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召开的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第22次非正式会议（APEC）虽然冠名为“非正式”，但是在开会期间所取得的“正式”成果比任何一届领导人峰会，如“二十国集团”或者“八国集团”这样的会议都要多，也更加具体。既有双边协定，也有多边的宣言。北京通过这届峰会展现出了强大的议程设置能力，使会议的话题和成果牢牢地按照自己所期待的方向发展。
　　如果按照国别关系来展示本届峰会的成果，可以看到各种议题以中国为轴心向外延伸，而不是像从前的会议那样，缺乏一个明确的主导性方向，或者干脆成为各种地区势力互相斗争的平台。这几乎使APEC被认为是一个“清谈俱乐部”。在本届峰会中，在最重要的中美关系上，双方达成了一系列经济、贸易、技术合作以及温室气体减排等重要协议，在军事交流与磋商机制的建设上进一步加强了联系。中国从美方那里再次获得了“一个中国”的保证。与之相对应，在同期举行的珠海航展上中国运-12飞机首次出口美国，这个消息意味着中美两国的经贸联系随着政治军事对峙的相对冷却而有所加强。
　　在中日韩自贸区谈判上，中韩宣布结束了自贸区实质性谈判。进一步巩固的中韩关系将日本置于一个尴尬的位置，对于安倍晋三首相与习近平主席的会面是一个有力的平衡。而中国与俄罗斯利用本次峰会的机会宣布达成从俄罗斯进口天然气协议，是本年度第二个中俄能源大单，在某种程度上平衡了美国在联合各国制裁俄罗斯问题上咄咄逼人的态度。最后，习主席会见越南、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领导人，则有助于缓解已经紧绷近一年之久的中国南沙群岛岛屿之争。
　　总而言之，中国领导人在APEC峰会期间所进行的双边会谈以及宣布双边合作成果，其本质上是利用一种“非均势的平衡”的手段，即以中国强大的国力为中介，通过经济和政治等各种手段，扶弱抑强，以平衡强弱差距明显的亚太地区格局，避免使非中国的任何一方相互结盟而对自身构成压倒性的优势。中国目前尚未强大到能够充当一个地区集团领袖的地步，但是通过APEC本身的影响力和自身的主场优势，中国已经充分表现出化解潜在对手结盟的能力。
　　这一特点在APEC峰会期间的非中国议题上表现尤为明显。俄日关系与美日关系并未因为彼此国家领导人的见面而有所提升改善。而作为奥巴马外交以及经济工作最重要的话题，跨太平洋战略经济合作伙伴协议（TPP）本应在峰会期间有所进展，美国甚至为此与日本进行了单独会谈，并召集12国负责人在北京开会商议。但是这种几乎被中国人视为是踢场子的努力却为APEC闭幕式上宣布的推动实现亚太自贸区“路线图”所稀释。
　　虽然相对基本框架已经完成搭建的TPP而言，亚太自贸区的建立目前只能算刚刚开始，但是相关的操作正好展示了中美之间既互相合作又互相竞争的关系。通过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金融机构，在整合亚太经济的问题上，中国显示出了与TPP国别谈判不一样的路径。最重要的一点是，亚太自贸区本身并不排斥美国，而TPP本身现在尚未将中国纳入其中。可以说，本届APEC也充分展示了中国在面临相关国际问题当中的战略考量，即中国希望在自身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充分影响，甚至是主导亚太地区政治经济秩序的发展。而在APEC这个多边组织峰会上通过反腐宣言，则是一项国际峰会的独创，更多可能是以新瓶装旧酒，可以暂时理解是一种软性控制力的输出。
　　不过，从如此多的双边协议当中也可以发现，中国现在所面临的地缘政治环境极为复杂。中国与周边国家或多或少存在着各种争端。这些争端既可能是领土主权上的争端，也可能是贸易往来上的争端，或者是外交利益上存在不一致之处。以中日韩三角关系为例，任何双边关系的变化都会涉及第三国，由此带来的辐射效应会影响到朝鲜、俄罗斯和美国，并给中国台湾地区带来经济上的影响。中韩自贸区如若建成，台湾的GDP增长率将要下降0.5%，这一预测即是明证。因此，中国在外交上的每一点变化，影响到的将是亚太地缘的整个网络，而不仅仅是某个国家和地区。
　　另一个在峰会之间就备受瞩目的议题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互联互通的亚洲” 是本届峰会主要的热点。亚洲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的巨大缺口是这一新的多边开发银行建立的历史契机。据亚洲开发银行测算，2010~2020年间，亚洲各国国内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合计需要约8万亿美元，区域性的基础设施建设则需要近3000亿美元。而2013年，亚洲开发银行批准的贷款额仅143.8亿美元。
　　而在此之前11月4日召开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八次会议上，刚刚研究发起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以下简称“亚投行”）和设立丝路基金。这样的安排不是巧合，更表明了“互联互通”并非是一项停留在纸面上的愿景。
　　10月24日，亚投行备忘录在北京签订，21个国家首批加入筹建这个政府间性质的亚洲区域多边开发机构。根据《筹建亚投行备忘录》，亚投行的法定资本为1000亿美元，初始认缴资本目标为500亿美元左右，实缴资本为认缴资本的20%。
　　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全球治理研究室主任、国际经济与战略研究中心执行主任黄薇认为，亚洲基础设施建设银行的建立，对于中国而言还将对新兴经济体自身的建设带来新的影响。这包括：由于成员构成多元化，经济发展程度不一，新兴国家主导建立的多边开发银行将拥有更大的包容性；通过建设创新的开发金融机构，推动新兴经济体的支付、评级、审计体系建设。
　　目前，中国经济的蓬勃发展和海外商业的快速发展给各个经济体所带来的利益大于各种争端所涉及的利益，因此中国能够在国际社会具有相应的话语权。为了维持这种良好局面，中国就必须保持自己的经济发展具有可持续性，并且使之始终能够惠及各国，而不是追求成为经济发展的唯一受惠者，否则，建立在中国经济发展基础之上的亚太经济政治秩序趋势将会出现逆转。对于这一点应有所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