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谅我“标题党”了一次，因为我并不愿意用“坏老人”这个字眼，只是最近舆论都在这么说，不用“坏老人”，似乎不知道我要说的是什么。
切入正题之前，不妨先说点儿题外话。上周，因为要为自己工作的版面找选题，我的朋友周东飞（《潇湘晨报》评论员）提议说，可以做做最近有关老人的“负面新闻”啊？我的第一感觉，兴趣不大。“广场舞老人”已经说的太多了，“讹诈的老人”此前已经被媒体炮轰N遍了。这样的社会新闻早就该冷冻了吧。东飞接着说，有媒体从最近一系列老人负面新闻中概括了“老人变坏还是坏人变老”的疑问。当“老人”和“坏人”联系在一起时，我承认我兴奋了。这种兴奋中其实是对“老人变坏或者坏人变老”这种概括的极度不认可，“坏老人”？这是个多么冷血的标签。
好吧。现在切入正题。老人真的“变坏”了吗？类似“广场舞”“敲诈”等和老人有关的负面新闻已经说得太多了，还是说说身边的事吧。
我会想起上下班高峰期那些和年轻人狂挤公交车的老人们。特别是早晨时分，有些老人其实就是为了赶个早市，他们丝毫不顾忌年轻人上班的劳顿，提着一兜子从集市上买回的便宜菜挤上公交车。困顿的年轻人本来还想趁机在座位上打个盹，但你不得不给这些老人让座位，否则，你就面临着道德压力。老人坐了一两站地颤颤巍巍下了车，年轻的人们憋着一肚子气继续在车上晃荡着：这些老人为什么就不能体谅一下年轻人，非要在这个时候出门挤公交？这样的场景在每座城市里每天都发生着，我们腹诽着不懂得体谅年轻人的老人，是他们的“自私”加剧了我们上班路上的辛苦。可是，这样的场景能证明老人“变坏了”吗？年轻的我们总是在强调自由和权利，那么挤公交对老人来说是不是一种自由和权利，当他们不喜欢让渡这种权利时，我们有理由批评他们“变坏”么？

（2013年11月25日，安徽亳州，一位老人展示她用各色棉线、棉布和棉花等材料手工缝制的虎头鞋。东方IC供图。）
我会想起十字路口那些不遵守交通规则的老人。闯红灯、逆行，你轻按车喇叭，他们似乎从未听到你善意的提醒依然我行我素。好几次开车行驶在快速高架桥上，有老人竟然无所畏惧地驾驶着他们的电动马达（老年代步车）悠然自得穿梭在疾驰的汽车间。这些时候，你在心里都会忍不住批评这些老人“倚老卖老”“为老不尊”。可是，当你放在“老人变坏”这个命题中来掂量老人们的这些行为时，不遵守交通规则的年轻人并不比老人少，骑着摩托在快速车道里玩赛车的年轻人也不比开老年代步车的人少，我们凭什么去单单去指责老人这个群体“变坏”了呢？
也许我算比较幸运。我居住的小区比较小巧，因为没有广场，所以从没受过广场舞的侵扰，我倒是遇到过很多善心的老太太。家里的小孩子刚刚上幼儿园的时候，因为无人接送，小区里一位78岁的老太太主动承担了帮我接孩子的任务。受人恩惠，总要表达一点谢意，每次要给老太太表示一番的时候，都被她婉拒。她说她这辈子看过很多孩子，亲戚家的，邻居家的，能帮忙的她都尽量去帮忙。老太太的几个儿子有自己的企业，家境不错，老太太说，“我们什么都不缺，你们千万别费心给我买东西”。那么多次仰仗着小区老人们帮我看孩子的慈悲，至少从我自己的体会来看，我身边的那些老人们一点儿都不“坏”。所能体会到的“坏”，最多是他们在看到自己的孙子孙女被别的小朋友推攘了之后，他们会毫不掩饰的教育自己的孩子，“你也推他，使劲推。”是的，他们还没有学会年轻人的教育方式，不懂得如何在众人面前委婉地告诉自己的娃“保护自己不受别人欺负”。
每个人的生活半径终究有限，有限的观察当然不足以为一个群体“正名”。舆论归结了这一代老人的诸多不是。比如功利，比如不爱排队，比如不受规矩等等。诸多的剖析中，我承认“什么样的成长背景决定什么样的修为。”
比如我的父母。那时候他们赶火车，一定会早早地出发，到了火车站离火车进站还有一个多小时，他们也不嫌浪费时间。他们总是怕赶不上趟。我承认这里面有个人性格的因素，但也许真的和他们的成长背景有关。我爸是1949年出生的，我妈是1952年出生，他们好像“怕”惯了，生怕被丢掉，所以凡事都要往前赶。他们都是工人，经历过国企改革，经历过待岗，下岗。矫情一点说，他们算是成长匮乏的一代吧。物欲匮乏，精神匮乏，所以，修为上也可能匮乏。排队，他们总喜欢排到前边，生怕排在后面就没机会了。这是不是他们这一代人的“通病”，我不知道。
客观地说，我们现在所面对的这一代老人，他们身上确实有着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跳广场舞的大妈们缺乏公共意识。但是，他们所带出来的问题，我们是不是就可以拿“坏”字来评价他们？“坏”是一个多么残酷的字眼。当我们这一代人老了，如果年轻一代也用“坏人”来评价我们，我们会不会听着脊背发凉？！
按照流行语的分析，老人们呈现出的种种问题，也许不是“老人变坏”了，而是“坏人变老”了。当你看到这个方法论的时候，有没有感觉惊异？我们分析“老人变坏”这个话题，一般会想到老人和年轻人的不同，是在一个切面上考虑问题。但是，“坏人变老”则是从纵向深度上来考虑问题，说的是“那个时代”的人现在成了老人，“那个时代”的种种印迹也都带到了今天。
“那个时代”的人都是些什么人？原来他们是经历过历次政治运动的人，受政治运动的影响，“他们的功利主义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在政治运动中，他们学会了“捕风捉影的举报”，“莫须有的罪名，亲人间的反目，对老师和父母的批斗，批斗中的各种人格侮辱，武斗中的残虐，都使得耳濡目染的这一代人不懂得‘底线’二字为何物。”“那个时代”的人，也就是现在我们面对的“新晋老人”，原来都是这样的人？
这样的人当然不是“好人”。但是，即便是在同一个历史年代中，是不是所有的老人都受到过政治运动的浸染，尽管政治无处不在，但是谁又能统计出饱受政治运动影响的人是绝大部分呢？凭什么以这部分人身上的“恶”来指代这一代老人的“坏”呢？把握了话语权的年轻人，总是很自信得总结着上一代人的“共同之恶”，以为着从那个时代出来的老人都是政治运动的牺牲品。恍惚间会以为，那些“跳广场舞的大妈”、那些“讹人的老太”是不是都曾是“红卫兵”？
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恶人”。就像我们身处的时代，有着为富不仁的“官二代”“富二代”。这些“二代们”将同我们一起老去。当我们都老了，当后辈们也如现在的我们一样说起“坏人变老”时，我想我会问他们，那些人的“坏”和我到底有什么关系？
“坏老人”是个多么冷血的字眼，我们还是打住吧。

唉，社会就是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