失去兴趣了呢？”
只是这一天，还是如期而至了。“年初的时候我已经知道后面接下来有多少工作，电影、电视剧，给人感觉就是无期徒刑，遥遥无期啊”，黄渤苦笑了一下，“原来都是想着，哇靠后面还有几个牛逼的事要干，想想就兴奋”。
“人在半山腰的时候是最开心的”，他解释，“有了一定高度，也有往下俯视的快感，但是还有一定距离，还有希望继续攀登”，山顶其实特别没有意思，“没有再高的余地了，都是原地踏步，然后自己掉下来，而且所有的目光都在你身上，其实这是一个特别没有意思的事。”
山顶和山峰，指的都不是票房成就如何，而是演戏的空间。“过去是眼高手低的年代，有高于你实际操作能力的审美，那你就要努力往那靠拢，当你的技术跟眼界实际已经差不太多时，这个东西就变得无趣了。”这个时候，需要提高的是意识，“也就是审美，需要停一段时间，看看书、电影——也不单是书和电影，看碟的过程其实是个学习、思考的过程。那个其实对演员来说是挺重要的一件事情。”
但这些，现在都没有了，“光忙活儿”，黄渤自嘲，“现在一说起来，别人问我，你看过那个电影吗？没看过。你看过法国那个什么吗？没看过。去年那个什么片子？没看过。”
“你到了山顶上，一看，剩下的全都是失望”，他笑笑，撇撇嘴。
能一直就这么拍
对话黄渤
问：你说现在不是你最好的时候，前两年才是，为什么呢？
黄渤：我也在总结原因，有外因有内因，外因就是太忙了，内因就是跟不上。拍《杀生》、《斗牛》的那个时候，感觉每拍一个戏，你都在带着戏跑，有层出不穷的想法、假设、尝试。慢慢慢慢的，这样的东西在减少。而且有的时候工作太忙，应接不暇，本末倒置了。你（到底）在干什么事啊？那天有朋友发短信对我最近的成绩表示祝贺，我说嗨，别人看起来很美，实际上萝卜中间，是不是糠心的只有自己知道。
问：这种状态你会慌吗？
黄渤：慌的原因肯定是方向不明确，我现在已经没有方向了。现在不是慌，它是盲，盲目的盲。头扎在工作里面埋得太多了，需要站起来抬头看看，这是我之前一直习惯的工作状态——低着头走路。这状态有两年了吧，开始只是隐约感觉到不适，没有到剧痛，但时间长了，感觉越来越严重，趁能救的时候赶紧救自己一把。
我现在需要搞清楚一个东西，就是拍戏是为了什么？现在再去接一个角色，是为了招呼观众吗？还是证明实力、能力或者票房号召力？还是怕别人忘了你？想一想，反正这些都不是目前需要你去努力拍一个戏的原因，这就是问题。
人开始变得混沌，混沌其实就是缺少思考，缺少思考才没有方向。有的时候我都要上台了，在台下还在想，哎哟，这什么事啊？我过来干吗的？我都不知道。
问：如果这种状态已经有两年了，那你为什么一直没休息？你在怕什么？
黄渤：不知道。可能是人本身有工作需要的本能。一开始我不承认自己是个工作狂，后来发现还真是。我平心静气地跟同事们聊了一下天，我以为他们会否认这一点。结果所有人都说，你就是。
问：制约你的并不是名气这样的东西，对吧。
黄渤：这个东西说实话，我觉得比较虚。它当然给我带来了好处，行各种方便、受到人尊重、各方面的条件越来越好。但我并不喜欢那种状态。我属于哪种人？高档小区挺好的，但说实话，我还是比较喜欢去马路边那种菜市场，住在旁边的居民楼里，我觉得特别踏实，而且感觉也特别有生机。
问：你有一些“不切实际”的理想吗？比如拍那种能流芳百世的电影。
黄渤：演员其实只是一个工具，你能做到的是使这个电影比原来更好而已，但你左右不了电影根本的好坏。决定不了什么流芳百世。而且我觉得现在的时代，不是一个能出这种作品的时代，各个领域都是，人的内心憧憬没有那么大，比较容易混沌。历史各个时期都有其特点，我们现在不是一个在内心特别充足特别强大的时代。
我看过一个说信仰的文章。国外的宗教，所有神都是受难的，信徒进去是忏悔。我们的宗教，进寺庙是去送礼，买点供果求保佑，这本身是个贿赂的过程。佛学本身不是这样，但在我们的现实世界里，一切都被物化了。我觉得这很说明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状态。
问：那如果说回你个人，你自己有什么比较私人的理想吗？
黄渤：想啊，没想清楚，我自己也不知道。（你羡慕什么人吗？）羡慕，但是好多羡慕也没用。比如我发小，天天在家里面，海边开了一个咖啡厅，一个台球厅。我每次一回去，人家大把的时间陪着你随便玩。我有天一两点给他打电话，对方说，大哥都几点了不睡觉。我突然被捅了一刀一样。确实你回头想，没事就组织一个沙滩party，海滩露营，去去崂山，带酒带吃的，多好啊。大家都在这个地方停着，岁数也差不多，我觉得人家活得比我值多了。这个状态我其实随时可以得到，但是我又不可能真的去选择，对不对？
问：你的生活状态应该不太好。
黄渤：生活状态是一个什么状态，你能跟我解释一下吗，我哪还有生活状态？太悲惨了。六七月份的时候去国外待了小一个月，这是近几年我唯一一次休息。老早之前有次采访，我说了一句话，现在想起来等于自己抽自己一个大嘴巴子。我当时说：我们努力地工作，是为了更好地生活。现在完全反过来了，我努力地活着，是为了更好地工作。其实生活应该是生命的主体，现在基本上全都是在工作，这个东西有时候会让你觉得更沮丧。
问：拍完《寻龙诀》，你的计划是要休息，休息多久？
黄渤：这次要大休，不知道休多久，得休好了。不一定是什么事都不干了，去马尔代夫买个房子就在那待着了。不是的，我就想做点别的，哪怕装修装修房子、做点音乐，或者说写剧本都可以，但不能一直就这么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