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人》(L’Amant)讲的是一个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故事：在殖民地，一个贫穷的白人姑娘和一个富有的中国青年的绝望的爱情故事。谁都会讲这种故事，就看谁讲得精彩了。我以为写小说就是如此，看谁把故事讲得精彩，还能从精彩的故事中挖掘出思想。
　　这个故事杜拉斯基本上是按时间顺序来安排的，剪辑其中最精彩的片断呈现给读者。在这些精彩片断中，穿插着一些叙述，作为对主要情节必要的补充。这个故事又不是一路讲下来的，中间又穿插着作者对自己家庭生活，殖民地生活的叙述，甚至还有多年以后的叙述，当然，多年以后的事情也与情人或她与情人的关系有关，总之，受这个主要故事的影响。这种安排使文章更加紧凑，似乎只是发生在作者16岁半到18岁之间的事情——事实上也是如此。但实际上作品的容量很大，时间跨度也很大，一直延续到作者70岁。中间很多情节和叙述，都经过了作者多年的积淀。 　　作者的家庭生活和殖民地生活的大篇幅加入，并不是无关紧要的，这都是故事发生的背景。如果不是出生在那样一个贫穷的家庭，我是不会出头露面的，更不会为了钱而和中国情人来往。也许我最后也爱上了中国情人，但事情的开始不是为了爱情。殖民地上流社会和下层人民的生活对照，可以作为故事的背景音乐，也可以体现出作者对人生的观照。每个人的生活都不是完美的，都充满绝望。殖民地有很多风流韵事，作者单写了一个贵夫人，她的为了她而绝望自杀的情人。迷乱绝望的生存背景，配上一段绝望的爱情，增加了作品的深度和力度。作者冷静地写这些事情，主旋律和背景都是美丽的绝望的令人唏嘘不已的。这就使这段爱情不同寻常，成为特定的历史阶段特定的社会背景下的一段爱情。同时使这篇作品没有落入爱情故事的俗套，赋予它更为广阔的时代和社会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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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电影而成就一个作家的事，总是屡见不鲜的。《情人》于杜拉斯就是这样。杜拉斯从十几岁开始写作，但直到她70岁的时候，《情人》的出版，不，是《情人》拍成电影后，她才广为人知。《情人》出版于一九八四年，当年就荣获龚古尔文学奖，这使得杜拉斯成为享有世界声誉的法语作家。一九九一年，法国著名导演让雅克阿诺成功地把这部名噪一时的自传体小说搬上银幕后，又使得杜拉斯成为当今世界几乎家喻户晓的女作家之一。也正是《情人》这部电影，才使得中国读者熟悉她。
　　杜拉斯在写作《情人》时，已是七十高龄。她18岁离开出生地越南，奔赴巴黎读书。念的是法学、数学与政治学，但她却迷恋上了文学，并且走上终生从事职业写作的道路。《情人》可以说是一部自传体小说，至少具有浓郁的自传色彩。小说以一个年仅十六岁的法国少女，在渡江时与一个中国富家少爷邂逅开始，沿着这条叙述线索，渲染出一幕疯狂而绝望的爱情悲剧。
　　《情人》的独特魅力之一是它的语言，她的语言对历史具有俯瞰式的洞察力，对回忆的积压表现得富有张力、深邃、沉痛，从而使文章中充满了悲绝的意味，读后让人唏嘘不已而又回味无穷。杜拉斯是一位极端唯美的实验型作家，平庸与通俗为她所不屑，她是那种把风格与先锋视为至高目标的作家，也是那种善于制造警句的作家。对语言的挑剔使得她的小说具有极强的冲击力与震撼力。
　　《情人》的魅力之二是它场景唯美的描述。你看《情人》的场景：八十多年前的
一个夏天，殖民地时期的越南，发黄的湄公河上漂浮着菜叶杂物，河水湍急，大地倾斜。轮渡上伫立着一个打扮不伦不类的少女，她头戴一顶男帽，脚穿一双廉价却缀满饰片的鞋子，一只脚踏在舷栏上，眺望远方。“他们一次次地激情相拥，除了做爱，还是做爱，什么都不多想。屋外此起彼伏的吆喝声伴随着他们的呻吟；来来往往的人的影子，透过木格子的门和窗投进来……”大胆又不失含蓄的镜头处理；最后，那场不同寻常的唯美的离别；那首肖邦的圆舞曲，小姑娘终于轻轻滑落的泪水……
　　《情人》的魅力之三是它的基调的绝望。杜拉斯笔下的爱情是绝望的，灵魂是绝望的，肉体是绝望的……甚至连语言都是绝望的……在《情人》里，湄公河上十六岁的白人小姑娘与中国北方的黄皮肤男人的爱情就是如此。
　　《情人》的最大魅力还在于它的自传性，真实的自传性。作为“情人”的杜拉斯，以一个白发苍苍的女人，在岁月的风尘染白鬓发之际，回眸那段尘封已久的异国恋情，依然有力量用极其惨痛的语言表达出人生的悲剧，把爱与恨演绎得如此分明紧密，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情人》中绝望无助的性爱，无言悲怆的离别，爱到尽头的孤独感，使人流涕，令人痴迷。只有杜拉斯才能把把爱情的本质阐述得如此淋漓尽致。
　　人们评价杜拉斯的时候，总是说她懂得欲望，诠释了爱情。《情人》这本书，是杜拉斯对失去的年华的最后一次呐喊，看了它你也许会对欲望和爱情有一个更深的理解。