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味道

　　言之无文，行之不远，食之无文，自然也是行之不远的。当时上海是最重要的文化中心，报刊云集，与文化人仿佛成了鱼与水的关系，彼此离开不得。这种中心地位，郁达夫的例子最可以说明。当年郁达夫因为王映霞的关系，离开上海，回到近在咫尺的杭州，杭州当局竟奉为上宾，其礼遇绝不亚于当今一所二三流大学聘得了一位风头正健的院士；其去福州，更是以一介布衣文人一跃而成为享有月薪三百大洋的省议员(胡适在北大的薪资，也才二百七十大洋也)，尽管如此，沪上友人还是深为惋惜，以为会荒了他的文笔。

　　所以说，如果没有上海，“食在广州”的名头是响不起来的。聊举两个例子。话说时光到了民国中后期，“食在广州”的风头也已健了数十年了，似乎也该淡点光景了，身为著名老饕团体“狼虎会”会员的沪上名流严独鹤先生，便在《红杂志》1922年第36期刊发了一篇《沪上酒食肆之比较》，以为沪上各路食肆多了去了，粤菜馆没什么了不起的。未几，便有少洲先生在该杂志同年第41期刊发《沪上广东馆之比较》，历数粤餐馆的威水史，委婉地予以驳回。

　　时光又过了二十年，又有一笔名秋容者在1942年第1期的《大众》杂志，撰写了一篇《食在广州？食在上海》，从另一个角度发难：他先是承认广东菜的地位，认为不仅是公认的全国第一，甚至可以说是世界第一，但是，你在广州，老吃那广东菜，不腻味吗？哪比得咱上海，除了广东菜，八大菜系九小菜系西番菜系菜菜有吃，因此，“与其说食在广州，毋宁说食在上海”。此说甚为有理。但旋即有张亦庵先生跳出来，在《新都》杂志1943年第2期撰文《食在广州乎？食在广州也！》，振振有辞地说广州那地方，菜式不独手艺好，食材也较你上海强多了。

　　所谓有容乃大，在当今社会流动十分频繁，饮食业跨地区经营十分方便的情况下，人的口味适应力变得超强，对饮食需求的多样性要求也日益增强，方此之际，除了特色的地区风味以外，能否提供充分的选择空间，或许更为重要。基于这个逻辑，我们一方面固然要寻找传统资源、寻找新兴资源，不断改进丰富粤菜的做工与款式，另一方面更有为省内省外、国内国外，各路菜式，提供良好的生存与发展空间，这样才是与时俱进的“食在广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