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艺谋的新作《归来》改编自严歌苓的小说《陆犯焉识》。这次改编争议比较大的部分在于，原著是讲述了一代知识分子跨越了半个世纪的历史变迁，从上个世纪的三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基本囊括了所有的时代主流叙事，尤其是涉及到文革时期，但是张艺谋只选取了文革后期到八十年代这个时间段。
叙述原著小说与电影的背景知识的差异，并不是为了作出对比。恰恰相反，既然是电影，我们就以电影剧本为主，原著只能作为背景补充。尽量不要用电影和原著比，电影与小说毕竟属于不同的媒介，他们所使用的视听语言，所涵盖的内容都有不同的指向性，所以我们只看电影。更何况，我们明明知道涉及到文革题材的电影是不可能通过审查的，就不要用这种理由指责电影的存在是否有意义。其实，我更感到奇怪的是，既然张艺谋知道这本原著小说涉及到不同程度的敏感内容，为什么偏偏吃力不讨好，非要改编这本小说？他到底看重了什么？他在电影中想表达什么？
电影开篇时，已经被打成右派的陆焉识从大西北农场逃回了家，只想见冯婉瑜一面。撇开小说的故事背景，我们自然认定这是一对被政治隔离的恩爱夫妻。他们的家庭成是那个时代千万妻离子散家庭悲剧的缩影。这也是电影剧本已经与原著小说无关的一个证明。这是张艺谋的一种留白，但是这种背景留白其实也凸显了逃离时代叙事的欲望。电影中并未直接渲染文革对人性的摧残，只是让他们的女儿丹丹为了与父亲划清界限，可以主演《红色娘子军》的女主角，还是偷偷告了密，让陆焉识再次被抓。这个制造的冲突在亲情上具有了非人性的冲击力，也推动了叙事，给冯婉瑜的心因性失忆做好了铺垫。
影片基本没有涉及到文革的场景，反而一再用芭蕾舞《红色娘子军》的表演性片段暗示那个时代的审美诉求。这种转换很有意思的地方在于，我们无法确切探知导演对历史的真正态度。这种暧昧表现在，导演的镜头一直停留在怀旧的层面之上，没有形成残酷与审美的强烈对比。文革结束了，被平反的陆焉识归来，他见到了冯婉瑜，他的妻子却再也不认识他了。这种失忆当然是一种时代的隐喻，但是这种隐喻过于明显，反而无法形成有效的批判和反思。没有任何控诉，没有激烈地斗争，甚至没有任何怨言，陆焉识只是惦记着如何与冯婉瑜相认。张艺谋轻易地就把一个时代的病症转换成了一幕幕琼瑶悲情剧。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涉及到文革题材的电影是无法公映的，但是张艺谋偏偏选择这样的题材，到底想传达什么？那个过往的时代，是他们那一代人的共同记忆，无论如何残酷和灭绝人性，但是那是属于他们共同的记忆。所以，讲述那个时代，不可避免地会陷入怀旧的温情。但是张艺谋自然知道公众对文革的态度，他想表达出一种含蓄的批判，但是这种批判最终陷入了滥情的深渊。换句话说，对他们的时代保持一种忠诚，自然会让他们批判的犀利弱化成一种悲剧式的抒情。冯婉瑜的失忆最好的隐喻就是，成长在文革时期的那代人，他们对童年和他们的时代都陷入了选择性的记忆——选择性遗忘的同义词。
当女儿丹丹见到爸爸为自己过去的告密感到羞愧时，陆焉识说，都过去了，不要再提了。当陆焉识想去报复曾经侮辱自己妻子的方师傅，发现方早已被捕，他的妻子同样陷入困境。陆焉识只能默默回去。这两个桥段已经说明了导演的态度和立场。说白了，我们都是受害者，我们都经历过伤痛的过往，所谓“归来”，只是默默承受，重新开始。这就是这部电影对待历史的态度。某种程度上，过于节制的煽情恰恰遮蔽了真实的历史。有人说，张艺谋根本不想讲述大历史，他只是想通过一个家庭的悲剧告诉我们无论历史发生了什么，生活仍然要继续。我们的苦难只能选择遗忘或者失忆。不能讲述的讲述的历史，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选择遗忘历史。一部电影中虽然不能代表历史，但是至少可以通过讲述那个时代发生的悲剧看出导演对待历史的态度。至少从《归来》中，我只能看到导演在陆焉识这个知识分子身上倾注的顾影自怜的伤痕文学叙事，看不出他对待那段历史有任何层面上的反思。
说一个不靠谱的联想，我总觉得《归来》是张艺谋受到伊朗电影《一次别离》影响后激发的灵感。我们一直说《一次别离》证明了即使在审查制度严苛的伊朗也能拍出如此伟大的电影，而张艺谋正想通过《归来》证明，即使审查制度无法让我们讲述文革，他也可以通过一个家庭的悲剧拍出一部意味深长的反思文革的电影。但事实上，这个对比糟糕透了，这个单薄的、可怜的、滥情的、平庸的家庭悲剧只能证明了导演的同情心泛滥，以及对他们成长时代割舍不掉的怀旧，而不是对一个残酷时代的反省。
最后补充一句，这部电影中陈道明与巩俐的演技无可挑剔，尤其是巩俐，奉献出了她演艺生涯以来最好的角色演绎。但是一部电影如果只有角色吸引人，说明已经失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