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妮：《致青春》的整个表述方式恰恰可以视为这个时代的表征：个人无处不在的无力感。青春不再具有激动人心的召唤力和指向当下的行动力，它只是孤独个体的缅怀对象，它发生在过去，结束于过去，除了留下一种“终将逝去”的惆怅以外，它始终与当下世界隔开一个鸿沟。换句话说，如今的青春只剩下一堆恋物癖的旧物，以及一系列不及物的情绪：莽撞、冲动、无助、彷徨等等。问题是，这些情绪本身并不能佐证青春的意义，所以电影把全部的意义都指向了爱情。
刘佳：而且，这几部电影里的爱情都“有疾而终”， 在这种情况下，爱情，作为一个表征、一个突破口，本可以此为契机揭示出当下社会深层次的矛盾，从个人的爱情悲剧突入到现实矛盾之中。但很可惜，这几部电影都从爱情开始，由爱情结束，寸步不移！
黄蕾：而且，在晦暗无聊的青春中，爱情总是充当最后的救赎，大学生们似乎每天不是在谈恋爱就是在将要谈恋爱的路上。在《北京遇上西雅图》里，爱情更是进一步成为拜物教。文佳佳无论怎么拜金不讲理爆粗口做小三都没关系，只要对爱情坚贞不渝，她就可以一直幸福下去，当然前提是够美。电影里，最后文佳佳离开钟总那一段很有意思，作为小三的文佳佳耐得住孤身赴美的寂寞，可是作为妻子的文佳佳对独守空房忍无可忍。爱情在这部电影里就像免死金牌，可以对任何伦理问题免疫，无论你出什么牌，只要我打出爱情牌，就所向披靡。
冯妮：在近年来的中国电影里，我们已经太熟悉这种调调的爱情故事，它毫无压力地发生在任何时代任何地点，最大程度地剥离爱情里来自日常生活的、文化的、社会的要素，只剩下两个赤裸裸的人相恋至死。并且，“爱情至上”被奉行为宇宙第一原则，并能轻而易举地拒绝一切外界的约束和审问，只要是真爱，绿茶婊顷刻变女神，屌丝虽然不能立即变身高富帅，但他一定能自主创业成功，怀抱美人归。而青春电影似乎有更充分的理由制造一个真空的“校园爱情”神话，通过将爱情供奉为一切价值的核心，弥补了青春话语日趋空洞的困境。但吊诡的是，在《致青春》里，一旦遭遇到外来因素，爱情立即速朽。
黄蕾：也就是说，爱情不是没有克星，“爱情圣经”之于“去美国”，就像是孙猴子遇上了唐僧的咒语。
不是点缀的“美国梦”
冯妮：在这几部电影中，“美国”或“美国梦”不是点缀，而是无一例外地构成了结构性的要素。《中国合伙人》里，美国梦是青春的共谋；《致青春》里，美国梦是爱情的第三者；《北京遇上西雅图》里，美国梦既是红娘又是牧师，总之，无论怎么样，没有美国梦的在场，青春就失去了目标，爱情就无法起承转合。有意思的是，80年代以后的“美国梦”其实说到底就是个人发家致富梦，但是在《中国合伙人》的叙述里，却又被默契地包裹上一层“理想”和“价值”的光环，《致青春》里曾毓苦口婆心地教导陈孝正：个人才华的施展必须通过出国深造来完成，留在中国就是对不起自己的理想。而《合伙人》里的孟晓骏生在一个留学世家，爷爷父亲都是留美博士，但轮到他出国时，他却豪情万丈地说，我不回来了！这一幕甚至被导演拍出了一种孤注一掷的英雄气概。我们知道，当前中国电影的基本逻辑是把英雄拍成普通人，但靠贩卖美国梦发家的中国合伙人却是少有的英雄形象。
王大可：从80年代迄今，美国梦至少影响了两代人。《合伙人》这部电影换个标题，就是“致成功人士的美国梦”。有意思的是，这里的美国梦不一定要以直接以去美国或者留在美国为大团圆，相反，当真正面对美国时，这些英雄们往往是梦碎纽约，梦要再次回到中国才能实现，这个逻辑看似试图讲述出一个不同于此的“中国梦”，或者至少为对所谓的美国梦提供了些许反思的契机。但实际上，稍加分析我们就能看到，这里的“中国”，只不过是美国梦的原材料供应基地和倾销点，电影里的“新梦想”英语培训学校，则是通过再次包装、售卖美国梦而发家致富。
刘佳：申请签证面试这一幕在电影里反复出现，很值得解读，主人公孟晓骏回国后在“新梦想”开设一对一模拟面试，主要便是为了教学生如何在美国签证官面前表述、演绎自己。可以将这个面试过程视为一种隐喻，在主宰生死大权的美国人面前，为了避免“移民倾向”的嫌疑，中国人的“美国梦”反而需要被暂时压抑，“你要表现出视绿卡为一张手纸的气势，擦屁股都嫌硬！”与此同时，还需要将自己伪装成一个“爱国者”和“文化自信者”。
王大可：这也体现在电影后半部分叙述试图将饱受压抑的主体翻转过来，并试图走出一条“征服美国”的主体之路，这种自信建立在“我现在比你有钱”的前提下，但是，财力堆砌出来的自信还是不小心泄了底，电影结束前，孟晓骏收到的最好的礼物是在他当年被排斥的实验室里挂上他的名字，这就好比汤唯最后要回到帝国大厦才能大团圆，说到底还是耿耿于怀于用他者的眼光来确认自身，这仍是弱者的逻辑。
冯妮：这几部电影里对于中美之间的差异仍然停留在80年代“文化热”的那种较为浅显的认识上，把许多政治、经济的问题庸俗地归为文化不自信上。其实导演在回溯美国轰炸中国南联盟大使馆这一非常时刻中，原本是有机会嵌入更复杂的现实关系，然而，这一情节却夹在“新梦想”与“美国梦”被消化掉了。这一事件，实际上是中美关系的一个分水岭，但在电影里被简单地处理为一个民粹情绪，处理为文明和野蛮的对立，最后那句“师夷长技以制夷”，真是一种讽刺。
刘佳：因此，问题正在于，我们想拥有的“新梦想”与“美国梦”究竟构成一种什么关系？是简单的“拿来主义”还是“自力更生”？
王大可：跟赵薇比起来，陈可辛的抱负显然更大，在一次采访中，他针对记者将《中国合伙人》称为“陈可辛版《致青春》”的说法表示了不满，他认为《中国合伙人》不是《致青春》，它不甜蜜也不是爱情，这部电影要拍的是中国最重要的30年的变迁。但是，换一个角度来说，导演恰恰认为只有在美国梦的刺激下，在追寻美国梦的过程中，这三十年的变化才得以发生。但是，问题在于，这三十年的历史如何被放置在一个更具反思性的维度里，在或许是我们重新开启当代文化批评时需要重新考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