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杰伦安静地走向更衣室，已经接近晚上11点，距离开工已经过去了12个小时。然而整个工作过程他都沉默寡言，偶尔看到摄影师拍出满意的照片也只淡淡地微笑赞一句：“不错哦”，音量轻得没几个人能听到。也许因为眼前要开的演唱会，眼前的周杰伦真得很瘦，造型师Emily说：“要多亏《天台爱情》（原名《天台》）这部电影。以前他发胖，我都会威胁他以后就转型当嘻哈歌手，但是自从拍完这部片，现在都没有角度问题，大家不要再说他是修图的，再说他修图，我就发飙。”

    其实除了眼神中偶然流露出的岁月痕迹，他和当年看起来外表变化并不多。那时周杰伦还在还在吴宗宪手下写歌，高产的时候三天可以写十几首。有一天吴宗宪说你这些歌好像都不错，但是没有人可以唱。后来现在的经纪人杨峻荣说你干脆自己唱唱看好了。“机遇的确很重要，如果当时没有吴宗宪叫我来写歌，没有杨俊荣给我机会出唱片，那我现在可能只是个教小孩子弹琴的钢琴老师，所以要抓住机会。如果你没有伯乐，那你就要成为自己的伯乐。”

    紧接着的就是华语乐坛的一场革命性颠覆，RAP、R&B，中国风开始在唱片店里正式登堂入室成为主流。的确，如果没有周杰伦，华语乐坛会成为另外一番景象。

    第一张同名个人大碟《JAY》在台湾做到了50万张的销售记录。“其实是在成功推出处女唱片之后，我才开始想我要怎么做音乐，才跟别人不一样。”随后，《范特西》让周杰伦不可思议地冲上了亚洲销量过百万张的神话地位，并成为有史以来第三个卖了第一张专辑就在香港红磡体育馆开演唱会的艺人。此后的《八度空间》、《叶惠美》、《七里香》几张专辑助其稳固了大中华唱片一哥的地位。“其实我知道，我第一张专辑就大卖、做到主流，和时机有很大的关系。如果晚一两年出来，周杰伦可能就成了某某某的影子。如果早两三年，没有被大家接受，可能还是继续非主流着。后来大家都喜欢你的音乐，你就知道，还蛮幸运在那个时候发片的，”周杰伦说道。

    “我觉得自己是这个圈子的异类。我不适合在这里生存，因为我不懂如何包装自己，但恰好这个社会就需要我这样的艺人，大家比较有新鲜感，所以咬字不清也变成一种潮流。很多东西都不是刻意的安排，那时没有人去唱《双截棍》或《东风破》这样的歌，而我唱了，所以这是一种运气。很多人唱得好，不一定能成名，我也不能说我唱得有多好，运气其实是百分之八十。”出道12年，他从未完全习惯这个世界，但这个世界全然习惯了他的音乐。美国的“后街男孩”说，我们是通过周杰伦的音乐来了解中国文化的，《双节棍》、《龙拳》、《菊花台》这些歌都听过，虽然我们不知道歌词的意思，但我们知道，他在某种意义上给这里的音乐带了来重生。

    但其实在那之前的六个多月，周杰伦都是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因为这种“歌武动作片”在中国几乎没有人拍过。他也只是第二次做导演兼主演，显然还很难在两个职务间很好地转换，结果成了NG最多的演员。“我拍戏的时候很矛盾，会观察摄影在哪，道具是否穿帮，而作为演员我又是很入戏的人，搞得自己不停要转换情绪。比如女主角李心艾演得不到位时我会说她，可是说完后我就要变成片中的角色浪子膏，对她很贴心很不好意思的样子，所以我常常把自己搞得很分裂。”

    “他的本业，最好的还是音乐。没有人是孙悟空，可以七十二变，” 杨峻荣这样说。方文山说自己是用功型作词者，而周杰伦是天才型作曲家。他写歌不一定要很美的环境，也不用在很安静的地方，只要有一样乐器，一台钢琴或者一把吉它，随时随地都可以写。创作对周杰伦来说，是存在于生活中的，“我可以在拍戏的空档中写歌，拍《天台爱情》时，晚上有灵感就赶快写歌了，没灵感的时候我是不会逼自己挤出东西来的，但只要灵感一开，就像一大堆宝藏等你去挖掘一样。”

但电影毕竟耗费了周杰伦很多心力，他一直觉得影像和音乐是可以互相增加创作灵感的两个范畴，彼此并不冲突。对于电影，他所追求的却是充满变化的过程，“在电影上，我不会追求固定的风格。它跟音乐不一样，因为我还没有找到成功的类型，所以要多多尝试。《不能说的秘密》是我的第一部电影，但是《天台》，我一定会让大家看完之后，觉得不是同一个导演拍的。在艺术上面，我是一个贪心的人，但绝对不是玩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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